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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尔斯的“公民不服从”的思考

关于罗尔斯的“公民不服从”的思考
   
   约翰•罗尔斯在《公民不服从的定义、证明与作用》中提到了关于公民不服从的三个条件:
   第一,当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违反公正、平等、自由和机会均等原则时,才有可能产生公民不服从的行为;第二,在合法的手段已经用尽而又无济于事时,才有可能产生公民不服从的行为;第三,当实施这一行为不会导致对法律和宪法的破坏,不产生对所有人而言不幸的后果时,才可以实行。
   第一个条件是公民不服从的法理诱因,如果将这第一个条件对照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观察,照录如下:

   第一个原则: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
   第二个原则: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2)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
   就会发现,公民不服从的第一个条件,破坏了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序列存在逻辑上的优先性,正义第一原则先于第二原则,而第二原则中第一项先于第二项,这样来看,对于正义第一原则的侵犯,就是对全部正义原则的否定。公民不服从的第一条件说:“当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违反公正、平等、自由和机会均等原则时”,而这种假设几乎就意味着政府背离了其被组织起来服务于人民的初衷,这里参考一下美国《独立宣言》: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可以说,《独立宣言》中没有提到关于“公民不服从”这一术语,但是我认为《独立宣言》中对于“公民不服从”的法理基础给予了更高更坚实的定位,在下文中还要对此进行比较。
   公民不服从的第二个条件并不是一个内涵准确的概念描述,“合法的手段已经用尽而又无济于事”,其中“合法的手段”是明确的,它指所有法律内允许的手段,但是,“用尽”就是模糊概念,什么叫“用尽”?一个拥有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士,和一个非法律专业的人之间,对于“合法手段”的理解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客观上的差距,很有可能在相同遭遇中后者认为已经“用尽”了“合法手段”,而在前者看来“合法手段”仍旧存有很大施展空间。更重要的是,还要主观上的区别,如果一个人主观上认为“合法手段”已经“用尽”,那么他是否就可以采取公民不服从的行动呢?至少在罗尔斯的描述中没有说清,但是这一点又十分重要。如果这个条件的实现偏重于客观上的“用尽”,那么,公民的不服从就是公民和法律条文、体系之间的博弈,因为,可以设想这样一种结局: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一种“合法手段”已经“用尽”的情况,法律内部的自洽性,会为“合法手段”寻找一种遁词,那么,在这样的结局中,公民的不服从就是“非法”的,这就明显和公民不服从的第三条件矛盾;这样来看,第二条件应该偏重于主观上对于“用尽”一词的认知,但是,无论主观上如何定义“用尽”,一旦放置在法律视野中,一种行为仍旧可以被法律进行描述,它就有“合法”和“非法”的区别,因此,我认为公民不服从的第二条件着重在于不服从行为在操作层面上的心理诱因,它不寻求一种法理上的充分,而是对于在社会中的个人,究竟在何种情况下,可能采取不服从行为的感性基础。
   公民不服从的第三条件更像是一种限制,但是第三条件漏洞更大,第三条件中指出:“当实施这一行为不会导致对法律和宪法的破坏”,但是这恰恰与第一条件矛盾,第一条件指出:“当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违反公正、平等、自由和机会均等原则”。先看第一条件,如果政府对于一系列普世价值标准的破坏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破坏应该在现实层面有所指涉,而不可能仅在形上领域侵犯公正、平等、自由等等,而政府对人权的伤害往往通过法律和政策实施,可以说法律和政策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形式,无论在具体层面上,比如:剥夺言论自由、禁止游行集会、取缔社团组织等手段如何,在法理上政府首先是通过它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对天赋人权进行侵害,因此,假如罗尔斯的公民不服从三条件也存在像正义原则那样的逻辑优先性的话,那么不服从的第一条件也先于第二、三条件,就合理许多。也就是说,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和政策首先是违宪的,因此这样的法律和政策是无效的,这应该是不服从的法理基础;而第三条件中“当实施这一行为不会导致对法律和宪法的破坏”,如果去掉“法律”,仅保留“宪法”,也就是“当实施这一行为不会导致对宪法的破坏”(黑体为作者加注),那么这个概念在法理逻辑上就是成立的,宪法作为一切法的原规则,是判断一种法理是否违宪的参照标准,很有可能,公民正因为受到一种违宪法律的压迫而采取不服从行为,这样来看,公民不服从就一定是在对“法律的破坏”中进行的。打个比方,政府颁布了一个“拆迁法”,而假设这个法是违宪的,它无视公民的财产权利,那么这时,被拆迁者保卫自己的房产,在宪法上是正当的,但是,这种行为在“拆迁法”中是违法的,比如说“暴力抗法”,这个时候,此人的行为是否可以称之为公民不服从呢?如果按照第三条件,就不能算是不服从,因为他的行为“破坏了法律”,但是,根据第一条件,政府的行为已经满足了公民不服从的法理条件。这样来看,罗尔斯的不服从条件实际上不仅存在逻辑上的优先性,实际上还有操作层面的狭窄化倾向,如果严格按照第三条件操作的化,根本不可能诞生公民不服从行为,如果这些都可以进行法理上的讨论,最令我不解的是第三条件中的这句话:“不产生对所有人而言不幸的后果时,才可以实行。”
