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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写作总结

2011年写作总结
   
   “写作,应该具备水的智慧和力量,它是墨水的母体,是铁水的源头,也是洞穿铁幕的信念和依托,这仍然是2011年,我写作的去向和回答。”
   这段话节选自我在2011年元旦那天写下的一篇文字,那篇文字的名字就叫《元旦》,是今年我写下的第一篇文字。当时有两件事我没有想到:第一,时间过得太快了。若不是日历摆在我面前,我不敢相信现在已经是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第二,就在我向笔尖倾注心力的同时,往往忽略生活托起了文字赖以存在的环境,而生活的波澜也会将涟漪和褶皱遍布在文字的水面上。在这一点上,这个将写作比喻成水的修辞,就大有中谶之感了。
   本来,无意为今年的写作留下类似“总结”似的文字,是因为今年的确没有多少文字可供我“总结”,文字是写作的形下呈现,也可以说是写作这一动作的量化标准。在这个标准上,2010年,我长短文字有一百多篇;而今年只有50多篇,其中的三十多篇是在今年前四个月写下的。

   在今年初,乘去年写作的余勇和惯性,还保持着高强度的写作势头,大部分文字是围绕春早先生的诗作演绎的读后感。
   当我渡过三十岁生日后,命运的齿轮陡然加速,我从熟悉的座位上起身,奔走在不断的变换的时空和面孔里,排闼而来的人与事,需要我集中精力一一做出判断和回应,既然这是对写作的总结,我就不必将文字之外的得失掺杂进此刻的叙事中,但是,客观地说,忙碌的时空,正在慢慢蒸发掉我文字的灵感和营养。上半年的时候,有几次我都想“封笔”一段时间,但是,一有题材总还是拿起了笔——我不想让自己生疏了与文字的联系;而在下半年,不情愿的“封笔”却真的实现了,下半年里,我几乎没有作品。
   我于身体的倦怠和心灵的疲惫中,对于写作感到力不从心。曾经有限的灵感迅速枯竭,我对于周遭世界的变化也越发迟钝,往往事情过去好久,我才意识到这个题材有发挥的空间,而这个时候,各路作家已经多角度深层次地发挥过了,新闻变成旧闻,大家等待着新的事件发生一试身手。我在浑浑中也作罢了,看看他人的文字,权当我自己思考过吧……
   这样的状态下,我不禁猜测,创造和情感的策源地,大概使用了大脑同一片区域,当后者占据了前者的位置,文字之花也就只有枯萎的结局。我的猜测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只是在远离文字的时光中,回想起去年全身心投入写作的情景,比之于今年的左支右绌,真可谓天渊之别。
   当一个人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寻找一切相关的话语为继续这一选择提供些有力或无力的借口,比如,我以为写作是和命运有关的事情。就像许多人没有写作的习惯,或者许多作者并未将这一事业与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一厢情愿的认定,大概就是我对写作的偏爱和矫情。既然我已经向文字彻底敞开思想和灵魂,那么,于写作中的得失成败,是否可以远离这一年中我对自己的写作鉴定?我想,如果文字之神若垂悯于我,也会谅解我为她献上的贡品如此的稀少和单薄,因为她知道我的心意和诺言。
   
   被诗意激活的写作
   在2010年的写作总结中,我记述了父亲的写作,以及与我自己写作之间的交集关联。而这一点在今年第一季度的时候,依然是我写作依赖的主题。回顾这一年父亲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上半年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父亲的创作在告别了《再见童年》的写作状态后,在历史和现实的深广领域寻找诗意进入并栖居的隐秘通道和生长环境,这种摸索需要时间,并有极大的难度和思辨要求,它不仅仅是向个人记忆的索取(就像《再见童年》是对于诗人记忆的重现和开掘),而必须给出一个坚实的价值立场,为诗歌的建筑打下地基。而这这种价值向度是对历史和现实观察、思考之后的产物,换句话说,这种写作要求作者保有密度更高的思想层次,而到达这一要求,就不仅仅是对诗人天赋的考验,而要承担起一个思想者的写作身份。如果作者不能在诗人和思想者的双重身份中掌握瞬间换位的能力,那么,这一场写作转型的试验和冒险必将失败。幸运的是,父亲成功了。
   我在年初写下的一些诗评,大约可以反应在父亲在转型过程中,作品的某些向度,我们都注意到,无论从题材、叙事还是写作技巧,父亲都在寻求突破和改变,这是一个求变的阶段,类似于悟道,充满重重疑问和不断的阻力。应该说,今年父亲的佳作是在下半年,代表作是《祭“六•四”》和“花鸟鱼虫”系列。可惜的是,下半年的时候,我实在无力为父亲的作品写下诗评,有一些简短的评论,未尽所怀。作为父亲作品的忠实读者,在佳作迭出的创作过程中,没有一篇为之张目的诗评,是今年我的写作遗憾。虽然在这一点上未能如愿,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这些作品的价值,以及对于我的思考和审美产生的生成作用。即使,这些思考和灵感在一时间不能凝结成文字,但是,诗意的作用是持久且隐秘的,它让精神保持在孕育的恒温之中,等待文字孵之欲出的时刻。
   在2012年,我对于父亲的写作充满了期待,今年末时,一册《诗选》为明年的诗集罗列出大致的框架,这必将是一本超越《再见童年》的诗集,对此我寄予厚望。
   
