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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晚间的新闻节目中,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事进行了回应:“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无疑,这是体制在“和平奖”颁布后的官方表态,据消息称,在此之前中国官方曾向挪威政府暗示这次刘晓波作为“和平奖”的提名者假如获奖将不利于中挪关系,消息是否属实,以我有限的消息资源未能证实,但是,今天刘的获奖,以及中国政府的表态,使得中国和普世价值间的对立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刘在2008年12月8日,因为联署倡导《零八宪章》遭到监禁,次年以“颠覆政府罪”被判入狱11年,就在诺委会宣布今年“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的时候,他正在监狱服刑。相信此次诺奖授予刘,不仅因为他倡导《零八宪章》,也由于他多年来为中国民主事业所做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和牺牲,这次诺委会将“和平奖”颁发给刘,证明诺委会的标准是建立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而刘的获奖也是实至名归。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次刘的获奖是第一个中国大陆公民获得诺贝尔奖的殊荣,本来,这是一件值得所有中国人,以及世界上的华人欢欣鼓舞的历史事件,值得反思的是,这件意义超过奥运会、世博会的大事件,非但没有得到应该享有的客观对待,甚至中国官方对此的表态与诺委会的价值标准背道而驰,虽然,长久以来体制就是国家的同位语,这是在极权以及后极权时代下不证自明的事实,但是,在刘的获奖一事上,体制对刘的获奖不屑一顾以及有意贬低的态度,并不能代表中国,以及中国人民(虽然长久以来体制代表人民已经令人习以为常),刘的获奖是中国的荣耀,也是中国人民的荣耀。刘曾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最后申诉说“我没有敌人”,如果按照刘的理念,我相信,刘的获奖也是那些将刘,以及异见人士视作“敌人”的人的荣耀,虽然,目前这些人可能并不会这样认为,甚至觉得刘的获奖令自己脸上无光(根据体制的表态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将历史和眼光放远,我相信,未来,将会证明这一点。
   刘的获奖不仅是他本人的光荣,同时,这份光荣被所有积极参与到宪章运动,以及未来加入到宪章运动中的人共同享有;这份光荣也与所有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牺牲和奉献的人们共同享有。和平奖不仅意在表彰刘的所作所为,也是对中国异见人士,以及所有争取民主的人们的表扬和鼓励。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争取民主,争取人权,争取希望和未来,正体现着这片古老的大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和追求。如果观察刘的经历,就会发现,从二十年前开始,刘的思考和实践,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普世价值的不懈探索,而二十年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思考、宣传普世价值,甚至将普世价值付诸于行动,正是刘,以及那些和刘有着同样理想和努力的人,让这片沉睡已久的大地重新焕发生机,《零八宪章》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这一次的和平奖相较于二十年来,许许多多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的行状和遭遇来说有些迟,但是,恰恰这种晚成,留给中国的民主人士们辉煌自证的时间和余地,这使得此次诺贝尔和平奖得以返回到它最为纯粹的价值理念当中,这次刘的获奖,是对这一奖项价值含量的提纯和升华,这不仅是刘的荣耀,也是诺委会,以及诺贝尔奖的荣耀。

   在刘获奖以及提名之前,许多国际民主人士对刘的提名做出了各种努力,像“七七宪章”的倡导者哈维尔,以及不久前来华的波兰民主人士米奇•尼克等,在他们的奔走呼号中,我看到在普世价值下,中国人民,中国的民主事业在国际上真正的朋友和同路人;也看到普世价值所拥有的力量和精神,让那些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历史、政治中的人们团结在了一起,为充满希望的未来无私奉献。
   刘未能亲自领奖,但是,如果他知道自己获得了和平奖,看到他所倡导的宪章运动获得国际上的关注和认同,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中国的民主进程,这其中不仅是来自民主国家的瞩目,更多的是中国人民对自身处境和命运的关心和思考,相信,刘一定会感到高兴和欣慰的。就像今天的新闻中提到的两个词:刘晓波和异见人士。在此之前,这两个词都难见于网络,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体制一向不使用“异见人士”这样的语词,因为体制不愿解释“异见人士”的含义,但这却不能取消人们对这个词的思考和解释,哪怕是最直观的解读,“人士”不难理解,这是个“人士”泛滥的时代;但是“异见”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见:看法、见解、认识、观点、意见……这样一组语词的谱系大约没有超过“见”的外延;而“异”又是什么呢?