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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效果到“正名权”的辨析

从政治效果到“正名权”的辨析
   
   长久以来,在政治学中有一个民间层次上的问题不得其解,对于极权时代发生的“大灾荒”,导致三千万人(保守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历史事件中,体制异常稳定,除了小规模的对抗外,从上层建筑到民间都未曾表现出任何指向体制的动荡;相对照的是在80年代开始政治、经济改革之后,在人们生活普遍改善的情况下,却爆发了“八九”这样史无前例的民主运动。如果说前者给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应该带来触及体制根基的人权运动,而恰恰相反的是,这种争取人权的行为却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得到好转并向着一个预期的未来发展的时候产生,就不得不让人对这种看似矛盾的现实进行思考,对此,我愿意展示一下自己的思考。
   在进入讨论之前,先将这两个不同的社会阶段进行一下区分,对照一下客观条件对其必然的影响,相信这种扒梳对于辨析这两个事件有着宏观上的益处。“大灾荒”发生在极权时代,而“八九民运”发生在后极权或从极权向后极权过渡时代,这种政治体制的变化对这两个事件所发生的社会背景有着广泛且深入地影响,可以说以这两个历史事件作为观察当时社会的一道窗口也许更为恰当,只是这里反其道而行之,将这两个事件从发生的现实中抽绎出来,进行更为独立的分析和演绎,但是,这种研究依然不能完全脱离其生长的现实土壤,仅以媒体资源为例,极权时代的媒体悉数掌握在体制手中,可以说对于“大灾荒”产生的具体影响,我们不缺乏个体经验和记忆,但是,由于媒体或者说宣传工具牢牢控制在体制手中,这让每一个个体只能在自己并不广泛的生活范围内寻找一种共同经验,就像在单位同事的脸上寻找营养不良或浮肿的记号和痕迹,这种苦难经验如果无法在更为广域的向度上获得情感、心理、政治上的认同,而对于一种公民行为而言,缺乏这种前期的“政治认同”,就无法形成理论上的凝聚力;实际上,当时的媒体不但小心地封锁关于饥荒的消息,而且普遍地为政治策略的失败文过饰非,将显而易见超越常识的谎言宣传为“大跃进”中的典型。这种对于社会资源的完全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民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个体难以离开体制独立存在。
   而到了80年代,在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之后,体制对于媒体的掌握开始松动,甚至一些改革派官员执掌宣传机构,正是媒体趋近客观、独立的标志,一个例子可以看出:在“4•26社论”之后,《光明日报》的工作人员来到广场声援学生。而权力在80年代呈现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态势,不仅使媒体,几乎一切领域无不表现出了一种走向民主的趋势。这个时候,大多数百姓已经不像极权时代那样的消息闭塞,他们开始从多角度多立场上认知自己的生活,这种来自生活之外的眼光不仅让人们对自身生活有了从未有过的思考,而且这种思考不仅局限在自身生活,人们开始将自己与周围人,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说80年代是整个民族的一次启蒙学习阶段,那么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启蒙最基本的成果就是重新发了“自己”,这种“自己”不是生物学上的“自己”,而是一种公民意识的首次觉醒,人们第一次了解到作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和希望。

   从两者不同的社会形态出发,看到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人民与体制之间的关系,是以如此不同的方式纽结、组合在一起的。对于一件事件,尤其是历史事件,总是给后人提供广阔、丰富的解读空间,甚至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解读中出现彼此相背的阐释立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一个事件就像是世界某个时空中的缩影,因为有人为的力量参与其中,也就使得事件本身获得千姿百态的解读模式,因此,对于历史事件的解读的准确性首先要求对于理论范畴的圈定,在这里,我选择政治哲学的视阈对这两起历史事件进行观察。
   下面要使用三个概念分别是政治目的、政治手段、政治效果,这也是我对历史事件分析的入手点。政治目的是政治体制的成因,它由权力的性质决定,宏观上它是权力的自我证明,它需要向被统治者宣示权力的终极去向;微观上,政治目的是政治策略的预期。政治手段是围绕政治目的开展的权力运转方式,宏观上它是一系列上层建筑的总和;微观上,政治手段具体为最终指向被统治者个体的操作方法。政治效果是前两者因果作用的最终表现,宏观上表现为被统治者对体制的态度,以及体制对于国家的综合统治能力;微观上,政治效果表现为人们对具体政治目的的反应。
