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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的终结?

恐怖主义的终结?
   
   本•拉登被击毙,一时间成为了世界媒体争相报道的消息,奥巴马对此事做了新闻发布,在多方比对证实是拉登的尸体后,24小时内,美国的航母对拉登的尸体进行了海葬。拉登在美国的追杀下可以亡命十年称得上是一个奇迹,无论究竟谁在为拉登通风报信,总之,今天,拉登已死。就像奥巴马所说:“只要美国人执意去做,就能做到……”而这一次,美国做到了。在击毙拉登之后,奥巴马先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小布什,毕竟是小布什任内发生的“9•11”恐怖袭击,并且也是小布什领导了阿富汗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如果说小布什发出了对拉登的刺杀指令,那么这个任务的最终完成是在奥巴马的任期内,在两位总统之间,传递的是怎样的一种接力棒呢?在我看来,两者间传递的就是普世价值。从十年前“9•11”袭击那一刻起,以美国为首的资深民主国家不得不反思长久以来,普世价值对于这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上的贯彻和差距。针对于“9•11”发生,有学者认为这是宗教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我不以为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存在的时间很久了,但是“9•11”却是21世纪,摆在人类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无论是作为受害者的美国和美国人民,还是恐怖袭击的策划者,以及所有的旁观者;我们必须回答,究竟是什么制造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如果这种现象并非宗教之间的矛盾,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灾难?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制度,在民主和专制之间的矛盾,不考虑宗教对于民主的影响,而有趣的是,那些基督教国家(天主教和新教)几乎都是民主国家;而伊斯兰教国家多为专制国家(这次的阿拉伯世界民运将会改变这一政治现象),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外交政策,往往会被这些专制权力通过宗教的动员和意识形态宣传,变成为一种扭曲的民族情感,比如今天的伊朗、利比亚,曾经的伊拉克,甚至超出了伊斯兰国家的范围,比如古巴、委内瑞拉;从这个名单就可以看出,这些国家无一不是专制政体(虽然具体形式不同,但都是专制),而这些国家真的反美吗?我不能清楚地知道在这些国家中的民众对于美国是什么一种态度(还必须将权力对民众的宣传策略考虑进去),不过,看得出这些国家的领袖都是反美先锋、英雄,萨达姆如此,卡扎菲、内贾德、卡斯特罗、查维斯都是当之无愧的“反美斗士”,他们可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将整个国家和人民劫持为人质,或以“干涉内政”为由,或以“人盾”为挡箭牌,招式套路如出一辙;不过,需要辨析的是,这些“反美斗士”究竟反的是美国的哪些方面?据报道,萨达姆就有不少美元储备,卡扎菲的美元也有十几亿,估计其他的“反美斗士”也拥有不少美元,也就是说,美元,不在“反美”的项目中;那他们反的美国是什么?我看就是美国所代表的民主制度。如果全世界都是专制政体,那么这些独裁者们也就不必如此忌惮民主,恰恰是因为,在过去五十年、甚至二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民主道路,残存的专制政体已经曲高和寡;为什么独裁者要竭尽全力地与民主做斗争?观察这些国家中的财富分配就会发现,有权者掌握着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而百姓往往温饱不足,这就是专制政体的意义所在——专制国家无非是权力敛财的工具和手段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独裁者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持专制统治的原因。对于萨达姆、卡札菲等等的独裁者来说,所谓国家,和民众眼中的截然不同——民众被教育要为国家牺牲一切;而在独裁者看来,国家就是自己家,他自己的人生和家人的命运都投资到“国家”里面,国家不仅带给他们源源不断的利益,也在保障着独裁家族的生命谱系,一旦他们的“国家”被颠覆——无论是因为外力还是内发,独裁者及其家族的命运就可以想象了。因此,这些独裁者对内实行专制统治,用暴力和谎言禁锢人们的行动和思想;对外则祭起“反美”的大旗,煽动民众的宗教和民族主义情绪,抵制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通过此途径让专制统治固若金汤。经验来看,这种方法在短时间内和部分人群中起到了作用,但是,这种谎言和欺骗不可能长久地蒙蔽所有人,谎言也许有千万种,但是真相却只有一个,当专制政体将民众视作压榨的工具时,那么,结束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宪政就是人民惟一的选择。
