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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的时刻

证明的时刻
   
   《南史•卷二十三•王彧传》中记载了王景文生命历程的最后一幕:泰豫元年春,上疾笃,遣使送药赐景文死,使谓曰:“朕不谓卿有罪,然吾不能独死,请子先之。”因手诏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敕至之夜,景文政与客棋,扣函看,复还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变。方与客棋思行争劫竟,敛子内奁毕,徐谓客曰:“奉敕见赐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未饮,门客焦度在侧,愤怒发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数百人,足以一奋。”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见念者,为我百口计。”乃墨启答敕,并谢赠诏。酌谓客曰:“此酒不可相劝。”自仰而饮之。时年六十。
   对照《宋书•列传第四十五•王景文传》来看:泰豫元年春,上疾笃,乃遣使送药赐景文死,手诏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死时年六十。
   发觉有“一代词宗”之称的沈约,一旦操练起“春秋笔法”来,距离他的诗文成就而言,的确差了一大截子,将如此具有艺术张力的一幕从历史的取景框中删去,的确有些可惜了。

   王、谢二族的鼎盛是在东晋,就是“五马渡江”之后,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东晋时的王导和谢安,无疑是这两大家族中站立在历史颠峰的人物。四朝纪年开始后,历史的天平发生了倾斜,王、谢二族的政治资本开始受到新政权的侵占和剥夺,宋、齐、梁、陈这四个短命的王朝,第一代领导人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然,说的是他们问鼎权力的手段,而不是自身修养,否则,梁武帝就是例外的异数,他本人就是“竟陵八友”之一,可谓能文能武,别的不说,看他那几个儿子,绝对的艺术家气质,文学的天才,这里试举一例:
   军国多虞,戎旃未静,青领虽炽,黔首宜安。时惟星鸟,表年祥于东秩;春纪宿龙,歌岁取于南畯。况三农务业,尚看夭桃敷水;四人有令,犹及落杏飞花。化俗移风,常在所急;劝耕且战,弥须自许。岂直燕垂寒谷,积黍自温,宁可堕此玄苗,坐飡红粒,不植燕颔,空候蝉鸣。可悉深耕穊种,安堵复业,无弃民力,并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
   这是梁元帝萧绎在大宝三年颁布的“耕种令”,也就是现在语境中的关于农业问题的“红头文件”。别的不说,仅“三农务业,尚看夭桃敷水;四人有令,犹及落杏飞花。”一联,诗人的才华已经溢出骈文的文体框架,甚至要凌驾于金陵王气之上。
   就文学的成就而言,大约可以媲美萧家父子的唯有曹氏父子了,虽然已经有人在扒梳关于“诗人和权力”的命题(蒋蓝:《被诗化的权力》见《书屋》2009年12期),但是站在权力的角度,将曹魏和萧梁一家进行一次文化比较,就并非“关公战秦琼”那样的荒唐,希望对此题材感兴趣的作家能够拿出力作。
   可惜,“才子”们的政治生命决定了其文学生命的长短,而在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中,政治生命几乎就是生命的代名词,尤其越是靠近权力的位置,何况,梁武、简文、梁元,本就是处于权力的中心呢?不像曹氏三雄的“安全下庄”,萧衍、萧纲、萧绎父子的结局却远没有他们笔下流动的诗意。
   皇帝尚且如此,况臣子乎?在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作为掌握优势资源的世族,如王、谢二家,不可能无动于衷。所谓成王败寇,站错了队伍,惩罚就不是写个“检查”那么简单了。大约开列一下从刘宋到南齐之间非终天年的王谢子弟:
   王钊(王珉孙,王练子,赐死)、王僧绰(王昙首子,被杀)、王僧达(王弘子,赐死)、王蕴(王楷子,斩)。
   谢晦(谢朗孙,谢重子,伏诛)、谢遁(晦弟,伏诛)、谢世基(晦从弟,谢绚子,伏诛)、谢纯(谢据孙,景仁弟,被杀)、谢约(谢述子,坐死)、谢晙(谢瞻弟,坐诛)。
   以上为刘宋一朝。
   王逊(王僧绰子,伏诛)、王晏(及弟诩)(王弘之孙,王普曜子,被诛)、王奂(王僧朗孙,王粹子,伏诛)。
   谢超宗(谢灵运孙,谢凤子,赐死)。
   以上为南齐一朝。
   由于个人偏好问题,这里没有将谢灵运(谢玄孙、谢瑍子,弃市)、王融(王僧达孙,王道琰子,赐死)、谢眺(谢述孙,谢纬子,下狱死)列入以上的名单。
   但是按照这样的宗族传承,可以称得上是“前仆后继”了,那么将王彧放置在如此的背景之下,其归宿也许已经在他的意料之中了。
   在一甲子的生命轮回之中,王彧似乎都在努力地与权力周旋,也许是他目睹了太多的鲜血(他人的、自家的);也许出于对自身命运的洞悉,比如太宗即位后,王彧“寻迁丹阳尹,仆射如故;遭父忧,起为冠军将军,尚书左仆射,丹阳尹,固辞仆射,改授散骑常侍、中书令、中军将军,尹如故,又辞不拜。”《宋书•列传第四十五•王景文传》
   又太宗封王彧“江安县侯,食邑八百户”,“景文固让,不许,乃受五百户。”(同上)
   “征为尚书左仆射,领吏部,扬州刺史,加太子詹事,常侍如故。不愿还朝,求为湘州刺史,不许。”(同上)
   “景文屡辞内授,……固辞詹事领选,徙为中书令,常侍、仆射、扬州如故。”(同上)
   “景文固辞太傅,上遣新除尚书右仆射褚渊宣旨,以古来比例六事诘难之,不得已,乃受拜。”(同上)
   皇帝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是到了处置政治遗产的时刻了:
   “上稍为身后之计,诸将帅吴喜、寿寂之之徒,虑其不能奉幼主,并杀之;而景文外戚贵盛,张永累经军旅,又疑其将来难信,乃自为谣言曰:“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一士,王字;弓长,张字也。景文弥惧,乃自陈求解扬州,曰:
   ……
   臣之所知,便有此三变,臣所不觉,尤不可思。若守爵散辈,宁当招此,诚由暗拙,非复可防。自窃州任,倏已七月,无德而禄,其殃将至。且傅职清峻,亢礼储极,以臣凡走,岂可暂安。荷恩惧罪,不敢执固,焦魂褫气,忧迫失常。况臣发丑人群,病绝力效,秽朝点列,顾无与等,独息易骇,惭惧难持。伏愿薄回矜愍,全臣身计,大夫之俸,足以自周,久怀欣羡,未敢干请,仰希慈宥,照臣款诚。
   
