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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笑话引发的思考——兼论公共空间

一则笑话引发的思考——兼论公共空间
   
   今天在网上读到一则笑话,内容是调侃娱乐人物的,为了论述方便,先将这个笑话复述一遍,我这个人不擅长讲笑话,所幸,在这里我不必担负起娱乐听众的任务:
   一人问一另人:“如果某某和某某同时落水,而你手中只有一块砖头,你砸谁?”
   另一人想了想答:“谁救砸谁。”

   
   读完了这则笑话我笑了,这其中的某某和某某都是时下风头正劲的娱乐明星,而靡集在其周围的舆论和话题如飞蛾扑火般源源不绝。从这则笑话可以看出一些观众对两人的反感——在一个娱乐消费时代,大众对某一娱乐明星的追捧或厌恶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商业和消费获得了广阔的生长空间,换句话说,这种直观的张力,体现出一种深谋远虑的战略效果,而通过市场的检验,这种策略无疑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作为消费娱乐的大众,已经不满足于对娱乐明星的单向度移情,而是在与偶像的近距离接触中——新世纪的交流工具使这一点成为可能——获得了彼此身份的双重塑造;明星离不开“粉丝”,而“粉丝”也只有在明星的前提下才可以存在。于是,两者之间的互动,成为了新时期娱乐消费的普遍形式。明星、观众和媒体,三者构成了打造娱乐方舟的主体,成为横跨经济之海的航空母舰。媒体将明星放置在了观众面前,就像是货架上的商品,观众根据个人口味和偏好各取所需,当然,这其中就有审美与审丑的区别——有叫好的、就有拍砖的;而这两种取向最终的合力,又进一步促使明星的关注度上升,使媒体资源更青睐于这些人气正旺的明星,而这种效应又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关注明星……如此循环反复,大有“娱乐至死”的意味。媒体和明星的好处自不必言,观众们或是在追逐偶像的过程中寻找到精神和情感的满足,或是在对其反感的揶揄和讽刺(甚至漫骂和仇恨)中体验着泄愤的快感,而就是在这种娱乐商业化的过程中,一种思维也在悄然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认知。而在这则笑话背后,我看到了这种思维的现身和运行。
   本来,人们对于娱乐偶像的好恶并不对明星本人造成实际的影响,就像笑话中所表现的那样,这种将偶像置于急难状况下的情景预设,已经清晰传递出部分观众对明星的审丑反感;但是,这个笑话还不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它走得更远,将对偶像的反感推向了极端,因为这里登场的不仅有明星和观众,还有第三方势力——救助者。如果说,笑话中的“落水困境”是观众为偶像设下的陷阱,而这种预设是由于观众对偶像的极端厌恶——即使这种厌恶可能有损于观众的私德,但至少还未超出私人空间;而接下来第三方势力的出现,却根本扭转了这种本建基于私人空间中的价值判断。
   在出现了“落水困境”之后,“救人者”出现了,虽然笑话本身并没有给出“救人者”与偶像之间的关系,因此,我更愿意将“救人者”视作价值中立者——既不是落水偶像的“粉丝”,也不是作为反感偶像的一众;“救人者”只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见义勇为者;这个“救人者”偶然目击了“落水困境”,而他做出的选择就是救人。我们不知道这位义人会救谁,因为这牵扯到另一个选择;但无论他救谁,都是一件义举,而义举是具有公共价值的,义举本身是一种公共事件,是对公共空间的积极建设;义举是公德的代表,不同于私德,后者不具备公共性质,它是私人道德水准的体现,不具备模仿的普适性,也就是说,私人道德的楷模没有供人学习的必要,它只有在私人空间才具有评价的意义,虽然在楷模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道德的崇高,但是,这种道德依然属于私人偏好,而这种偏好是基于公民的自由权利建立的,而公民的自由,我认为是一种“消极自由”的体现,也就是“不做……的自由”,在私人道德领域中,一个公民可以选择“非道德至上主义”的生活,人们有权利过一种自己希望的生活,而不必被任何一种强权“劫持”,无论这种强权是以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历史的等等面貌出现,而权力对个人自由的“劫持”是专制政体的共通点,也就是说,在专制社会里,比如我们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中,权力对于个人道德的强调,与权力维持其统治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权力在道德叙事上的努力,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一种对人们的管制,通过假借“道德”的话语来运转维持而已。就像在毛时代,体制给予“阶级斗争”的至尊地位,正是这种统治策略的继承和延续。道德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仍然在统治阶级的意志之下发挥其伦理作用,是否拥有一种独立于权力的道德话语?虽然这很难,但是,在民主制度中,我看到了这种可能,在一个公民自由被宪政保障的制度下,在人们不必害怕权力对自己的权利随时可能侵犯的社会中,当私德与意识形态保持最小交集的时候,使讨论私人道德成为可能。
   而公共道德却与私人道德不同,它是伴随着公共空间的产生而出现的,而公共空间则是现代化、民主化的产物,从前现代社会逐渐解体的进程中,权力和个人之间,在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时,需要一种不同以往的理念来重新划分对资源的归属和分配,无疑,民主政体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长远且稳定的制度支持,这也就在权力和个人彼此的领域范围之间,留下了大面积的公共地带:它不属于权力,也不属于私人,而是属于在这个空间中活动的人们;既然如此,也就需要一种规则来规范空间中人们的言行,而这就是公共道德的起因,公共道德不是用来规训人们的私人空间,它的作用和意义只是在公共空间中得以体现。在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之间,并非全无交集,如果说构成公共空间的最小单位仍然是个人的话,那么一个人的私人道德越高,就越有利于公共道德的建设;但是,假如一个人并没有高标的私人道德,也并不影响他在公共空间中学习、遵守、实践公共道德,公共空间本就是人们互相交流、学习的空间,它的健康度与人们对它的建设密不可分。