   如果以上述观点来观察那些专制国家中“反美”领袖的“反美”言论和表演,就感觉在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大有滑稽的意味,因为一旦清楚了“反美斗士”的剧本和心理,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反美斗士”,而是“民主斗士”——专门与民主做斗争的“民主斗士”!他们高调的“反美”言论(顶多是言论,“斗士”们深谙光说不做,或者“闷声发大财”的精髓),绝对是一种“作秀”,“秀”给谁看?就是那些尚在蒙昧中的民众,让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在虚拟的仇恨标靶中,对自身被剥削、压榨、奴役的状况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并将明明来自权力的侵害,一股脑地发泄在毫不相干的国家和主义上面,比如——美帝国主义,对此,国人当不陌生吧?如果说在一个信息被专制权力牢牢控制的国家中,比如朝鲜,继续维持极权政体下的“谎言即真理”的统治策略,相对还算容易(即使如此,还有“脱北团”的存在;在历史上存在过的极权国家中,无论将宣传工具的马力开到最大,也无法将所有人的头脑全部麻痹、漂白,无论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斯大林的苏联,还是毛的中国,而今天的朝鲜也不可能例外于此);但是,在一个手机、互联网的时代,除非这些“反美斗士”向金氏家族看齐,否则,也得在经济方面有所松动,而市场经济与民主有着微妙的关系(并非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实现民主,但是,市场经济的确会重塑人们对于人权的认知;我们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市场经济已经繁荣,但是民主还没有到来;而吊诡的是,那些市场经济失灵的地段,那些“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的情况下,是否正是阻挠民主到来的最后堡垒呢?也就是说,民主还未实现,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还没有健全,国家权力对自由市场的插手和干预,使得市场经济未能发挥其全部的功能,而在这种情况下,是要完善市场经济,还是从政治制度的源头予以解决呢?这似乎成为了循环论证,但这是否可以说明,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当经济改革不能继续的时候,就自然要求政治上的改革,这就是我们目前正经历的阶段),在市场的前提下,权力不可能完全垄断信息,而只要在谎言的铁幕上打开一道窗口,真相的光芒就会启蒙蒙昧的头脑和心灵,而这就是未来燎原专制荒野的民主之火。而一些中东产油国,本身的石油资源就是外贸的主要产品,也就是说,不同于资源贫瘠的朝鲜,这些中东国家更有利于发展国内经济,而实际上,这些专制政权的领袖正是通过石油贸易聚敛了惊人财富。“反美斗士”的私人财产,要超过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有可能是所有美国总统财产的总和)不知几许,独裁者利用国家控制人民、聚敛财富,用民族和宗教情绪给民众洗脑,自信其专制统治可以千秋万代下去,而这种僭妄真的可能吗?萨达姆的结局,为所有的“反美斗士”敲响丧钟。