   上诏答曰:
   ……  
   贵高有危殆之惧,卑贱有沟壑之忧,张、单双灾,木雁两失,有心于避祸,不如无心于任运。夫千仞之木,既摧于斧斤;一寸之草,亦瘁于践蹋。高崖之修干,与深谷之浅条,存亡之要,巨细一揆耳。晋毕万七战皆获,死于牖下;蜀相费祎从容坐谈,毙于刺客。故甘心于履危,未必逢祸;纵意于处安,不必全福。但贵者自惜,故每忧其身;贱者自轻,故易忘其己。然为教者,每诫贵不诫贱,言其贵满好自恃也。凡名位贵达,人以在怀,泰则触人改容,不则行路嗟愕。至如贱者,否泰不足以动人,存亡不足以絓数,死于沟渎,死于涂路者,天地之间,亦复何限,人不以系意耳。
   以此而推,贵何必难处,贼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应卑慎为道,行己用心,务思谨惜。若乃吉凶大期,正应委之理运,遭随参差,莫不由命也。既非圣人,不能见吉凶之先,正是依俙于理,言可行而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论之,景和之世,晋平庶人从寿阳归乱朝,人皆为之战栗,而乃遇中兴之运;袁顗图避祸于襄阳,当时皆羡之,谓为陵霄驾凤,遂与义嘉同灭。骆宰见幼主,语人云:“越王长颈鸟喙,可与共忧,不可与共乐。范蠡去而全身,文种留而遇祸。今主上口颈,颇有越王之状,我在尚书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县。诸都令史住京师者,皆遭中兴之庆,人人蒙爵级;宰值义嘉染罪,金木缠身,性命几绝。卿耳眼所闻见,安危在运,何可预图邪!”(同上)
   
