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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形态的再思考

当前社会形态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我们普遍接受了关于中国作为一个后极权社会的政体鉴定,考察“后极权主义”或“后极权社会”,这是一个从东欧诞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词汇,用来描述在极权主义控制松动下的共产主义政体的嬗变。我最早知道这个词是在哈维尔的作品中,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的思考和总结,对于人们去认识后极权主义有着关键的指导意义,虽然哈维尔与我们空间遥远,但是,在同样的极权过渡到后极权的政体转型之中,我们能从哈维尔的观察和思考中获得一种强烈的在场共识,毕竟,我们也经历过捷克,以及苏东在政体转型中的种种体验,直到今天,哈维尔的思想成果,依然是我们认识并深入思索后极权主义的入门读物。
   但是,我以为“后极权”是一个过去完成时态,它针对于特定时代的特定政体,在历史上已经完成了它的命名功能。我认为“后极权”是在极权和民主制度之间的一个过渡政体或阶段,它的开始是在极权社会瓦解之时,而结束是在民主制度建立之时,对于苏东国家而言,后极权社会的时间或长或短,恐怕也难以有一个准确的起始点,但是,苏东国家的后极权时代的结束,可以统一在90年代初——苏东解体的时候。这之后,前苏联国家和东欧纷纷走上了民主转型的道路,无论转型是否完全成功,都可以认为,这些国家已经告别了后极权时代。这样来看,后极权社会的身份和功能值得思考:是否在后极权社会中蕴藏着走向民主的力量?我想是的;后极权社会的确存在许多批评的因素,但是,不要忽略在后极权社会中普世价值的觉醒,正是在后极权社会中,这股民主力量最后促成了政体的转型。除了一个例外,也许,我们可以认为后极权社会是极权社会通向民主宪政的必然阶段,这个例外就是我们自己。
   在1989年之前,中国十年的改革让我们站在了和东欧国家大致相同的历史高度,甚至在某些地方——比如经济领域——走得更远,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的中国可以视作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后极权社会,而且,在政治上的改革,让精英阶层看到一种可能,一种从后极权向威权社会转型的契机——当然,这也许并非一种体制上的共识,但是,一些有权者觉察到这种可能。虽然,即使体制内部有人有意向这个方向推动政治体制的变革,但是,在现实层面,这种动作仍然是微弱的,还远远未能达到民众参与其中的程度。但是,就是在这种状况下,人民自己开始了一场主动参与的活动——八九民运。“八九民运”绝对是一场改写中国命运的运动,它的结果预定了未来中国二十二年中的社会轨迹,不仅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层面上,甚至深入到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它彻底重塑了国人的精神面貌。

   在八九民运之后,我认为中国的后极权时代宣告结束,很显然,中国没有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我们也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威权政体——虽然在经济上有着威权政体的模样,但是,在政治上的自由度远不及威权政体;这又不禁让我这样类比,威权政体和后极权政体相似,在某个层面上,都有着向民主过渡的历史功能,威权与后极权政体自身所包含的变数要超过极权政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们可以视作一种过渡政体的原因;而在1989年之后,有人说中国走上了威权主义道路,我不认同,我认为89后的中国有着威权政体的一些特征,就像它兼具一些后极权社会的特征一样,但是,89后的中国既不属于后极权社会,也不是威权社会。我认为这二十年的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的个案和异数,不能用一种之前有过的社会形态和理论来衡量目前的中国,而如何在政治哲学的视野中准确捕捉当下中国的政治形态,成为了摆在学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无论学者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只有破解这道难题,才能为未来中国寻找到一条可操作的改革路线。
   在我有限的经验中,许允仁先生系统提出了“新极权主义”的概念,对于目前中国的政体形态,提出了原创性的解读。在《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解析》一文中,许先生概括出“新极权主义”的九点特征,对目前的体制观察深入细致,具有标本鉴定的政治学功能。但是,许先生从现象学角度对“新极权主义”的概括,未能揭示出89之后,体制转型的内在理路;如果说许先生看到了作为“新极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且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描述,却未能解析出“新极权主义”的成因。换句话说,许先生指出了体制现在的样子,却没有说出体制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当然,“新极权主义”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认识并思考现在的体制提供了崭新的视野,这种原创的思想将成为我们思考的起点,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更加全面且深入地思考,我们不仅要看到“新极权主义”的外表,也要剖析它的原因。只有当我们全面地了解“新极权主义”的来龙去脉,我们才能寻找到改变它的方法。
   我感觉许先生对“新极权主义”的描述参考了极权主义的进化路线,“新极权主义”要比极权主义在集权向度上具有更大的野心,在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上比极权主义更上层楼,对暴力的工具理性使用,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策略,都旨在营造一个“新极权主义”的社会。但是,我以为有两点原因,将成为“新极权主义”社会的变数。
