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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阁序》的启示

《滕王阁序》的启示
   
   王勃的《滕王阁序》是我小时候就读过的文章,最早是在《古文观止》中读过。说来有趣,小时候就不喜欢《古文观止》,除了《北山移文》和《滕王阁序》之外,对其他的篇什都不感兴趣;这里没有对大家不敬的意思,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所谓审美偏好就形成了。我不喜欢两汉的散体大赋(其中的豪迈气概倒是令人倾倒,汉以后的文字再不能复原当时了,与其说是文化的衰落,不如说是自由精神的失落),对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更是嫌恶(在我看来,文字没有了形式美,便没有美感可言)。我喜欢两晋六朝时的小赋,也喜欢骈文,两者在文学史上有着不同的文体渊源,而两者的结合文体——骈赋,则是两者的终极进化。而庾信的代表作品《哀江南赋》就是骈赋的经典之作。可以看到从两汉到六朝的文体演进,从雄壮奔放的文风,渐渐向精致细腻的风格转变。在我看来,这个过程体现了文化与权力相互磨合的状态:两汉——尤其是西汉——时期,帝制的政体还在摸索完善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加入到体制中的文人带有很强的原创性——这也是他们能够进入体制的原因;应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两汉文学作品,大多是当时文人的业余爱好,他们自己也不把文学视作体现自身最高价值的事情,他们的政治抱负是强烈,而抱负不得,于是也就有了今天所看到的这些文章。而两汉之后,帝制政体越发成熟,文人从政治建设者变身为维护者,甚至御用文人、文学倡优,这时的文人普遍放弃了两汉时期的政治狂想,成为官僚制度中的零件,而这个过程,就是我所说的自由精神的失落;文人只能在文学中建立自己的名声和功业,而这种意识的窄化,必然导致文字从两汉的张扬,向六朝的内敛转型。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文字更为细腻,一方面是对于之前文化资源的消化和借用;另一方面是对于新文体的创造和完善。文人在一个规定的空间中展示才华,像是激烈角逐一场室内田径赛。可以认为,六朝时期是帝制政体下,文化发展的最后巅峰,而往往在文化没落的前夕,文风会出现一种精致、奢侈、细腻的倾向,在六朝时期尤其明显。这是文学的绝唱,骈文,即将伴随金陵王都归于历史的沉寂,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即将来临。唐诗,将取代文章(骈文)成为一个崭新朝代的文学符号。而在这个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要完成结束旧传统,开始新篇章的历史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这种承上启下的人物身上,天然具备一种悲剧的气质和成分,如果证之于“初唐四杰”,倒是不幸言中了。除了杨炯,王、卢、骆三人都用不同的方式从人间和文字的大地上早早出走,其悲情与他们的才华不分轩轾。当然,我所谓的悲剧气质不是指他们的肉身,而是他们在精神和文字上必然成为新旧交锋的战场,仅以王勃而言,他最知名的作品就是《滕王阁序》,而这篇文字是骈体文,是一个逝去时代的文化遗物;王勃是否想到,他,以及未来的那些诗人,正是要用唐诗,埋葬这一远去的文化符号?王勃,作为四杰之首,他的诗为唐诗打开了文体的曙光,昭示一个繁华喧闹的诗歌时代的必然来临。也许是命运的安排,这样的一位诗歌旗手,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却并非诗歌,而是骈文——作为他历史使命的对手。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是《滕王阁序》中的名句,此句挪移庾信《射马赋》中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至少原创性打了折扣。至于“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一联,则几乎挪移了王简栖《头陀寺碑》中的:“层轩延袤,上出云霓;飞阁逶迤,下临无地。”(《文选》)在我看来,这种挪移就很不高明了。并不是说借鉴前人是不明智的——没有谁能绕过前人的经典成为杰出的诗人;而是说以王勃的天才,大可不必这样的照抄,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言路表达同样的内容。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有王勃的传记,《新唐书》中提到了关于《滕王阁序》一事:

