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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网络与知识分子

散文、网络与知识分子
   
   从未想过会有这样难得的下午,因为有些小恙因此没有外出的计划,平日里的游泳也暂时放下,该写的题目都已经完成,正在等待灵感击中我的时刻,至少不是现在。我上网读那些文字,收发电邮,看看电影,看看电视,看看书,随意地躺在沙发上,不是为了睡去,只是让身体放松下来,我感觉可以暂时从那些文字和历史中抽身,虽然我知道自己还将返回其中去,但哪怕只是片刻,也让我感觉如释重负。
   最近在读当代作家的散文、随笔,虽然知道变成铅字的书其思想的密度和力度要大打折扣,换句话说,读者能读到的一定不是最好的,但是发现这些选集中作家和作品的思想竟然盘旋在如此高度,有一种匪夷所思之感。我认真地思考这个现象,觉得问题大概出在自己身上,坦白地说,我有很久很久没有读过散文了,我真的已经不记得这种文体的定位是在什么样的向度上演进的。这些年读的较多的除了蒋蓝的思想随笔(文体类型应该算是“随笔”而不是散文,若说接近“散文”文体的大概是《动物论语》吧),就是各种时评,包括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不一而足。习惯之中,就培植了自己偏爱的文字取向,就是文字一定要承载思想,哪怕文笔不够优美(当然这局限于“时评”或“学术论文”的文体,使得作者在展示思想时难以用诗意铺排言路),也要一定的思想饱和度,当然,如果思与诗并驾齐驱,自然是一时之选,比如蒋蓝的文字,以我狭窄的阅读范围,至今未见有出其右者。
   再返回所谓的“散文”文体,除了课堂上学习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小桔灯》之类的代表作外,其余的名家名作几乎都忘得干净,没有留下丝毫印象。高中毕业后,大学的阅读就朝向了更宽泛的谱系,除了理论著作外,就是读一些经典或小说,至于散文不记得有所涉略。

