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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指挥者

十字路口的指挥者
   
   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都要经过许多个十字路口,遇到许多位交通协管员,有趣的是,通过观察,我得出了如下结论:越是接近市中心,此处的协管员越负责任。比如说,所站的位置更突出、手中的旗子挥舞得更频繁、哨子吹得更响(我不知道哨子是派发的,还是自备,因为有的协管员根本没有哨子);有时对那些急不可耐地骑车人,他们也会谆谆善诱,“等会儿,再等会儿……”;他们会根据信号灯的变化严格执行着制止或放行的命令。而这些,在远离中心的地带,简直是凤毛麟角,我常见的是:目光空洞,站姿懈怠,对那些抢行或意欲抢行的人,不置可否,不闻不问;他们多数时候是沉默的,唯一说话的时候,是在接打电话。因此,有时根据这些协管员的表情或动作,我就知道,自己离家不远了。
   这里没有任何褒贬的意思,我不是在评选优秀或后进,非要树立个正、反典型以正视听。仔细想想,协管员多数是四五十岁年纪,这个年纪若非下岗经年,要么就是低技术工人,这个时代,能提供给他们的工作岗位不多了;一年四季,夏暑冬寒,风尘暴露,薪水微薄,说不定他们正是一个家庭之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想到这里,再想想那些穿着不合身的制服,手舞彩旗(那是过去小学生用的一种强调交通安全的旗子,和“小黄帽”属于一个谱系)一本正经或麻木疲惫的形象,我感到心头掠过一段悲凉和惭愧,比白纸黑字更清楚的是: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实际上改变不了任何人的生活,包括我自己),明天,我还会在十字路口与之相遇,就像无数个昨天那样。因此,我冒昧地对自己眼中的协管员作了一个不甚准确,但并无恶意的素描,下面就要说到主题上了。
   在如此众多的协管员群像中,有一位特立独行的形象,让我记住了他的面孔,为了不至于给他添不必要的麻烦,我略去了具体的空间坐标,只将发生地称作某十字路口。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繁忙的、十字路口,机动车、自行车、行人在此交汇分流,得承认,在这样的路口的确需要协管员的工作,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和亲身见证,只要有协管员出现的地方(无论是上面的哪一种),行人都会不同程度地“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但是,在无协管员的地方,至少我,往往是左右看看,然后以最快地速度通过,而现在我也没有看到谁比我更“自觉”。也许,正因为如此,协管员的出现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就像某人所说:“中国人还是要被管一管的……”我在想,倘若这位先生有我一样的生活和体会,那么他的观点就不会那么凌空蹈虚。