   这个标准的笼统即使是在日常生活领域中都模棱两可,“所有人”倒是很干脆,但是“不幸的后果”又指什么呢?什么算“不幸”?打个比方,公民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的某项法律政策,这时政府出动警察驱散游行,有示威者伤亡,同时警察也有伤亡,这样来看,如果将示威者和警察这一对矛盾的客体都视为“所有人”的话,那么后果应该称之为“不幸”,但是,若要避免这种“不幸的后果”,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逆来顺受呗;还是这个例子,假如示威者无人伤亡,警察有伤亡,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公民不服从是否可以呢?我想还是不行,因为“所有人”中也包括警察,不能将警察排除在“所有人”之外。实际上,我认为罗尔斯在这里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即,“不幸的后果”是不服从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不能以不服从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来判断这种行为是否可行的依据,因为这里说的是公民不服从,吊诡就在于此,“不幸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行为,政府可以废除违宪法律,当然也可以用暴力手段贯彻到底,而根据公民不服从的第一条件,那么,首先就是政府的违宪在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政府继续作恶的可能性比知错能改的可能性大得多,面对公民的不服从行为,政府很有可能采取的策略终将导致“不幸的后果”。
   因此,我认为罗尔斯的公民不服从条件并不严密,因为不服从行为本身就是公民和政府的对抗,而这种对抗一定是以对法律、政策的对抗为手段,不服从行为不可能在体制的结构中获得合法性,它必须是违法的,它以违法来强调某个法律政策的违宪实质,而不服从的具体行为,应该通过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来得到表达,如言论自由、游行示威等。而对于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有一种反作用力,一种结果,而不能将这种结果来限定这种行为,就像公民不服从一样,所谓“自由是有代价的”,公民对抗政府,就意味着这种行为的危险,也预示着会有“不幸的后果”,但是,公民不服从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需要人们付出代价去争取的。假如普世价值需要经过磨难,经过战争、流血、牺牲才能够实现,那么,人们为了避免“不幸的后果”就坐视权力的压迫侵犯我们的天赋人权吗?假如我们以为避免了“不幸的后果”,其实是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更深重的不幸之中的话,这是我们所希望的生活吗?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独立宣言》在思想和逻辑上更为深刻和普适,宣言中没有提到公民的不服从,它只是从个人和政府间的关系着眼,它认为个人权利优先于政府,既然政府的权力是被统治者授予的,一旦政府用人民给予的权力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我认为这种描述在法理上就已经无懈可击了,只要政府侵犯了公民的权利,那么公民就可以采用一切手段终止这个政府,而我认为,这就是美国宪法的精髓所在。
   对于罗尔斯的公民不服从条件,不能脱离民主制度的结构进行解读,在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中,作为行政代表的政府不可能一手遮天,不仅有议会、法院等分权机构的制衡,开放的媒体时刻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报道、跟踪,公民诉求通过各种社会团体得到合理的表达,最重要的是,西方民主已经作为一种成熟的政体被实践了百年或更久,在这种体制下的人们已经对自身以及政府的权利和责任非常熟悉,我相信并非民主制度就一定可以避免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行为,但是,民主制度却可以保证公民在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通过民主制度来伸张正义,维护自己的天赋权利。因此,西语中的所谓“公民不服从”,不妨视作公民权利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象征意义要超过实际产生的政治影响。公民不服从只可能出现在民主政体中,因为正是民主制度保证了公民不服从行为从理论到实践的合法性。
   那么,是否可以将“公民不服从”从民主制度中挪移到汉语语境中呢?我想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存在公民社会,以及我们的身份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目前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变数难测的转型阶段,许多人和我一样希望我们可以平稳顺利地完成转型,当然是转型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但是,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期待(有许多人在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和牺牲),我们无法真的甩开历史的重负前行,过去,依然以种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生活,更重要的是,过去,牢牢占据着那些更有资源和机会改变社会面貌的人们的头脑和心灵,社会转型,究竟朝哪个方向前进,取决于这些少数人和占人口大多数的百姓达成的共识,我看到公民社会在一些领域中崭露雏形,但是,距离一个全面且成熟的公民社会还去之甚远。至于公民身份,需要从权利和义务两方面去观察,在我看来,当下社会中两者都不完善,但是,公民义务要比权利落实得到位,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在实际生活中是否真正得到贯彻,情况并不乐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不能以公民的权利自诩,因此,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不存在“公民不服从”,我们连公民都不是,又哪里有什么“不服从”呢?对于一个建立公民社会刚刚起步的社会阶段而言,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努力成为一名公民,我们要了解一名公民的权利,同时在生活中行使公民权利,我知道这并非容易的事情,有人在行使公民权利的过程中遭遇到“不幸的后果”,这也许会让人胆怯、畏惧、退缩,但是,幸福是有代价的,我们已经畏首畏尾地渡过了两千年的时光,我们又何曾拥有过幸福呢?未来取决于我们每个人为之付出的多少,就让我们从努力成为一名公民开始,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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