   以“大灾荒”为例,极权时代的宏观政治目的是“阶级斗争”,而微观领域表现为“大跃进”运动;体制所采取的政治手段,是以农村公社这一强制性的土地公有制手段推进“大跃进”运动;而最后的政治效果是造成三千万人死亡的彻底失败。
   为什么在这种政治效果一败涂地的情况下,权力体制却稳若磐石?我认为就在于这个时代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之间的同一性。有资料显示,在“大灾荒”时期,一些灾区的人民要离开村子去外地乞讨生活,却被军队封锁在村子里,像这样的尖锐矛盾却没有激活人民的造反传统,我认为正是由于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一致的缘故,在“阶级斗争”的政治目的下,所采取的政治手段是服务于这一目的,毛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为什么要分清敌友?这种对于敌人和朋友的判定仍旧是政治手段的范畴,而在“阶级斗争”的政治目的下,对于暴力的合法运用依然是政治手段的延伸和激化,在政治目的的目标下,即使体制使用暴力依然是为这个政治目的服务的(如果将时间稍稍延后来看,在“文革”中体制采取的群众运动模式,从批斗、游街、抄家到插队等一系列政治手段都是在“阶级斗争”这一政治目的下获得其合法性的,而在“文革”中暴力的滥用,是从“阶级斗争”这一政治目的确立的时刻起就注定的)。至于政治效果,仅从被统治者对体制的服从程度来观察,就会发现在“大跃进”失败并造成恶劣结果的前提下,人民依然承认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是我要提出的观点,就是权力合法性的稳固与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是否一致密切相关,以“大跃进”为例的极权体制分析样本来看,即使政治效果为零甚至负增长,只要政治目的和手段匹配,权力的合法性就不会被动摇。
   而“八九民运”中,后极权的宏观政治目的是“改革开放”,微观的目的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政治目的,它本身并无道德上的善恶可言,就像“大跃进”一样,只有这种政治目的通过政治手段造成的政治效果才可以评价在现实层面的最终价值。而在“改革”这一政治目的下,采取的政治手段上却出现了戏剧般的悖离,在“改革”的过程中,体制的变化使得权力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在了一起,官员手中的权力成为立刻兑现为经济利益的资本,这也让这种当时所谓“官倒”的现象成为民众中的普遍共识,也就在这时,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出现了分裂,作为推进政治目的的政治手段,非但不能积极促进“改革”的目标,反而借助“改革”的名义谋取个人的利益(这种政治腐败现象本身也是政治领域中的客观现象,其本身并无更多更少的道德意味,民主国家通常采取制度的方式避免腐败现象,而中国的腐败则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体制在大谈“保先”的同时,对制度缺陷避而不谈,是因为体制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制度性腐败的深层次原因,而要彻底扭转这种腐败现象,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目前体制迟迟未表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态度),而这种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的分裂,就像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人,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南辕北辙,体制意欲实现的“改革”目的,被政治手段中的腐败迅速瓦解,而这时,即使政治效果已经使人民的物质甚至精神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但是,这种效果实际上是无法为权力的合法性加分的,通过纪念改革派人物的悼念活动激发的民主意识迅速波及全国的各级城市,并以首都为中心拉开了短暂但轰烈的民主运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在实际情况好转的情况下,人民反而自觉地走上街头争取人民主,而这种以广场政治的方式向体制讨还人权的表现,被体制视为威胁其统治的“反革命暴乱”(这是当时的说法,现在已经轻描淡写为“政治风波”或“政治波动”),在体制对于“八九民运”的处置方式上,许允仁先生的《中华民族的高峰体验和创伤记忆》一文中有着鞭辟入里的政治哲学分析,兹不赘述,这里要讨论的不是“八九民运”的最终结果,而是寻找其产生的政治哲学原因,就像上文对“大跃进”的分析一样,“八九民运”在人权状况稍稍好转的背景下发生,关键在于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的分裂,这种分裂的后果直接导致权力合法性的贬值,即使有着上升趋势的政治效果记录,依然不能扭转体制动荡的趋势,并终于导致全社会的民主运动,而民主运动正是指向权力和体制,从政治哲学上来看,将其定性为“反党”、“反革命”是恰当的;而“暴乱”则是体制一贯的修辞方式,无需纳入政治哲学视野。