   读书被日常的琐事搁置过一段后,当我开始跑图书馆时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重头读起,若不是去年的写作,稍稍读了一些传统典籍,那么可以说我的阅读兴趣不在“文字”而是“内容”,虽然在此之前,对于“散文”文体的模糊定义是未经证实的臆想,那么这次的阅读,可以说将这种猜测变成了证据。
   当然,一个写作人,或者如我一个业余写作爱好者,即使写下的文字无关思想,也是正常的事情,况且那些人生感悟、情感经历、记忆追踪、文化苦旅等等,也是人生不同的侧面和经验,自然有被文字昭示的意义和价值,尤其对于作者个人而言更是如此。并且这些游离于日记和博客间的文字至少可以说明,人民较之三十年前还是有了一些言论自由,在告别“大字报”之后,文字也渐渐拓展了它容身的空间和语权,这也是构建一个公民社会的良好前景,虽然言路还未到达高速公路般的畅达,但已经不再是羊肠、九折般艰难,不得不说这种变化源自网络对传统媒介的推动,今天写博客已经是许多“网络人”的家常便饭,纸媒出版的困难被网络解决,甚至取得了传统媒体不能达到的轰动效应,当然这其中不乏从纸媒转战网络的“前网络作家”,不过,也要注意到以杨恒均为代表的一批博客写作者的努力和回报,可以说正是互联网将一种普世价值的理念传遍虚拟空间,并且得到了空前的支持和经久不衰的热情。试想,若将这些文字变成铅字,再到读者的手中,需要多久?杨恒均说“我的文字都无法出版”,那么看来读者就得无限期地等下去了。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不想等待,因为生命不是在等待中实现其价值的,可以说在启蒙大众的贡献中,纸媒远远落后于互联网,这有现实中的无奈,但是无疑互联网的重要已经被专家、学者、作家,乃至我这样的“草根”所认同并高度评价,其潜在价值绝对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请注意,我们的互联网是被管控的,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诸多公共事件中,互联网都发挥了其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翻墙”的浩浩队伍中;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谷歌”退出中国却引发了如此大的关注和争论(有人到“谷歌”公司前献花,却引来有关部门“非法献花”的指责,这自然是另外的话题了);也就可以解释“五毛党”们的尴尬处境……就此看来,传统媒介和网络的对接至少相差十年的距离,按照传统媒体的前进步伐,短时间内难以跨越这巨大的鸿沟,无疑,这就限制了书本、报纸、杂志开出的话语边界必然不能达到互联网的开阔,当然,所谓的“散文”,也就面临同样的困境。
   过去二十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存在一种退行性趋势,如果80年代的人文主义精神刚刚萌芽,那么从90年代后,人文精神尚未含苞即告终结,从此犬儒主义开始疯狂生长,这里不拟讨论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只就这种变化的结果对当今人们的精神世界影响浅议几句。
   首先,人们从公共空间退出,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围绕“身体”展开的叙事从经济到文化领域节节攀升,这种“政治”淡出,“身体”凸现成为了过去二十年社会的主流趋势。这种重新发现身体“新大陆”的变化,是一种无奈下的选择,在“此路不通”后的转向和折返,而这时,经济改革在92年的重启,也为消费主义在“身体”上找到最好的切入点。蛰伏于身体以及灵魂中的欲望被从潘多拉盒子中释放出来,却发现置身于一个犬儒和消费主义并存的语境下,本真的欲望竟然无法得到正本清源的表达,很快被金钱的气息挪移改写,呈现出妖魔化的趋势,甚至越演越烈。
   其次,意识形态乌托邦的彻底崩毁,却从由体制到民间的各个阶层达成一致,这在之前的四十年中是前所未有的。“皇帝的新衣”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从围观群众、各级大臣,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只是大家达成了一种默契,谁都不说破这一事实,而且在必要的场合和时刻,面对“新衣看上去很美”的论调,人民有义务随声附和。无疑,这种“新衣叙事”结构加速了权力话语在民间话语的复述中的贬值和消解。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面对矛盾重重的现实,从体制到民间都持一种观望的态度。体制在“维稳”上的投入已经是天文数字,但是却依然加大投资力度,可见体制为了保持现状,不愿做出改革的举动。但是民间的反映更耐人寻味,在群体性事件越发频繁的时代,民间依然没有在公共空间形成一种政治表达的能力和愿望。这种事实可以视作种种力量磨合下的最终结果,这种积聚的力量不能得到合理、合法的释放,最后还要指向民间,前一阵的“屠童”事件就是一种表征。我更愿意将这种情况作如此比喻:一座铁屋子,里面的人就要闷死,现在人民几乎都醒了,没有醒的也在渐渐苏醒,关键是没人去捣毁铁屋,从最有能力捣毁铁屋的,到最没能力的,都是袖手旁观。那些最有能力捣毁铁屋的人的理由是:铁屋与之有一定渊源,并且铁屋目前还能提供一部分保障,因此不愿捣毁铁屋;而大多数人的不作为,就很好理解,铁屋不是我们建的,我们也没有能力捣毁,反正大家都同样下场,我为什么急着犯险……实际上,这里最可怕的是,大家都不觉得捣毁铁屋对每个人的未来都是有益的,一部分人是担心铁屋倒了,自己的保障就会切断,而且和铁屋的关系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更多的人是未见到铁屋倒了,自己将会拥有一个有尊严的人生,可以说这是铁屋中的人们在降生的那一刻就从未体验过的事情。
   再回到散文上来,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的散文写作,是无法回避这种宏大叙事的框架,它左右思路和文路,使得文字只能按照特定的路数前进或逶迤,即使是在某种“体制外”的叙述空间中,这种影响仍旧以“缺席”的方式在场,也就是说,本来自由的言路在这种掣肘的情况下,左支右绌展闪腾挪,显出一种滑稽的姿态,这应该不是写作者的本意表达。即使尽量将“体制”的影响降至最低,那么是否真的能够回到“写作的零度”呢?我以为这几乎是空中楼阁的假设,在一个公共空间尚未建立完善的语境下,私人叙事(无论是以何种文体)本身就存在很大的虚构成分,因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有着恒定的比例关系,两者不能互相替代。当一件事情含有极高的公共性时,私人的观点和角度并不是进入公共事件的切点,而是应该以公共话语解析公共事件。而通过一系列的文字呈现的结果,常常是以私人视角来对一件公共事件的整理和归纳,而这种无意识的行为恰恰模糊了“公共”与“私人”的界限,使得面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文字显出了“思想密度的虚以及内力的软”。
   一系列的写作样本让我感到文字中漂浮的伤感、怀旧、迷惘、无奈、痛苦、挣扎等等的情绪和意境,倒不如说,这些情感准确体现了当今这个时代的特征。作者都是有才华,有感受的写作者,这在被体制作家充斥的文坛,已经是难得的风景。但是问题依然如故:文学的问题不是缺少才华,而是缺少与我们当下时代契合的思想和勇气!前者是穿越时间和文字的迷雾,进入本质与内核的唯一途径;后者则是支撑这一动作的源泉和终极旨归。遗憾的是,我未能从这些才华卓著的文字中看到这种趋势和可能。
   在经历过“思想淡化,学术突显”的时光后,以研究机构、智库、大学等为依托的体制学术阵营,已经不能继续80年代的光荣和领军任务;相对的,民间呈现出的躁动和喧哗,非但不能接续之前启蒙运动的断裂,反而顺理成章的扩展着体制价值模式在民间领域的边界和影响。一些学者对民间给予的厚望不如视作对体制失望后的移情,也恰恰因为他们的体制身份,使得“民间”的概念被彻底误读,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如果说“体制”与“民间”的对立,在政治领域的体现是资源占有率的悬殊,那么脱离政治语境,这两个“阵营”的个体并无根本区别,放置在“国民性”的视野观察,对于功利的渴望如出一辙。鉴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义过于宽泛(这种宽泛本身就具备浑水摸鱼的空间),我更愿意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称呼我心中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一百年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人口比例,甚至在“知识分子”中的比例一直是绝对少数。建国的前三十年中,不存在“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就将49年前的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付之一炬。当然,“反右”如果集中在“知识分子”阶层,那么“文革”的冲击就扩展到全社会,受难者不独“知识分子”。建国后三十年间,尤其是后二十年间,体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一改延安时期到“反右”前对知识分子采取怀疑、提防、教育、改造的立场,而采取了对渴望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提供他们在体制高速运转中发挥作用的机会和空间。不如说,体制率先看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运行让一些知识分子脱离体制生存成为可能;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人口比例在上升,这个阶层的“体制化”进程是转型社会的时代潮流。从一年高过一年的公务员考试人数来看,体制对优势资源的掌握使它不必担心没有“知识分子”向其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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