   那么,恐怖主义和专制政体又有什么联系呢?在我看来,是被专制意识形态“洗脑”或蛊惑的人们,成为了联结二者的媒介。可以想象,在一个专制意识形态盛行的环境中,在一个时刻鼓吹“反美”、“民族纯洁”、“宗教神圣”的语境中,在一个信息闭塞、普世价值缺席的社会中,人们很容易成为宣传工具的俘虏;但是,专制权力希望民众都像木偶一样被操纵,而不希望木偶随意行动,甚至有了自己的思想。可是,说谎者自己是不会相信那些谎言的——毒蛇怎么会被自己的毒毒死呢?倒是那些真诚相信谎言的人们,他们不甘于只是一味地屈辱在“帝国主义”的淫威下,他们想做点什么,来改变自己的处境——这不是人们加入恐怖组织的惟一原因,但是,至少一部分人是这样,而恐怖组织则为这样的人安排了一个“有意义”的归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恐怖组织只是在开发、利用专制政府的边际价值,正是由于专制意识形态对民众的长期、强力地宣传和“洗脑”,为恐怖组织免去了“思想工作”的额外负担,可以说,那些加入恐怖组织的人们,早已经在专制制度下,完成了过硬的思想与心理锻炼,称得上是一批“特殊材料做成的人”。如果举一个例子,那么,近年来,诈骗犯假借权力部门的名义(公、检、法,以及银行)施展的骗术屡屡得手,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在我看来,骗子同样是在利用政府铺垫的路径来谋划自己的利益,只不过,骗子是在盗用本属于权力的资源,试想:那些接到汇款通知的人们,如果电话的另一端不是骗子,而就是权力部门呢?是真正的公检法和银行呢?人们会怎么做?不同样是麻伶儿地给人交钱吗?仔细想想,被骗子骗的还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时间里,不都是在重复着“上缴”这一动作吗,只是名目有着种种不同罢了。我痛恨那些骗子,但是,我佩服骗子的政治觉悟,他们已经无师自通了中国当下的政治哲学课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打起权力的幌子招摇撞骗的原因。人们对于权力的敬畏和恐惧,来自于一个后极权或新极权社会的生存认知:即使损失财物,也不要得罪权力!人们不会去想权力是否公正,而只是一心避免被权力“纠缠”的不良后果,俗话称“破财免灾”是也。恐怖组织将那些被意识形态宣传“洗脑”后的人们吸纳进队伍,与假借权力名号行骗的行径庶几近之。
   恐怖组织可以用恐怖袭击来散布其理念和主义,比如“9•11”这样的恐怖袭击,但是,在普世价值已经覆盖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和国家的情况下,恐怖主义是失道寡助,至少没有一个国家——无论是否民主政体——敢于公开宣布支持恐怖主义的(这当然不排除一些国家暗地里支持恐怖主义,就像这一次,在击毙拉登的行动中,巴基斯坦政府包庇拉登的嫌疑难以澄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拉登被击毙,是反恐战争取得的重大胜利。足以见得,恐怖主义早已经是过街老鼠,不得人心。但是,看看那些专制国家,比如萨达姆的伊拉克,我估计被萨达姆屠杀的平民,只多不少于拉登在他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中遇难的人数,而在伊拉克战争之前,萨达姆以人民为人质,国家主权为挡箭牌,干涉内政为幌子,维持着自己的独裁统治,而在萨达姆掌权的这段时间里,国际社会对萨达姆的伊拉克的态度,可就没有像对待恐怖主义那样的一致。就在伊拉克战争打响之初,不是还有人声称“伊拉克是我们的朋友”吗?按照此君的身份,我不认为他能代表自己或我这样的百姓,那么这里的“我们”是指谁呢?还有今天的利比亚,卡札菲这个屠杀平民的独裁者,被他谋杀的无辜生命,也超过了“9•11”事件中的遇难者,而在北约军事干预利比亚局势的同时,对于利比亚和卡札菲政府的态度,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反响,其中又以“利比亚是一个主权国家”为遁词为卡札菲做解脱,并谴责北约军事行动的外交辞令,在国际上一片普世价值的呼吁声中最为突出刺耳;在国际上通过一系列普世人权公约达成“人权高于国家主权”的认知下,卡札菲政府,以及其他一些“特色”国家,仍然坚持“国家主权高于人权及一切”的政治逻辑(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有的国家已经在一系列人权文件上签字),并且抛出了“利比亚的未来由利比亚人民决定”一类模棱两可的发言;而事实是:卡札菲在屠杀人民,人民现在要卡札菲下台!所幸,这一次对于利比亚问题,再没有人冒失到呼出“利比亚是我们的朋友”之类的口号;这至少是一种进步,如果八年前还有人真的认为“伊拉克是我们的朋友”话,那么今天,就是体制也不得不站在普世价值舆论的一边;八年前报道伊拉克战事的专家们,如今再度点评利比亚战局,却没有了当年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英姿勃发,神情和语气都收敛了许多;这种变化说明什么?我只能认为,是广大民众已经逐渐启蒙,那种“伊拉克是我们的朋友”之类的发言,再不能蒙蔽人们的视听,八年后的大众已经可以分辨谁是正义、谁是邪恶,在这种情况下,体制也不得不改变策略,就在利比亚局势上,我看到了推动普世价值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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