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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巨星

缅怀巨星
   
   一
   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去世,法国思想界,确切地说,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天穹中,最璀璨的一颗巨星陨落。他未完成的扛鼎巨作《性史》,他几乎公开的同性恋身份,他所染的疾病,也最终夺去他生命的,在当时还未被医学锁定的爱滋病,以及他天才的思想,一起去往了永恒的国度。就像他在《疯癫与文明》的开篇,用诗意和学术打造的“愚人船”一样,这一次,他自己乘坐上了这一条驶向幽冥的“亡灵船”,不知当他在船头目睹千万年来人类的灵魂在冥河中的翻腾和哭喊,他是否能感悟汉语语境中的“中谶”一词呢?
   大约在几年前,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福柯的文字,几乎将所能读到的福柯的作品、以及关于福柯的作品生吞活剥了一遍,结果是通过读福柯的作品我没能理解福柯的思想;而那些几倍于福柯原著的文字,那些阐释和过度阐释,那些正读以及误读,却让我对厘清福柯思想脉络的努力付之东流。结果,我最后放弃了写这篇文字的念头,稍稍概括一下半途而废的原因,一方面是缺乏哲学的素养,这可以说是我的“硬伤”;另一方面,福柯是一位天才的思想家,甚至可以说是思想家中的思想家,天才中的天才。所谓“小知不及大知”,正是我要以坎井来丈量大海的现实写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就不具备评说福柯的权力,思想是一个动词,而作为“知识”形态存在的“思想”,已经是化石标本,不再拥有动词的灵活和锋锐,思想也许会浅薄、狭隘、偏执、激进……这些都是思想的短板,但是,思想的致命伤不在于此,而是思想的停止,这是失去生命意义的开始,对于哲人或是平民而言,概莫能外。而恰恰作为“动词”的思想,是当今学术界和民间同样匮乏的资源,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间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应该称作奇迹,还是灾难?
   由于学力、思力和资源的有限,这里仅以片断式的写作,展示一些思考,为一代天才思想家的辞世,献上我微不足道的纪念。
   
   
   二
   二战之后,哲学的重心从德国转移向了法国,战争与政治的格局,使得德国作为哲学重镇的地位终于衰落,但是德国的哲学成果对20世纪后半叶的法国思想界来说,几乎成为了一种精神源头。无论是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还是以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乃至后来利奥塔、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无不从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3M(韦伯、马克思、弗洛伊德)开掘的思想资源中汲取力量。法国哲学在20世纪后50年中的辉煌,不应视作西欧思想之河的改道,而是对之前思想成果的接续和发扬。
   福柯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从法国哲学界升起的,无疑,他活跃在一个思想天才辈出的时代,之前有现象学的梅洛-庞蒂,存在主义巨擘萨特;很快,结构主义的风头盖过了存在主义,将结构主义范式挪移到人类学领域的列维-斯特劳斯,用结构主义重新诠释精神分析法的雅克•拉康,以结构主义解读马克思的阿尔都塞,还有将写作还原至“零度”的罗兰•巴特……在这些天才当中,就有福柯的身影。
   有趣的是,福柯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一名“结构主义”者,而且他还在一些场合否认外界将自己与“结构主义”联系起来的说法。福柯以及他的著作与结构主义的公案,应该交由学者解决,这里只想探究福柯吸引我的原因。
   在一干法国思想家中,福柯是特别的一个。作为思想者,其所思所想确实和普通人相异,他可能比我想得多、想得广、想得深,而且往往想一些我根本不可能会去想的事情,而当这些特立独行的思想和某种具体的学科结合的时候,比如哲学,那么往往就其为哲学家,因此,哲学家要比思想家的范畴小,将两者分开的时候,就是指这种情况。将思想者和普通人的想法比较,则高下立判勿庸置疑;但是将思想者和思想者比较,难度就大得多,尤其是在不同学科和领域中进行比较。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福柯依然高人一筹。
   福柯出生于一个中产阶层家庭,双亲中有人从事医生职业,福柯的家庭教育良好,在他的学生生涯中先天的聪慧和学龄前的家教得到了极佳的展示,但是福柯是一位另类天才,在他的青春期他就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并且在16岁时有过一次不成功的自杀,对于思想界而言,这种失败也许是一件幸事——否则就没有日后作为哲学家的福柯;但是对于福柯——一个16岁就要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却活了下来的天才——而言,他未来的人生之路必然充满矛盾与挣扎,痛苦和思考将永远伴随着他,直到生命熄灭的时刻。
   