   民主潮流中的公私叙事
   2011年是一个多事之秋,也可以说是专制制度的凶年,从年初发生在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始,民主风潮席卷中东。春节时,我们目睹了埃及人民走上街头,面对军队和坦克诉求民主。年末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民主的利比亚浴血后的新生。这一波民主浪潮中,有的中东国家已经完成了民主转型,有的处在转型之中,有的还在持续动荡。
   在目睹了埃及的民主运动后,我写下了《从三十年到18天》,算是为“茉莉花革命”献上我的关注和敬意。让我意外的是,这篇文字竟然顺利发在了博客上,而这之后的篇章就没那么幸运了。围绕“茉莉花革命”,我写了《将“看热闹”进行到底》、《茉莉花的遐想》、《今天,你带枪了吗?》、《“植物”大战“僵尸”》以上有三篇皆未能发出,只有一篇影评《过关斩将》,因为避开了敏感词,而幸运地发出。
   随着利比亚民主的发展,引起了我对利比亚这样一个在战火中绽放民主之花的国家产生了强烈关注,也因此,在从三月到年底这段时间里,完成了一篇难以划分文体的作品,最后题目为《目击一个新利比亚的诞生》,这篇文字包含网络、报纸、电视上的消息,糅杂着多向度的个人思考,这是一篇围绕民主为核心,展开的种种叙事。这也是今年屈指可数的有规模的作品。
   今年我为“六•四”22周年所写的纪念文字《那一天的纪念》,当然,就像我意料的一样,这篇文字也未能发出。
   对于公共空间的讨论,集中在《一则笑话引发的思考——兼论公共空间》、《当前社会形态的再思考》、《记忆对抗谎言》这些文字中。
   时评类则是《恐怖主义的终结?》、《这是一个奇迹?!——反正我信了》、《永恒的旋律》、《如果你没有自由……》、《六十二年》、《在哈维尔和金正日之间》。
   有一篇对于中国文化的思考:《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百年中国文化流变浅论》,应该说,这是对于文化思考的提纲性文字,我知道自己没有资源来完成它的诸多内容和细节,只是出示一些思想,并对未来进行一些预测。这一篇也是今年着力较多的文字。
   至于文体上的讨论则有《两个写作向度的再观察》、《做你自己的诗人》两篇。
   当然,还有不便归类的几篇文字,算是对私人叙事的抽丝剥茧吧。
   
   文字镜像里的自我指认
   如果我能写下上面那些文字,已经算是幸运,就更没有时间对这些文字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批评,换句话说,这些文字都是一些“未完成”的作品。对于今年的写作和思考,我有些失望,失望并非因为数量的减少,以及质量上的漏洞百出,而是我意识到生活对于写作的决定性影响,我的写作建立在一种不稳定或者说脆弱的结构之下,来自生活的动荡必然对写作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我想,这也是“草根写作”必然面临的内在矛盾,较之于体制作家,以及职业作家,或者近水于文化资源的写作者而言,草根作家除了需要具备作家应该拥有的所有向度外,还需要一些运气,让这种价值选择可以继续下去,成为生命中的旋律。但是,人在长期蛰伏的时间里,才情和思想却可能隐藏得更深,用黑夜和墨水饲养的灵魂,渴望在光的中心彻底引爆自己。我常常感到在疲惫和迷惑中,叙事的冲动宛如奔突的地火,要在白纸上留下它喷发的痕迹。我像一个手握利刃的剑客,不是拔剑四顾,而是将欲出鞘的刃口收回耐心当中,然后继续无声行走在文字的边缘。就在我感觉融化在生活中的时候,一道来自内心深处的光笼罩住我,告诉我这并非惟一的选择。我依旧读书,在他人的文字中寻找闪光的灵感,并私下里比较我与这些作者之间的差距。我看着城市的黎明、白日、午后、黄昏和夜晚,看着四季的交错,看着阴晴雨雪、电闪雷鸣,看着树、草、飞鸟和花朵,看着繁华城市和人们的面孔,我知道在今年我错过了一些风景:一道晚霞、晴朗夜空中繁星闪烁、雨后湿润的空气、蒸发在曙光中的梦……它们从我可能的文字的队列中隐身而去,这是属于我的遗憾。
   即使是在去年,我都没有时间和心情去打开心中对于诗意的向往,我自知诗情的缺乏,况且还有那么多发生在密切关注的视野中的大小事件。至于今年,就丝毫没有给予审美发作的时机,我只好在思辨和抒情的谱系中,借助修辞让美学的渴望浮出水面透一口气。在文字的“思”与“美”的两个向度上,若不能兼得,我倾向于“美”的一极。但是,今年分给写作的配额,使我难以为思考写作本身留下多少余地。我自认为,我对待写作的态度是认真的,在文字中倾注了我许多的心血和隐秘的光荣,而这一年,曾经的炽热风流云散,我惨淡经营着文字的城池州府。从我的博客上就可以窥见一斑——很久才有一篇更新的文字。
   我回望这一年,时间飞逝而过,超乎想象中的速度,新年时和家人饮酒聊天的情景还仿佛昨日,可这时,距离2011年末只有几天光阴。我惭愧于没有更多更好的文字来回报给匆匆而过的时光,以及我对文字和自己的许诺,而这一年就要这样过去了……
   
   2012
   在一部名为《2012》的电影热遍全球后,“2012”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世界末日”的代名词,而2012没有几天就要到来了。我没有对世界末日的恐惧,至少,这种恐惧与2012无关。在2011年,当目睹或耳闻种种灾难事故——而这其中大部分是人为造成的损失,或者本身就是人权灾难——之后,可以说“世界末日”已经在局部实现了,或者说,局部一直处在“世界末日”的氛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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