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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词叫……

有一个词叫……
   
   汉宣帝五凤二年,杨恽被腰斩,《汉书•宣帝纪第八》只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十二月,平通侯杨恽坐前为光禄勋有罪,免为庶人。不悔过,怨望,大逆不道,要斩。”而坐实杨恽“大逆不道”罪名的铁证,就是他写给友人孙会宗的一封信,就是收录于《昭明文选》中的《报孙会宗书》,不敢掠美,照录如下:
   
   恽才朽行秽,文质无所厎,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会。足下哀其愚矇,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窃恨足下不深惟其终始,而猥随俗之毁誉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过,默而自守,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故敢略陈其愚,惟君子察焉!

     恽家方隆盛时,乘朱轮者十人,位在列卿,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同心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怀禄贪势,不能自退,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当此之时,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岂意得全其首领,复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窃自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虽雅知恽者,犹随风而靡,尚何称誉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义,长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长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责仆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兴,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遗风。禀然皆有节概,知去就之分。顷者足下离旧土,临安定。安定山谷之间,昆戎旧壤,子弟贪鄙,其习俗之移人哉!于今乃睹子之志矣。方当盛汉之隆,愿勉旃,勿多谈。
   《文选•卷四一•书上》
   
   这里采用的是《文选》版本,《汉书》中也录有《报孙会宗书》(个别字和断句有出入)。可惜,我是一名业余文学爱好者,史家的工作与我无关,在班固和萧统两人之间,我宁可选择同是文学爱好者的萧统,虽然,班固距离杨恽的时代更接近一些,这里的偏好无关文本,个中玄机下文再述。
   根据《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擢为左曹。霍氏谋反,恽先闻知,因侍中金安上以闻,召见言状。霍氏伏诛,恽等五人皆封,恽为平通侯,迁中郎将。”
   司马迁的为人和文章不是我的褒贬就可以增减一分荣光的高度,一部《史记》和一篇《报任少卿书》(有趣的是这篇文字被同样收录在《文选•卷四一•书上》中,其位置就在杨恽的这篇上面,我想这不是巧合,倒不如说是萧统的故意安排,让祖孙两人同列在一章之中)已经是铁证如山,“史家绝唱”和权力在身体上烙印的伤痕,让此后两千年的御用文人无论如何牙痒,都不敢对司马迁的人品和作品有所微辞(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因为权力的自大和狂妄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孔子、李白与杜甫在极端年代中的命运。
   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而且读过《史记》,可以说是最早接触《史记》的少数几人之一。不仅如此,《史记》终于浮出历史的水面,杨恽起到了关键作用:“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杨恽不仅继承了外公的血脉,也传承了司马迁的精神,“好交英俊诸儒”就是最好的例子。
   杨恽宦海浮沉之始可谓平步青云,那么杨恽的工作能力如何,《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载:“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郎、谒者有罪过,辄奏免,荐举其高弟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厉,绝请谒货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声。由是擢为诸吏光禄勋,亲近用事。”杨恽忠于职守,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杨恽的私德,史书也有记载:“初,恽受父财五百万,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后母无子,财亦数百万,死皆子恽,恽尽复分后母昆弟。再受訾千余万,皆以分施。其轻财好义如此。……恽居殿中,廉洁无私,郎官称公平。”(同上)
   照此来看,将杨恽放置在今天的价值坐标系中,那么可以称他为一名“优秀公务员”,他不仅私德可风,而且岗位操守和能力也是当时的典范。
   读到这里,史官的笔锋突然一转,来了这么一句,“然恽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同上)
   在操作这个题材之前,我也上网查了一些资料,看看前人对同一命题的思考和见解。文章丰富多彩,可谓大开眼界,作者也都是才华横溢,令人钦佩。只是,面对《汉书》中这一奇峰突起之句,似乎大家都信而录之,我就不免为之惋惜。
   这就有必要说说《汉书》的作者班固,此文不准备讨论班固如何地渴望被“用”,而巴结权倾一时的窦宪;也不准备分析他如何在窦氏败亡后,与之一起下地狱的结局。仅就“历史工作者”的职责简单举例,《后汉书•卷四十•班固传论》载:“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廖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
   而傅玄的评价更是直抒胸臆:“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傅子•佚文》)
   也就是说,班固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史家,因为他没有做到一个史家最基本的底线:要根据道义,而非权力的标准来评判历史。具体到杨恽的事情上,这种“饰主阙而抑忠臣”的表现就非常明显。
   请注意一下论证杨恽人品和能力的引文,就会发现,这些论点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想必这些事实,聪明如班固也是无法挪移的(毕竟他只能对史料进行取舍,不能私自涂改),但是“然恽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汉书》)请问班固:证据何在?这一段突兀的指控,无凭无据,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批倒、批臭”的大批判劲头。对于这一明显没有根据的评论,诸多书家对此没有丝毫疑问,让我感到匪夷所思。也许是《汉书》和班固的名头蒙蔽了追问的眼睛,也许是这些作家与杨恽的精神交集狭窄的缘故,于是,我不得不在此为杨恽做一次无罪辩护:杨恽无疑是一个高尚的人,即使是在当时的朝廷中,他的精神之光仍旧璀璨照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古今道理都相同,无需我这个“草根写作者”多费唇舌,读者早应该明白其中的真相了。
   因此,杨恽的处境倒是在不同立场的解释中未曾改变:“由是多怨于朝廷”。(《汉书》)
   在进入杨恽的遭遇之前,我愿意先谈谈杨恽两位朋友的仕途命运。一位是盖宽饶,一位是韩延寿。
   《汉书•卷七十七•盖宽饶传》载:“宽饶为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家贫。奉钱月数千,半以给吏民为耳目言事者。身为司隶,子常步行自戍北边,公廉如此。”
   这位自掏腰包搞好公家(皇家)工作的“公仆”(“皇仆”),其“官二代”的儿子连小汽车都没混上,其品行足以让今天的贪污犯,不,应该说是绝大多数“公仆”汗颜了吧?
   但是,盖宽饶的结局怎样呢?请看:
   宽饶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又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奏,上以宽饶怨谤终不改,下其书中二千石。时,执金吾议,以为宽饶指意欲求禅,大逆不道。谏大夫郑昌愍伤宽饶忠直忧国,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诋挫,上书颂宽饶曰:“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职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与,上书陈国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从大夫之后,官以谏为名,不敢不言。”上不听,遂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同上)
   再看看韩延寿,《汉书•卷七十六•韩延寿传》载:“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铖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
   韩延寿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行合一的“儒吏”,可以说是儒家统治理论的实践者和成功者,他的下场是怎样呢?韩延寿和御史大夫萧望之(吊诡的是,萧望之这一回合的确胜出,不过他最终也未能逃脱恶死的下场,这是历史的悲剧)互相劾奏,不讨论韩、萧两人的是非,仅看权力的处置,宣帝这次站在了萧望之一边:“上由是不直延寿,各令穷竟所考。望之卒无事实,而望之遣御史案东郡,具得其事。……事下公卿,皆以延寿前既无状,后复诬诉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恶之,延寿竟坐弃市。”(同上)
   且不说韩延寿的罪过在量刑上是否适用“弃市”,看得出来,关键不在于量刑标准而是“天子恶之”!所谓“君要臣死”,就算韩延寿清白无辜(就像许多无辜的人一样,比如杨恽),皇帝表态了,韩延寿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韩延寿临刑当日的情形,两千年后读来,依然荡气回肠,照录如下,以醉读者:
   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车毂,争奏酒炙。延寿不忍距逆,人人为饮,计饮酒石余,使掾史分谢送者:“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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