   第一,就是来自体制内部。体制腐烂的程度远比百姓想象的更为严重,历史的经验来看,有权者的功利主义倾向要超过无权者,如果“新极权主义”还有意识形态的向度,换句话说,如果它还需要用谎言确保统治的运行,那么,体制内部首先就对谎言免疫。极权主义本身有着非功利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没有再出现标准意义上的极权主义;毛的极权更多是帝制专制的延续,只是依托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而无论我们是否进入了“新极权主义”时代,没有人会反对现在的体制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垄断社会财富,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可能是极权主义,也不可能延续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环境中,任何意识形态神话都破灭了。没有人会信仰谎言,人们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制造、传播或重复这些谎言,但是,人们一旦知道这是谎言,就不会去信仰它;而现在,正是在体制内部,在大小的有权者中,已经认识到“新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另一种谎言,实际上,在毛时代结束后,意识形态被彻底打破了,不仅是共产主义神话的终结,任何的意识形态神话都没有了生长的精神土壤,并不是人们拥有了普世价值的立场和眼光,而是在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终于认清了谎言背后的真相。既然意识形态已经无法整合体制中的思想,那么,只有遵循利益至上的原则,在极大地垄断社会资源的前提下,体制分配这些利益。这种与民争利的终极目的,就必然造成权力与民众的冲突,因此,暴力工具的不停登场就成为了维持统治的必然手段,而这种强力维稳,也必然造成反作用力的不断增强,维稳,就像是越筑越高的防洪堤,它的崩溃绝对是毁灭性的。换句话说,使用维稳来维持统治,无异于饮鸩止渴。这样来看,“新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已经失灵,体制的生存只能严重倚赖暴力工具的维系,这如同慢性中毒;而如果体制放弃了暴力的使用,就是迅速自杀。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可以让暴力工具休息,只有告别强力维稳,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稳定。而政治改革的路只有一条——民主宪政。任何的假借和挪移,都不可能改变体制面临的严峻局面,民主或毁灭,之外没有第三种选择。这也是“新极权主义”政体必须面对的问题和选择,无论它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一选择如同一道大限,摆在了体制面前,作为体制中的个人,有可能怀有一种侥幸,或者实践了这种侥幸,但是,体制不会那么幸运,它或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自我终结——这是最好的选择;或是被外力终结——这就不是体制可以掌控的,甚至不是任何人可以掌控的,这个过程将充满破坏和苦难,而且,走向民主的可能性更加微小。
   而“新极权主义”政体中的第二项变数就是民众。在经历了“八九民运”的洗礼之后,几乎一夜之间,人们的政治认知集体提升到一个历史的高度,人们在鲜血面前终于摆正了自己和权力的关系。如果说中国走出了毛的时代,在将近十年的改革使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呈现出一种好转的趋势下,民众对这个政权还是抱有一定的期待,甚至这种期待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表现得更深。可以看到,在整个80年代,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合作是密切的,可以说,知识分子对于所依托的体制环境并没有一种不适,而一部分知识分子希望在中国的政治改革过程中有所建树,以智囊的身份加入到体制当中。而89之后,人民对体制彻底绝望,而知识分子也开始分化,有知识分子从体制中出走,在民间的立场上,继续着自己的思考和用力。体制固然可以掩盖“六•四”真相,使人们对事件的过程和细节一无所知,但是,体制却无法让民众再相信这个政权,相信这个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还有谁真的会相信一个用坦克和军队镇压平民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换句话说,在“六•四”之后,体制和人民达成了一种默契,体制已经不再强迫人们相信它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它只是要求人们在表面上、口头上、形式上假装相信就可以了;而人民只有在那些被要求表现得相信那些谎言的时间与场合,去重复那些谎言之外,在其他的时候,完全可以像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一样认知。在这个意义上,体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像哈维尔对后极权社会的描述。而我以为,权力和人民之间的界限就划在了这里,就像是多种力量博弈之后的平衡,体现在这道界限的两边,这是双方的政治观念的共识与契约。这二十年中,体制加大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力度,与民争利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但是,我却不认为体制要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让民众去相信,在这个意义上,体制没有跨过那道界限。那么,民众呢?
   这几年来,我看到民众已经不满足于重复那些谎言,按照哈维尔的观点:每个人都有害怕失去的东西,因此,人们都在重复体制的谎言。也就是说,谎言是维持生存的一种必备技能,是在一个后极权社会中立身的资格证明,考虑到在捷克以及苏东标准的后极权社会中,权力的运行和作用,这样的观点是中肯的,但是,在一个“新极权主义”的环境中,这一预设就失灵了。很显然,今天中国尖锐且激烈的社会矛盾,已经不是人民重复那些谎言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即使人们已经重复谎言二十年,也丝毫不可能扭转被残酷剥削的现实处境,仅从最近在强拆和血拆事件上展现的官民矛盾来看,在这种严重对抗的局面里,已经没有谎言涉足的空间。现在的情况非常明显,无论人们说什么,都不能改变被权力盘剥的结果,人们不是在重复谎言的竞赛中落败才落得今天的下场,而是在一个“新极权主义”的社会中,作为沉默的大多数,这是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注定的结局,而今天,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在生命尚在的时候,尽其所能地发出声音都未必可以改变什么局面,更何况在重复那些谎言中无声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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