   三
   也许正是来自生命的痛感福柯比旁人更加敏锐,这也奠定了他日后的研究方向,可以说是惟一的方向——权力对人的压制和塑造。从《诊疗室的诞生》、《疯癫史》(《疯癫与文明》为其简写本)、《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史》(未完成,这本原计划分为五部的巨著,只写了前两部),等一系列作品中,都在对权力的发展、衍生、运作进行考古学和谱系学的跟踪和定位。福柯认为“人”是近代产物,是被权力制造出来的“物种”,而一系列学科的诞生及成熟,为权力制造“人”创造了客观条件。可以认为福柯对“权力”的认知和思考,是他全部思想的基石和出发点。
   这里有必要对“权力”概念在东西方语境中的意义进行解释,福柯之所以是思想界的“另类”,也是源于他思想的立脚点,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无所不在,而权力存在的目的就是对人的控制和改造。这种思想在有着自由传统的欧洲,在最富自由与革命气息的法国,在民主宪政已经普及的政体选择下,在普世价值得到彰显的时代,福柯的权力观的确是西方思想界的“异数”,客观的讲,福柯的思想并不是法国思想的主流。福柯的知名一方面是美国学界对福柯思想的引进和传播(这几乎成为了欧洲思想家的一种尴尬,类似的诸如德里达);另一方面,则源于法国学界尊重知识、尊重思想的传统,哪怕是福柯这样的思想“另类”,也可以成为“法兰西院士”。
   我不知道欧洲语境下对“权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盈缩消长,但是在汉语领域,“权力”或者说“世俗权力”几乎就是上帝本人了。不像欧洲曾长期笼罩在宗教权力的庇护和阴影下,中国似乎从未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对于国人而言,惟一超验的“天”早已经被皇权虚拟之后高高挂起,成为象征性的“政治合法性”依据。无论福柯对“权力”的研究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背景,无疑,当他的思想东渡后,在这片古老大地上,获得了不可思议的生长土壤(这个形容有些一厢情愿的意味,毕竟对于一位已故的外国哲学家,大多数国人是不敢兴趣的,除了学术界的研究,也就是民间思想家对福柯理论的吸收和挪移),如果福柯知道自己身后,他的理论在中国的遭遇,不知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四
   任何一种天才的思想,必定要以天才的形式表现。福柯对于权力的观察和剖析可谓慧眼独具,但是他追踪目标的方法值得思想者借鉴。福柯有过在医疗机构工作的经验,对于他写作《诊疗室的诞生》大有裨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与权力实体的近距离接触是他进入权力内部的平常手段。福柯更擅长从文字资料寻找靠近目标的路径,不像通常意义上的思想者,凭借哲学、历史、文学等类书着手进行钻探,福柯对于原始资料选取的广度和用力点,也是一般思想者望尘莫及的,对于福柯而言,一张少年管教所的作息时间表也许要比一本研究青少年犯罪的煌煌巨著,更有助于能他对权力的追踪。就像他通过委兹拉开兹的一幅画进入“词与物”的研究一样,他对知识资源的广泛摄取如果说和其他天才的思想家如出一辙,那么他的着眼点和认知高度,绝对称得上是天才中的天才。
   除了福柯的天赋对其思想的无法模仿的助力,实际上在欧洲乃至西方理论界视之为“另类”的福柯,在东方轻松寻找到了知音。原因在于福柯对权力的认知,放置在他身处的政治环境下,的确有商榷的余地。但是,将其理论放置在东方,这样一个专制传统悠久的,由若干前现代国家构成的政治版图中时,其理论几乎完成了不证自明的升华,甚至在许多人眼中,福柯对权力的态度简直是有些“太乐观”了!
   就在福柯苦心积虑地为自己的论点在各种单据、报表、资料、登记册、规章、卡片……中艰难跋涉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我想,根据他的智商,应该早已经发现),恰恰是一场发自欧洲的名为“现代化”的进程,湮灭、销毁了福柯最希望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这真是充满讽刺的事情!“现代化”常常被国人理解为“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这自然没错,但是有以偏概全甚至浑水摸鱼的趋势,不要忘记“政治”领域的现代化,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甚至对于东方国家而言,可以认定是“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欧洲的“现代化”使得“权力”已经被“权力”服务的对象——人民监督起来;被均势的“权力”——立法(国会)、司法(法院)、行政(政府)制约起来;被金刚不坏的铁笼——宪法管束起来;被千里眼、顺风耳——自由的媒体监视起来……比起中世纪欧洲,以及极权时代的欧洲,“权力”已经无法为所欲为,只能在宪政的框架下,履行提供公共服务,或者按我们的话说“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福柯依然向“权力”发起了孤独的进攻和冲锋,他的无援和横站也就有了客观的现实背景。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让本已经隐形或蜕变的“权力”重新回到历史的显微镜和无影灯下,他要以外科手术的精度和准确,剥开包裹在重重文化脂肪内的权力外壳,让权力的本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曾经处在“权力”灾难下的欧洲人时刻警醒权力的本质——恶之花。
   我有时会想,如果福柯处在一个前宪政国家,他对权力的研究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他还会苦于无法切入权力隐蔽的命脉吗?——因为专制权力从来赤裸裸;他还会得出“权力也有建设作用”的结论吗?——因为专制政府,就像秦晖先生所言:在权力与责任的二维坐标中,是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具体的例子如“不治水,依然可以专制”;他是否会从疯人院、监狱、医院、学校这些往往被忽略的机构中寻找权力的痕迹?——因为真正的权力机构足以让他大做文章了……
   也许这些问题都是伪问题,因为福柯的理论没有脱离他所处的社会现实:在已经建成民主的国家中,对于“权力”的研究。而他研究的方法,以及得出的结论,是无法挪移到一个前宪政国家中参考的。他的理论之所以在这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源于不同地区、民族、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对“权力”的普遍指认,如果将福柯的“权力”放置在政治学的范畴解读,也许情况会明晰得多。但是,福柯对于权力的敏感、警惕、怀疑,甚至天生的厌恶,恰恰成为这片大地上最为稀缺的精神资源,而福柯建立在这一前提下的研究,对于当今中国语境下的思想者而言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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