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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与杞人忧天

仰望星空与杞人忧天
   
   大约今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题目是《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恐怕那些不知此言出处的莘莘学子们作起文章来有些棘手,不说高考,就是类似于“考试”的行为离我远去也有些年月,学生时代就害怕考试,倒不是因为考试结果,而是考试本身,大约期中、期末考试之前的几天,神经就开始紧张,吃饭、睡觉都不踏实,还经常做恶梦,梦见自己迟到了;考试卷上的题目自己都不会做;卷子还没答完,考试结束要收卷子……惭愧地承认,直到今天,我还经常被那些考试的梦弄得神经兮兮,在梦里还不住地怀疑:我不是已经毕业了吗?怎么又来考试了?虽然彻底告别了学校,似乎上学的惯性并没有随着学生时代的结束而远去,常常以梦的方式偷渡回我的潜意识当中,让我重温那些青涩的岁月,我应该感谢这种来自时空的提醒,它让我在现实中不至于顺流漂出太远。今夜,当我偶然想到了关于“天空”的题目,就发现在汉语的苍穹下,也有“仰望星空”的身影。
   《列子•天瑞篇》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

   
   杞国就是春秋时期的杞,地理范围大约今天河南省的杞县,如果稍稍追踪一下杞国的历史渊源,就会发现其中还有一些可以挪移出来,作为理解这位“仰望星空”者的文化背景。根据《史记•陈杞世家第六》载:“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
   照此看来,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帝国——我更愿意称之为“君权专制”帝国,以区别于自秦开始的“帝制专制”——夏朝的后裔,杞国的文化历史要早过周朝,以及商朝。《史记•夏本纪第二》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襃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这里的杞氏应该是杞国的先祖,既然是“用国为姓”,那么杞氏的封地就应该在杞,但是夏朝时的杞和春秋时的杞是同一个地方吗?限于我的短浅,不敢下结论。《地理志》载:“杞,今陈留雍丘县。”而《史记索隐》载:“盖周封杞而居雍丘,至春秋时杞已迁东国。”《左传•隐公四年•经》载:“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莒的地理位置在今天山东的莒县。《春秋公羊传•隐公四年》载:“牟娄者何?杞之邑也。”而根据孔颖达注:“牟娄,杞邑,莒伐取之,自是以后常为莒邑。”(《春秋左传正义》)也就是说最迟在鲁隐公四年杞国已经从河南迁到了山东。我还看到一种说法,杞国的迁国发生在杞武公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740年,但是我未查到这种理论的出处,在此存疑,求教于方家。
   确定无疑的是,在春秋时杞国已经从河南迁徙到了山东。《左传•僖公十四年》载:“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缘陵的地理位置在今天山东省昌乐县东南,公元前646年,杞定国在缘陵。《史记•陈杞世家第六》载:“楚惠王之四十四年,灭杞。”到了公元前445年楚惠王灭杞,杞国的历史谱系终于断绝。太史公对于杞国这样的末代王朝的后裔,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史记•陈杞世家第六》)史记中对于杞的记述的确就像司马迁所言“不足称述”,除了罗列出春秋时杞国君主之间的交替,再没有提供可以借鉴的史料。
   杞是小国,在周武王时封爵为“公”,而到了春秋时,杞国君主的爵位每况愈下,有时称“杞侯”、“杞伯”,甚至称“杞子”。比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杞文公来盟,书曰‘子’,贱之也。”在春秋时,似乎国力才是货真价实的“硬实力”,而军事力量几乎就是国力的同位语。比较当时叱咤风云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无不是依靠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君临“霸主”宝座的。动荡的时代依靠“硬实力”,和平的时代需要“软实力”,“软实力”可以视作“泛文化”,包括制度、礼仪、文字、语言、器物等等从形上到形下的文化符号。而在春秋这一社会转型期间,对于“软实力”即文化的震荡和洗礼,让那些曾经以文化辉煌自傲于世的老牌文化帝国斯文扫地,比如最具代表性的周王朝,以及商朝末裔宋,还有今天的主角杞。
   有趣的是,除了齐国、晋国之外,另外几个霸主在地理坐标上似乎都是周朝文教未曾笼罩的地方,秦、楚、吴、越,都有着自己的地缘和文化谱系,与当时周代表的中原文化中心有着平行的发展脉络和传承,一方面限于地理缘故,周边文化群落与中原文化缺少交流和沟通;另一方面,以崇尚“礼”——或者说“意识形态”——为代表的周王朝,一向以中心自居,缺少包容的胸襟和深邃的眼光,可以说中原文化的根基本身就百孔千疮,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一贯秉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方针政策。直到这种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再不能为周王朝带来任何现实中的光荣时,曾经的天子也不得不操练、熟悉起新时代的语法。
   以夏、商、周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其价值向度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字拜物”,从甲骨文、青铜器的铭文到浩如烟海的文字典籍,无不是文字的积累、叠加和演变。儒家文化的源头——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如果没有文字,这些文化的基石无非空中楼阁,但是,这难道就是文化的全部表达和可能吗?我的观点是:未必。文字,也可以视作一种物质,而并非所有精神的产物都依靠文字来承载,音乐、绘画、雕塑也都是和文字并列的表现手段,如果将它们视作同一体系,那么在此之外,依然还有这种载体无法抵达和穷尽的思想和情感。