   初,道出钟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沆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文艺上》)
   正史的记载比较简略,严肃有余生动不足,五代王定保编撰的《唐摭言》演绎了这段历史,并且咬定“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打动了都督阎公。
   纵观王勃二十九年的人生,权力和才华都在抢夺他的肉身和精神,《新唐书》载:“年未及冠,授朝散郎”;后来成为沛王的幕僚。但是,王勃的才情却拖累了他,当时王室喜斗鸡,他做了《檄英王鸡文》的游戏文字;可是,这篇文字被高宗皇帝看到,被皇帝指斥为调拨王室之间关系,被逐出沛王府。于是,王勃客游四川,后来又为虢州参军。《新唐书》载:“官奴曹达抵罪,匿勃所,惧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父福畤,繇雍州司功参军坐勃故左迁交址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痵而卒,年二十九。”
   史书对人物的笔墨多寡,取决于此人在权力层级中的位置,以及与权力中心的距离远近。官家的史书可以称之为“权力史”,如果是文学史,也许那些我们关注的人物,他们的文字形象会丰满一些。王勃生于书香世家,祖父王通,是隋末的大儒,隐居白牛溪教书,学生众多。薛收、杜淹、房玄龄、魏征都是他的学生。王勃的叔祖父王绩是唐初的著名诗人。王勃天赋早发,又生长在一个文化环境优越的家庭,可谓得天独厚。
   王勃在仕途上的不得意,刺激了他高张的才情,两种矛盾的价值向度糅合进王勃的精神气质甚至命运当中,一方面是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是悲观消极的隐退志向。有趣的是,这种矛盾在许多诗人身上都有所体现,比如李白在这两个向度上远远超过了王勃。我将这种现象视作帝制时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症候,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知识分子的必然苦痛。儒教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和塑造就是进入权力,而科举制度实行之后,知识分子和体制之间的关系更为固定。儒教对于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扼杀功不可没。而事实上,帝国的维系与知识分子从儒家经典中获取的知识资源几乎没有关系,真实的政治运作,与儒教的理论相去甚远。知识分子一旦进入体制,要么学会政治的游戏规则;否则,就会被权力排挤,消磨着曾经的政治热情。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和其理想的社会角色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道鸿沟无法填平,知识分子既不能改变制度,也不能改变儒教的知识结构,他们被夹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无法自拔,而只能依靠儒教之外的精神资源减轻这种矛盾之间的张力。而道教和佛教的遁世取向就成为了知识分子的鸦片,他们在仕途和归隐的疼痛中,时而像一个狂躁型的精神病人那样手舞足蹈、大呼小叫;时而像一个抑郁症患者那样郁郁寡欢、沉默不语。在一般的生活中,我们都不能说这样的人是正常的,但是,这两种精神上的病态,却成为两座繁衍艺术的巅峰,许多经典名篇正是在这两种精神状态中创造出来的——比如《滕王阁序》;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在这种矛盾冲突中留下的作品,可以视作思想和文化领域上的精神分析,用来检验两千年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可叹的是,这种精神顽疾困扰着帝制下的知识分子直到帝制终结;而更可叹的是,在帝制结束后,知识分子却并没有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人格,在某些历史时期甚至出现了大踏步的倒退,直到今天,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依然在路上徘徊行进。
   《滕王阁序》中,前半部分围绕滕王阁展开叙事和抒情,自然合于情理,但是,“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一句,整篇文章的情绪急转直下。言路从滕王阁为中心,迂回到作者自己身上,而这后半部分,几乎是作者在“诉苦”。从王勃选用的一干典故来看:屈原、贾谊、冯唐、李广、孟尝、阮籍等等,构成一个怀才不遇的人文光谱,而在这种话语高度上,作者将自己并列于这些人之间,获得一种同气相求的命运通感。一篇序文的主题,前后内容风马牛不相及,不禁让人质疑作者对情思和文字的控制能力;抛开这一点不言,这篇文字之所以闻名,究竟是它的前半部还是后半部呢?我个人认为,前半部分对景物、人物的描写平平,也许是王勃的上乘之作,但是将文字放置到六朝文字的序列中比较,也只是一篇二流之作,难登大雅。而后半部分的内容,实际上与滕王阁无关(就这一点而言,许多年前,春早先生在谈及《前赤壁赋》的时候,说“东坡的那一番言论,与赤壁无关,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说那番话”),而正因为无关,让作者的“诉苦”有了一种普适的意义,王勃的“诉苦”代表了帝制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既然王勃已经将苦酒酿好,未来人只需借这杯苦酒,浇胸中块垒了。《滕王阁序》的后半部分,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形成了一种隐秘的共识,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有着渴望献身权力的欲望,欲望而不能实现,就泡在酒杯和文字中做逍遥游,以今天的价值观来看,这种人格实在可怜得很,但不要忽略,这就是两千年中中国的知识精英,普遍的精神状态,知识分子从这个状态中,能否走向科学和民主的道路?历史已经做了回答。
   难道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是困锁于“被御用”的欲望之中?当然不是,无论外界的压力如何之大,对于人类本性的张扬和维护,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即使,这些人是历史的少数。因此,在《滕王阁序》中,“窜梁鸿与海曲,岂乏明时”一句,我不敢苟同。这句用了梁鸿的典故,见《后汉书•逸民列传》,这位和妻子一起隐居的逸人,除了留下《五噫之歌》外,还有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行迹。并不是所有人都以“帝王师”为自己的终极价值实现。
   范晔在《逸民传论》中写道:“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
   这种概括并不完全,也未能揭示出政治体制中隐逸者的思想认知和精神状态,但是,“性分所至”还是接近了某种本质。即使是在一个帝制专制的政体下,即使还没有民主、法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出现的世界上,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形态中,仍旧可以看到,人类对于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在那些光耀千古的人物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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