在这个意义上,邓的决定可以说的确拯救了党和党国,当然这也是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看,甚至在是否武力清场这一问题上来看,依然适用这个三位一体的理论模式:维持现存体制(政治目的)——武力清场(政治手段)——流血(政治效果)。从效果来看,体制在国际和国内恶名远扬,按照当时普遍的观念来看,就像许多流亡的异议人士认为的那样,体制的合法性因为武力清场而归零,其坍塌指日可待;而使用我的理论模式分析就会发现,武力清场非但没有削弱体制的合法性,反而通过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的一致,获得了权力合法性的稳固。可以说,在“改革”开始到“八九民运”为止,一直分裂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终于通过体制对民运的处理获得统一,希望我的拙见可以为那些对于“六•四”后体制却没有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迅速解体的原因存在困惑的思想者,提供一些深入思考的角度。如果我的假设成立的话,那么这二十年来体制营造的“稳定”与92年重启的经济改革无关,倒不如说这二十年的合法性资本完全来自“六•四”事件中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的一致。
   为什么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要保持一致?我只想从诸多原因中选取其中一点稍做阐释。在政治目的和手段的一致中诞生出一种权力,我将其命名为“正名权”。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这位两千多年前的意识形态专家,在今天也会是对政治哲学无师自通,实际上“正名权”对于体制而言至关重要,而这种“正名”首先要在体制身上自我检验,权力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对“正名”程序的顺利通关,也就是说,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必须一致,体制才算在“正名”检测中验证合格,而一旦体制通过“正名”考验,也就获得了“正名权”,这种权力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体制可以通过“正名权”为所有思想和行为命名,所谓“正名”还原到政治哲学的视阈中,就是对任何政治现象完成在政治哲学上的定位和描述,不要忽略这一看似理论上的举动,任何行为只有获得在“命名”上的地位,才能被纳入政治视野,它才能被视作政治事件。举个例子,在极权时代,体制否认“大跃进”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是政治策略失败所导致,这就是体制在使用“正名权”,具体到“大灾荒”事件上,体制不给予“大灾荒”在政治层面的命名,也就使这场灾难无法拥有政治层面的观照,而一直以“自然灾害”的面目尴尬地厕身于历史的夹页当中。毛说:“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而究竟哪里来的“革命”,哪里来得“反革命”?体制必须对行为进行“正名”,于是也就有了“革命”和“反革命”,同理,“右派”、“走资派”、“黑五类”等等,原先都不存在于现实当中,因为体制的“正名”,首先获得了政治上的“命名”,然后才能和现实中具体的人、事件对应上。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种“正名权”最接近着神的能力,《圣经》开篇说:“太初有言。”神通过“命名”来创造这个世界;而体制通过“正名权”来创造政治,从政治人物到政治事件,都是通过“正名权”发明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正名权”就没有政治,因为无法完成政治上的“命名”,人还是人,物还是物,与人造的政治毫无瓜葛。举个例子,大约没有人会面对奄奄一息背井离乡去讨饭的人见死不救,哪怕只是让他继续前提渺茫的逃荒之旅;但是,一旦体制将其命名为“反革命”、“黑五类”等等政治上的敌人,那么一个人在政治视野中就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成为了专政的对象,“正名”完成了从人到一个虚拟的政治符号的转换,因此,在政治领域发动的“阶级斗争”,首先完成对政治符号的革命,然后在形下领域,各种针对现实中的人的暴力行为也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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