   楚文化代表老子的《道德经》开宗明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一饱含哲思又颇具吊诡的开篇,可以说正是对中原文化“文字拜物”的嘲讽和颠覆,在中原文化——即后来儒家文化的前身和雏形——将文字视为珍宝和私藏,意欲通过文字洞悉天地的奥秘已久后,老子首先就否认了文字的全权功能和价值定位,从这一点来看,不如说在对“文字”的功用和意义认知上,不同的文化结构中,视角会呈现南辕北辙的差距。老子似乎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抵触和厌恶,也许是因为他在周朝的国家图书馆任职时,成千上万被体制浸泡的文字让老子作呕,他必须另辟蹊径抵达思想,而选取的工具就决定了目标实现的可能性高低。我猜测,老子借助于文字有点迫不得已的意味,所以《道德经》只有五千多字,而且全都是语录式的写作,这种词锋片断,只有在大智大圣或大奸大恶笔下才能获得淋漓尽致的发挥,虽然在普通人如我眼中,从至善到至恶的距离只有一页稿纸的薄厚。相比于孔子,老子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家,而当他的思想密码被庄周截获破译后,我们就看到一部洋洋洒洒的《庄子》,至少在对待“文字”的态度上,庄子与老子可谓和而不同,看得出庄子在“挫万物于笔端”时丝毫不吝惜墨水,我甚至怀疑“水击三千里”的北冥是否已经被庄子的墨汁浸染,从文字的大海中游弋的才是庄子的哲思吧。在我看来,这依然还是一个地缘文化的差异,庄子是宋人,商文化的末裔,当滥觞于长江流域的文化远渡到黄河流域时,所幸的这次的文化嫁接没有出现南橘北枳的尴尬。不得不承认,当精神盘旋直上抵达逍遥游的高度后,与之接翼的只有同等密度和力度的思想,甚至这种超绝是可以跨越时空的。就像庄子所言:“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庄子•齐物论》)
   孔子也是宋人的后裔,可惜,自从这一枝血脉离开原住地宋国去到鲁国之后(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左传•昭公七年》),倒真是产生了南橘北枳的变化。鲁是周公旦的封地,是周文化的资料库和档案馆(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鲁文化的核心就是体制文化,或者说权力文化,其表现就是自大、狂妄、自卑、胆怯,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的品质实际上保持内部的自洽,因为这和权力的谱系是同源的,权力重视等级,一个人在权力金字塔上的位置决定了他的认知和言行,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君臣、尊卑、上下的概念和差别,为什么会有君子和小人的天渊之别,为什么会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训诫。因此,而在鲁文化中培育起来的儒文化,其长远目的就是将人调教、训练、管束成为体制中的一个零件,而这种过程是对人性中本能的自由的否定和抹杀,儒文化对于人的认知是建立在体制背景下的,一个人在面对“上”和“下”时,佩戴着迥异的两张面具,这也许是儒文化精神内涵的人格分裂,因为既要扮演奴隶又要扮演奴隶主,不仅需要极高演技,而且这种经年累月的长期训练,最后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影帝高度,才可以说真正的儒学毕业,也就可以直接进精神病院了。因为这种儒家的这种体制价值观和今天提倡的普世价值大相径庭,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于权力的天然合法性,比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也就是说,君权天授,天不变,君权亦不变;而普世价值首先承认天赋人权,而任何权力的合法性获得,都必须满足一个最为关键的条件:被统治者的认可。认可的意思相当明确,你不能拿“奉天承运”或“我代表”来欺骗、愚弄人民,认可,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
   从汉以后儒教无上地位的确立,在思想和精神上儒文化对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重的影响,儒教的精神核心根深蒂固地捆绑着整个民族的自由精神,而知识分子长期在儒文化中的浸淫使他们无法从中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法,或者说从未意识到文化本身存在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儒文化的根基。儒文化就像一个“莫比斯环”,它内部自洽,互为因果,高度稳定,在这种文化中不会产生任何动摇其根基的力量,或者说,儒文化是一种僵死的文化,称之为“僵尸文化”可也。一个文明古国,为什么会将这种“僵尸文化”维持两千年之久?与其说是文化选择,不如说是权力选择的结果。而在帝制专制建立之前,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我们曾拥有一种和今天普世价值的自由相去甚远,但却惟一可以称之为“自由”的瞬间,在那个时期文化是自由的,自然也就呈现出多元化的并存和发展趋势。儒文化只是其中一系,而且内部的支流众多,不存在“团结在某某周围”的现象。专制的本质就是集权,这其中也包括文化权力,为什么要焚书坑儒?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要将文化统一在权力之下,文化的构成大约只有两部分:器物和知识分子。带字的都烧掉、识字的都杀掉,是秦始皇的政策;而秦以后,则采取了识字的要收编、管控到体制中来,写字可以,但是要按照权力的语法写。对于文化的几次彻底剿灭和破坏,只有极少的文献留下,像《道德经》、《庄子》这样的思想作品尚能传世,真可谓天大的幸运。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还有大量的文化典籍葬身秦火,在上古流传的文化血脉中彻底中断了它们的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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