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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麟与历史的终结

获麟与历史的终结
   
   《左传•哀公十四年》载: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
   在同年的《经》中是如此记载的:“春,西狩获麟。”
   在整部《左传》中,麟,这一怪兽只在哀公十四年现身过一次,孔子将麟的横空出世写入《春秋》,透露出将怪兽提高到历史大事件的意图,同时这只怪兽无疑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文化符号跻身于《春秋》的尾声。

   根据服虔的注解:“麟非时所常见,故怪之,以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后鲁人乃取之也。明麟为仲尼至也。”大约这样的解读是符合孔子心意的,很明显麟的出现对于孔子而言是一个天命般的事件,《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载:
   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西狩或麟,孔子曰:“吾道穷矣。”
   
   孔子在和怪兽通感涕泪横流的时候,什么样的情愫震撼着这位学者及教育家的心灵?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根据文字的记载,怪兽的出现绝对是历史和文化的异数,根据《毛诗义疏》载:“麟,身马足牛尾,黄色,圆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钟吕,王者至仁则出。”这样来看,麟,代表着权力威加四海的象征,是其政治合法性纯度极高的超自然体现。但是,在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麟的现身,并非宣告着一个海清河偃的时代来临,这只怪兽像是历史的一道谶语,在哀公十四年春天,在鲁国的大野(地理位置大约今天山东省巨野县北),在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眼中,透露出未来命运的一线消息。
   对于《谷梁传》和《公羊传》而言,历史的叙事在这头怪兽的吼声中完结,笔墨的颤音消失在了哀公十四年。而左丘明为解读《春秋》而作的《左传》却没有停笔的意思,他沿着怪兽的独角与纹章接续起春秋的笔法和大义,但是从怪兽眼中放射出的光芒经过孔子泪水的折射,就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将喧嚣中的历史和滚滚红尘中的人物在镜像中完成文化与道德的显形和还原,怪兽的眼睛和孔子的眼睛在逐渐漫漶、重叠,努力放大历史的倍数,拨快时间的年轮,怪兽扬起踏破神话的蹄子,背负着孔子穿越时间、国界和文字,战火的烟尘和盟血的郊禋在他耳边掠过,焚龟的裂纹、占卜的蓍草、解梦的遁词已经展开它们文化的迷雾和藩篱,孔子顺着竹简穿缀起来的纪年作为奔向权力和叙事中心的地图,沸腾在民间的挣扎和呼喊正被暴力的烙铁碾平,刀刃剖开的喉咙和脊梁飞溅出一滴鲜血,无意落在历史的辗转当中,以标点的方式在言路中栖身、默默生长,直到成为大地上矗立起的巨树,在未来之光的笼罩中投下的阴翳,成为远去时代所遗留的黑字的校正和勘误。孔子终于没有抵达他理想的目的地,他不是精神世界的漫游者和流亡者,不像骑牛西去的老子,以及化蝶翱翔的庄周,甚至不是御风而行的列子,他的坐骑决定了他和权力与体制的内在联系。这个一生追求只在文字和口头上虚拟的乌托邦的教育家,他对于体制对个体的全方位占领的套路似乎格外痴迷,不像后来的“法家”那样青睐于专制的形下领域,孔子的出手是指向人的灵魂和精神,这足以见其一代宗师的风范和眼界,所谓“登泰山而小天下”是也,有了这样的高度和认识,不仅是“吾欲仁”,大概所有意识形态的概念都可以奔来眼底吧。
   值得讽刺的是,孔子对于获麟的解读真可谓浑然天成,他降生的时代给予了他足够的尊敬和轻蔑,惟独没有慧眼独具的独裁者的赏识;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当时的体制,时也、势也,从君主专制到帝制专制的时代变迁是一个漫长的阶段,孔子早生于西周时(君主专制的颠峰),一定成为朝廷中的优秀公务员;晚生于秦后(帝制时代),就成为当之无愧的“王者师”,享受专属于己的地位和光荣。可惜,上天将孔子降生在一个最不利于他的时代中,就有点“天降大任”的意味。历史证明,孔子是担当这一“重任”的不二人选,他聪明、好学、有毅力、善于交际等等都是一名“圣人”首先应该具备的品性,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信念,不知道孔子因为什么,对于周朝那套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深信不疑(我私下里怀疑,由于孔子缺少父爱的缘故,使得他在心理上寻找“强大”的夹持,而“强大”就是权力的特征之一;虽然,这种色厉内荏的“强大”从来不是光明正大的力量,却往往成为暴力和阴谋的策源地),成为他追求终生的信念。我相信以孔子的智商和所掌握的文字资料,是不会愚蠢到真的相信那套所谓的“周礼”的,但是,信仰和感情一样不需要理由,或者说,当事人不愿意知道理由,他宁可闭上眼盲人摸象,方便为虚拟出来的大同世界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质和精神资源。