   凭心而论,皇帝的回复观点明确、说理清晰、论据充分,堪称上乘之作,但是任何人都注意到了文字中靡集的“死亡”排比。文字说了什么不重要,对于王彧而言,这封回信只是在告诉他“权力绞肉机”引擎业已发动的声音。透过权力天花乱坠的修辞技巧,试图寻找历史的真相,那么真正的原因也许就是“时上既有疾,而诸弟并已见杀,唯桂阳王休范人才本劣,不见疑,出为江州刺史。虑一旦晏驾,皇后临朝,则景文自然成宰相,门族强盛,藉元舅之重,岁暮不为纯臣。” (同上)
   是到了摊牌的时候了,历史就上演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我在想,是什么让一个人如此从容地面对死亡?哪怕是在意料之中的死亡?
   春早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一个人一旦与权力签订了契约,那么生死就已经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了,而且,这个契约从来都是终身,甚至在门阀政治时期,就演变成了世袭制。这也就是为什么王、谢二家子弟,在那个时代,成为权力断头台上的常客的原因。如果跳出权力的视阈,其中许多人都是天才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他们本可以为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留下更多、更优的财富,但是,历史没有给他们时间,或者说,权力的锋刃斩断了他们编织的文路和生机。
   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时期,这种“契约”可以带给签名人荣耀、地位、财富,就像东晋一代;但是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时期,没有人可以单方面撕毁契约,也不可能拒绝执行契约的内容。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扭转乾坤,就是将“甲方”、“乙方”掉个个儿,这几乎是铤而走险的唯一方式,一旦失败,契约就会瞬间兑现;但是,成功的愿景是如此的吸引人,成败之间,简直就是全输与全赢的对比。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国皇帝不就是成功的例子吗?但是,无论权力如何交替,有一样永恒不变的东西——契约本身,实际上,无论是“甲方”的皇帝,还是“乙方”的臣子,都被这终身契约绑架在“绞肉机”上。
   如果说,一个人的生死系于和权力的契约,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普遍现象,而葬身于权力铡刀下的并不止王、谢子弟,还有许许多多有名、无名的人殊途同归、共赴黄泉。可又有几人能有王彧的表现呢?这些人全都知道自己不免于刑的命运,但是在面对最后时刻之时,是什么让他们呈现出如此悬殊的表情和举止?
   具体到王彧的例子,也许是“为百口计”的人口加减法让他有一种慷慨赴死的从容,于是我就将王彧和《加莱义民》中欧斯达施•德•圣彼埃尔的形象漫漶、混淆起来,但是我知道这个比较是不成立的,后者是为了加莱免于屠城的危机甘愿牺牲,因此,他被称为“义士”;但前者是为了保全自家人的性命踏上不归路,王彧绝不是“义士”。“义士”从来都是和一种崇高的精神如影随形,而不是和自家安危双进双出,那么王彧的行为又该怎么理解?
   我不认为王彧是那种将死亡视作解脱的人,虽然事实上也许是这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身处权力漩涡中的士人有一种求死的欲望。从历史上看,从战国时代结束,秦王朝开启了长达两千年的帝制时代起,士人就很少有选择自杀这种决绝方式(当然有例外,但是,这种例外,就已经超出一般意义的“士人”而言,不能笼统以自杀的结果来看待),这也许和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不知生,焉知死”的观念,以及道家推崇的“贵生”理念有关。而孟子的所谓“舍生而取义”,看来已经被历史的经验证伪,对于士人阶层而言不具备操作的可能。就这一点而言,民间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倒更具有普适性。其实,对百姓而言,“赖活着”是底层的常态,这其中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好死”还是“赖死”,百姓都是要躲得远远的。对于士人阶层来说,生活品质还是不赖的,那么,就更没有理由选择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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