很显然“异”是相对于“正”而言的,将两个孤立的汉字带入语词中观察会直观一些,比如说异端和正统,这是一对反义词,我借用来说明两者的相对关系,在一个专制传统悠久的国度,正统可以认为就是权力和体制的代名词,而异端则是一切对立于正统的存在,它往往以精神形态出现,从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等等涉及精神领域的方方面面,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异端是被正统命名的,因为异端被命名之前,只是自然的常态而已,与其说异端不容于正统,或者说不容于体制,只是异端具有最朴素的自然力量,而这种源于大地的力量正是体制所害怕的,在这个意义上,体制是反自然的、反人性的;既然异端是一种精神,一种连通大地的精神,那么以正统自居的体制就无法真的挑战异端,体制只能采取物质的手段和技术来消灭异端,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罗马的鲜花广场,到奥斯维辛、古拉格群岛,都是体制对异端的宣判和剿杀,在付出无数生命和鲜血的代价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只要权力还有任意命名异端,并随意处置异端的能量,就还会有无辜的人背负着异端的名字受到伤害,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权力关进笼子,使权力不再能以正统自诩,没有了正统,也就没有了异端,只有天赋的人权,以及宪法保证的公民权利,而在这种政治理念下,形成了今天的“普世价值”。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过去半个世纪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普世价值并未成为一种现实的政治体制,在这些地方,还在上演着正统对异端的审判,就像体制对所谓“异见人士”的打压,而这种行为是对公民权利的践踏,是对普世价值的悖反。相信一个从未听说刘晓波,从未听说过“异见人士”的观众,在看完今天的新闻后,会想这么一个问题:刘晓波是谁?诺贝尔奖为什么要颁发给这个人?刘晓波为什么是体制的囚徒?“异见人士”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之前我都没有听说过?最后,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诺贝尔奖和体制之间,我应该相信谁?这是一道难题,对于那些从不知道刘晓波、《零八宪章》、“异见人士”的人来说,这的确有些难度,但是,即使不上网、不翻墙,仅凭一个人在当下社会中的遭遇和认知,我相信人们会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这个选择,今晚以及日后,留给了所有被铁幕蒙蔽的人们。
   由于之前刘身在和平奖的提名之中,并且有很高的获奖呼声,也让留意了一下体制对此次诺奖的报道,在此之前的医学、化学、物理学、文学奖项,体制都给予了大篇幅的介绍,按照这个逻辑,也让人不禁在想:假如刘晓波获奖,体制又该如何自处?今天,我看到了体制的尴尬之举。就像之前的那些奖项,获奖者无不是凭借在本专业中某项突出贡献而荣膺诺奖,在这一点上,体制虽然援引了外交部发言人的话,但是,对于刘为什么获得诺奖,却只字未提,相应的,对于刘为什么被判刑,成为体制口中的“罪犯”(体制也不曾承认过有“政治犯”,就像不曾承认有“异见人士”的存在一样),自然也是三缄其口;体制没有胆量说出《零八宪章》,即使宪章本身是一种业已存在的现实,即使宪章作为刘“颠覆政府”的罪证,即使在网络上搜不到相关的内容……体制依然不敢提到这四个字,即使不去分析宪章的内容,仅仅是这四个字,已经让体制不寒而栗,它甚至不敢让自己的喉舌,哪怕是以最正统的姿态宣布这四个字为异端;谁更有力量?是垄断一切社会资源,武装到牙齿的体制,还是一纸《零八宪章》?目前,由于体制的封锁和遮蔽,宪章的签署者只有一万一千多人(第一批签署者303人,在此后体制的有意屏蔽之下,签名者上升到万人,已经证明了宪章的力量;不特如此,在体制对签名人的打压下,没有一个人退出宪章,显示出宪章运动的蓬勃生机),但是,宪章运动不以一个时期内取得多少签名决定它的成功与否,它不仅是一个公民自发的社会行动,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关乎民族精神和未来的道德运动,宪章运动是一种精神,与其说人们对一种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的认同,不如说,这种政治认同首先来自于我们对个体生命、尊严、道德、灵魂的认知,这才是宪章运动最高的意愿表达。我相信,在今天的社会中,有许多人不知道宪章运动,没有读过宪章的文本,但是,他们的思考和行动,与宪章的理念如出一辙,就是因为宪章本身是普世价值的体现,而普世价值正是因为其普适性被人们所接受和推广,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认同普世价值,所有自觉按照普世价值生活的人们,无论是否在宪章上签字,他都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宪章人。由此看来,体制虽然对诺奖给出了官方的回应,而且这种回应和体制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符合,但在具体操作这一棘手的事件上也流露出种种的顾虑,以及全面权衡后的结果,体制既不能表示对刘的获奖的欢迎,也不能借此对立(专制和普世价值的对立)来为自己的合法性增加筹码,更无法对和平奖的颁发视而不见、默不做声,而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种无奈窘迫下的理屈词穷。
   此次刘的获奖对体制是否有所触动?联系到近日来对体制可能进行的政改的多端推测,体制对刘的获奖的表态没有给那些乐观推测者更多的信心。在和平奖揭晓前,徐友渔在一篇文字中这样说:“诺贝尔和平奖体现和象征了文明世界的核心价值:尊重生命和人的尊严,尊重信仰和表达的权利,既然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众多签署者仅仅是因为重申这些价值而受到迫害和压制,那么文明世界需要对这种公然的挑衅作出回应,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一种最有力的回应,是对人类珍视的价值的明白无误的再次重申,是对13亿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巨大声援,也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举措。中国当局可以在国内破坏宪法、践踏法律、为所欲为,需要外部的声音、国际社会的声音提醒中国当局。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是非正面对抗的,同时也是权威性的、有效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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