   孔子在兜售他政治理念的奔波中四处碰壁,不同于玄奘仗策孤征的信仰苦旅,孔子的周游不是为了求索什么终极真理,对于一个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人而言,是根本不屑于回答“上帝是否存在?”这一类问题的,可以说,孔子具有信徒的热情,但是却没有信徒的疑惑,后者让人义无反顾地追求信仰和真理,就像玄奘法师一样,宁可当一名“偷渡客”也要求解真经,实际上,无论玄奘从印度带回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却都比不上他身体力行传达给后世的意义——为信仰而信仰!光这一点,就足以让千百年来那些打着宗教幌子赚取名利的“假行僧”们无地自容了。可惜,像玄奘这样的人太少了,而时代的人文评说将其行为局限在宗教层面,往往缩小了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对这个功利主义深厚的民族的警醒作用。更多的人喜欢看《西游记》,喜欢看那个不分人鬼,只会念咒的唐僧,然后就是“金猴奋举千斤棒”……而孔子是没有信徒的“疑惑”的,他自言“四十不惑”,这样来看,最迟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形而上的问题可以牵绊住他的思想。他自己也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子张》),又说“五十而知天命”(《论语•学而》),看来十年过后,孔子已经打通任督二脉,智力直通宇宙的中心,俨然以真理的制造商和守门人自居了。
   这样的孔子是不需要精神苦旅的,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不如流浪的诗人屈原,我注意到他们两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屈原的人生已经被他汹涌的才华浸透,行吟和文字已经不能承载他艺术气质的流露和升华,最终选择“死亡”这一终极形式,完成其行为艺术的最高表达;而孔子的一生从未显现出丁点儿的艺术细胞,顺着历史的谱系我读到了博识的孔子、诲人不倦的孔子、好学的孔子……惟独没有作为艺术家的孔子,只有一次他对《韶乐》表达了反常的推赏“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作为受到音乐震撼的心灵反应,这在孔子的一生中,也许是惟一的一次。这里没有苛责一个人艺术天赋高低的意思,这个世界并不需要人人都成为艺术家,但是不可否认艺术之路不仅通向精神领域,也和人的情感世界密切相连,使得杰出的艺术家无不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拯溺苍生的愿望。虽然孔子在许多场合显示了他人道主义的一面,但是,他却未能用这种人道主义衡量他的政治理论,是否和他艺术细胞的缺乏有关?于此存疑,求证方家。
   孔子的漫游貌似是在为自己的政治抱负寻找一个展示的机会,虽然,他自己也不讳言这一点,但是,将他的理论和行动放进历史的坐标中观察,就会发现表象和本质南辕北辙,不像绝大多数漫游者那样,注定的流浪是一个追寻的旅程,期待爱情、真理、希望等等在旅程的终点出现;孔子的漫游一直在做着给予的努力,他要为那些君主们提供一种通向未来的捷径,那是一个令统治者高枕无忧的理想帝国,被统治者按照最无知、温顺的方式组织起来,构成帝国版图的血肉基座,这条通往集权之路,有着怎样光辉的前景,绝对可以照瞎在阴鸷的黑暗中费心摸索的眼睛,孔子将大小专制者只在梦中窥见的天堂,在现实的经纬中锁定下来,不得不承认,孔子对即将开启的历史有着超人的远见和认识,也许正是他的超前,所以他必须迈出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而将收获的权利和果实留给未来。历史和孔子开了个玩笑,并非那些独夫、民贼没有想象力,无法用意念抚摸孔子的“美丽新世界”的脸庞和温度,而是现实条件不具备运行孔子那套理论的基础,权力还需要经过二百多年的较量才最终孕育出第一个帝制专制国家,我相信孔子在他最隐秘的梦中是目睹过这个时代的,如果他不是从梦中得到这样的启示,就难以解释他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坚定不移的努力,值得讽刺的是,这种用力完全弄错了方向。
   在自由和专制之间,在历史源头的某个临界点上,两者仅有一线距离,最不经意的选择,就会影响未来两千年的时间,我相信一定有这样一个时刻,在一个权力者脑中思索着:自由还是专制?这真是个问题……哪怕只是在潜意识中有过这样的选择,大概做出选择不用一秒钟的时间,未来就这样被预言了。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性恶论”者,证据就是行善往往需要思考和信念的加盟;而作恶往往出自本能的愿望和不假思索的决定。看来,行善比作恶的成本高,而我们的宇宙却遵循熵理论:高能量向低能量流动直至寂灭。而作恶比行善更接近宇宙的法则,它看起来更符合人类的天性……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一阵悲凉,夜已深,风在摇动窗前的梧桐,弹拨出一串沙沙的婆娑,我看到黑夜中的霓虹闪烁,仿佛渐行渐远的灯火,假如人本性即恶,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何在?假如善良是一种后天的学习,是一种对人类自身天性的矫正,那么这样的“善良”又有多大程度上的信誉和价值?难道它不是一种“人造物”吗?难道它不是道德的起搏器吗?当我们用它作为支撑的拐杖、行动的车轮、照明的火把、战斗的刀枪时,才发现我们的对手是内心深处隐蔽、强大、坚固、黑暗的天性,这场战斗结局已经注定,人类存在一天,这恶的本性就存在一天,这让我对人的本质产生了动摇;但反过来想,如果人性恶的话,那些向往光明的愿望和努力,又该怎么解释?人类没有在人性的深渊中越陷越深,反而一步步走出愚昧和蒙蔽,这样一条曲折但清晰的历史进程,又如何用“人性恶”一言蔽之?这让我不禁思考人性的概念,也许所谓“人性”并非一个永恒不变的集合,它至少拥有一样属性:人是可以改变的。一个人可以选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选择成为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也可以选择成为甘地、曼德拉、马丁•路德•金、保罗二世……用个人的选择去为人性下定义,那么,一个生活在现代、文明国家中的公民,和一个生活在原始社会中的氏族成员之间,对于人性的认知和定义天差地别,其差距也许并不小于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中人民的区别。但是,这种认识的差别并非注定,你可以选择,即使在“人性恶”的前提下,即使在一个后极权的语境中,即使在一个专制主义悠久、信仰长期缺席的社会里,一个人依然可以成为善人,而前提是:你要选择成为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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