   可以说,公共空间是民主制度的基石,早在民主制度出现之前,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前身,就成为积蕴民主力量的载体,市民社会的平等参与、协商合作、信息共享等等特点也成为构成民主理念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是否有一个良性的市民社会,对于建设民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一旦民主制度成为现实,又会反过来促进公共空间的发展。那么,在一个前宪政的国家中,公共空间是否存在呢?
   答案是肯定的,当我们告别了极权时代,逐渐走向法治社会的时候,国家和社会的分野越发清晰,两者的不同职能和作用,让民众更关注后者提供的空间。因为人们的权益要在社会领域得到实现,而当民众在向政府(国家)吁求自身的利益时,分散的个人是不利于民众与政府谈判,而人们可以借助公共空间来为自己的吁求增加分量(公共空间并非惟一的资源,在民主制度下,民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可以说,公共空间本身就具有缓冲国家主义对人权挤压的功能(而一个成熟的公共空间,也是对民主制度的促进,它让公民对自身的权利和责任进行全方位和深层次的确认,在对公共空间建设的关注和参与之中,发挥民主制度的优势,使这一经验总结的“最不坏”的制度,真正实现每个人的最大幸福)。而在宪政尚未实现之前,通过营造公共空间的途径来促进政治制度改革,也是一种最经济的选择:首先,公共空间是民众公共生活的合集,其中包含了民众广泛的公共利益和责任,人们对公共空间的参与热情要超过单一的政治诉求;第二、公共空间的权利话语避免了政治叙事的刚性,它回避了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诉求,而从社会角度采用一种改良的方式申诉、维护公民的自身权益,而这种方式又足以借用法律资源获得法理上的支持;第三、民众可以在对公共空间的建设中,增进交流和互通,而这是民众自我组织社会资源、理性筹划、平等协商等等公共行为和品质的绝佳锻炼机会,人们通过对公共空间的建设,从认知到实践完成一个现代社会中,公民的自我启蒙过程。这是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无法做到的事情,而一个优质的公共空间,对于未来的民主转型是必要的。
   这里稍微引申一下,我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东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公共空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这些地区所传承的宗教传统,教会在民主转型中扮演了了重要角色,还有像一些地下的社团与组织,这些都可以视作公共空间的存在形式。这也让我联想到了80年代的中国,8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也促成了极权制度下,权力对于社会空间的严密管控,在当时体制将这种情况命名为“自由化”(在许多国家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在前期都有“自由化”的表现,但是,“自由化”并非一定促成民主制度;我认为“自由化”依然是“社会总发条松动”的表现,它标志着集权的松懈,但是,“自由化”与实现民主的目标之间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就是一个例子),而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从极权到后极权社会过渡进程中,体制铁幕松动的象征,而波及社会层面的时候,就表现出人们的生活拥有了更多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又自然催生了公共空间的萌芽,而公共空间发展的高潮就是1989年夏。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公共空间已经成熟,实际上广场政治距离我所谓的公共空间不能混为一谈,不过,虽然广场政治的时间短暂,但是广场上的人群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甚至在短时间内就出现了许多公共空间的雏形,而这些意愿和行为都是建设公共空间的优质资源。历史无法假设,但是如果当年可以从广场全身退出,让那些在广场上诞生的思潮和实践,在社会层面继续发挥其作用,不敢说一定会在短时间内促使政治体制转型,但至少会保有一个相对独立、宽松的公共空间,而这个空间就是未来的民主火种。历史充满反讽,那一夜,成为了这个国家和人民未来命运的分水岭,今天来看,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体制的政治道德底线被突破,而民众的政治改革热情遭到迎头棒喝,改革出现了必然的停滞,而92年重启的改革由于缺少了政治改革的内容,剥夺了民众在政治层面的参与可能,也就让政治和资本的联姻成为必然的趋势,92年的改革,是一个起点不公的竞赛,拥有优势资源的一方远远领先于普通民众,这也就是过去二十年来,利益集团出现并成型的政治原因。
   再回到80年代,思考公共空间的建设,做为80年代的高潮,广场政治的失败与公共空间是否存在联系?我认为还是有的,当人们涌向广场的时候,实际上,公共空间只是刚刚出现,还未来得及成长壮大。一方面,人们拥有的时间太短暂了,从毛时代的结束,到78年开始的改革,这其间体制又针对“自由化”趋势进行的几次社会运动,使得公共空间真正成长的时间不超过十年;另一方面,突如其来的广场政治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广场上,直接的民主诉求(虽然并不具体详细,但至少表达了鲜明的政治愿望)使人们下意识地认为民主指日可待,而忽略了对公共空间的关注,而公共空间的建设不同于广场政治,其本身具有运行的独立性,它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和民众持续不断地参与。因此,由于80年代公共空间的孱弱,没有为广场政治提供经验和智力支持,也可以视作广场政治失利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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