   叙述的主人公出现了,一位普通的交通协管员,可是他的举动绝不普通!因为,十次中至少六次,每当我前进的方向给出了“红灯”指示时,这位协管员却往往侧身让路,挥舞手中的旗子,说着:“快走!快走!”一开始,我真有点含糊,我看看信号灯,再看看他的脸,实在不能将二者和谐地统一起来。“红灯停,绿灯行。”小时候我就知道了,可是,怎么在应该停下来的时候,作为信号灯的勘误表——交通协管员——竟然给出了相反的指示!这就让我不得其解了。
   紧接着而来的,就是一种自相矛盾:我生长起来的环境,培养了我一种看图识字的本领,日积月累就成为了一种按照各种指示行动的宗旨。“红灯、绿灯”、“禁止喧哗”、“靠右站立”、“关闭手机”、“热爱”、“拥护”……实际上在生活中,从来没有一刻离开那些程度各异的“指示”。这些指示似乎已经深深植入我的大脑中枢,控制着我的一言一行,在什么样的场合应该有什么样的表情、举止、言语。时间久了,似乎在“指示”运行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比如开会,那么表情就要根据会议内容呈现不同层次的情感变化,庆功会,基调是喜庆的;总结会议,是专注的;未来工作会议,是严肃的,等等。至于举止就有些单调,大约是坐下、起立、再坐下几种体位,并伴随着各种鼓掌动作:鼓掌欢迎、听取发言后的鼓掌、表示感谢的鼓掌、鼓掌欢送等等。进一步观察,我发现根据在权力落差中的地位,大脑中的这套标准是不同。在我和同事们拼命贡献掌声的时候,权威们踏着声音的波浪而来,他们的表情惊人地相似,我甚至私下里怀疑他们已经达成了一种将文字还原为现实的默契,于是当这些面孔在眼中经过的时候,我脑海中开始浮现出那些修辞:日理万机、和蔼可亲、面带微笑、闲庭信步……这些词汇连通一个庞大的字库,而这些文字的源头就是我脑中的指令发出的地方。权威们的举止是淡定从容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某项紧急工作的布置会议上,领导的神情就会显现出罕见的峻切,经验告诉我这往往意味着加班的前奏),是成竹在胸的;是胜券在握的;他们的发言是高屋建瓴的,是高瞻远瞩的,是提纲携领的。尤其在读了几次会议精神之后,再亲自置身于现场,我感到这些词简直就是为这个场合存在的,两者之间水乳交融,天衣无缝!有趣的是,在权威和我辈的上下之间,还有一片开阔的中间地带,如果说作为受到精神感召的我辈,作为对权威的感谢,只能回报为各种型号不同的掌声;那么来自中间地带的代表,可就各有各的不同了。比如说代表发言,我明显感到他们声音的不自然,音调高出平日许多,类似被一双无形的手扼住了喉咙,高亢之中变乱了发言稿的句读和节奏;还有握手,这动作属于手掌的谱系,但是比自我击打要高明许多,我至今无法知晓,在手与手瞬间的触摸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身体甚至心理变化,但是我亲眼目睹许多成年人在与权威握手时“脸涨得通红”,然后就是“无比激动”,甚至“无法抑制的幸福”……。这不是我虚构,引号部分来自于一次权威莅临之后,部门网页上刊出的通稿原文。我认为这种灵犀一刹的表现,已经不能在生物学、心理学的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属于一个更为艰深的课题。通过这些体会,我得出结论:支配我们身体的绝不是大脑,而是那些与生俱来的“指令”,不必刻意地学习,只要你置身于此,不但这种“指令”会根据周围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升级与时俱进,甚至可以青出于蓝变本加厉。
   在这个十字路口,习惯于接受并执行“指令”的我迟疑了:走,还是不走?这真是个问题!我是应该服从信号灯,无视协管员的指挥;还是遵从他的劝诫,在红灯之下逃逸?我一只脚踩在地上,另一只脚踏在车蹬子上,这时,我感到身体僵硬,感受着从未有过的体验。就像“指令”将身体动员起来,投入某种需要调动热情和体力的工作中一样;在“指令”鞭长莫及的地方,我也会打开身体,让绷紧的警惕和戒备稍稍放松下来,到水面上喘一口气。但是,这里发生的事实却是,同样作为“指令”存在的传达,自相矛盾。我旁边有人骑车掠过,有人在我身后摇铃催促我前进,我想转头说:“没看见现在是红灯吗?”可是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协管员没有任何迷途知返的意思依然顺理成章地催促着。终于,信号灯变成了绿色,协管员的动作也停了下来,无聊地四下张望,我慢慢地骑着车从他身边经过,目光还停留在他无辜的脸上,有人很响地摇铃经过我身边似乎在回敬刚才挡路的冒犯,我倒不在意那个,只是不明白协管员的所作所为。剩下的路上,我的思路依然没有离开那个十字路口,徘徊在那位协管员身上,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混淆了信号灯的能指,还是故意让本以饱和的交通资源彻底过载直至崩溃?前者不太可能,若是后者,我猜测他不会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太久了。
   而比信号灯还清楚的事实是,我每天在同一时间,同一个地方,依然与之相遇,而他依然继续着费解的指挥,看上去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我的一位同事与我居止接近,我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他,立刻得到他的回应,就像我遭遇的一样,我的同事也几乎每天看着他的演出。直到我们在食堂的饭桌上达成共识:我们遇到了一位“瞎指挥先生”,他的工作就是忙中添乱。
   人无法处于矛盾之中而可以坦然面对生活的,对于我的生活,那个十字路口就是我的矛盾,我知道自己得做点什么,理顺头脑中有条不紊的“指令”。我在信号灯和协管员之间做出了选择,后来,每当我经过那个路口,遇到红灯的时候,面对他的指挥,我都选择一个不碍事的位置安静地停下来,让那些接受指挥的人顺利通行;而我,则是冷眼看着他的手舞,对他口中发出的声音充耳不闻。直到信号灯变成绿色,再继续我的路程。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效果不错,感觉头脑中的阻塞得到了化解,这种畅通有利于“指令”的经过和执行。经过这一遭,我才发现,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我是需要“指令”的。生活在“指令”之下,不会再有忧虑、担心,因为一切都已经被设计好了,只需要按照它的指示将生活进行下去就可以了。就像弗洛姆所说“人通过成为比他自己更强大、更有力的权威的共生部分,从而找到了内在的安全。只要他是权威的一部分——以牺牲他的完整性为代价——他就会感到他拥有权威的力量。他的确定感与认同感依赖于这种共生感;为权威所拒绝,则意味着陷入了一种真空的状况,面临着一无所有的恐怖。”(《自为的人》)
   但是,这种凭借“指令”而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就像交通信号灯,本来是作为管理交通资源而存在的设施,而丝毫不具备指引方向的作用。它只能告诉你该停下,还是该移动;但是它却不能告诉你,你应该向何处去。从交通规则的角度看去,遵守信号灯的指示是必要的,但是将信号灯作为人生指南的明灯一样的强调,甚至将服从的绝对性,混淆成对交通规则的服从,就不仅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偷换概念背后的深远表达。任何对信号灯的怀疑,都会从怀疑交通规则的高度予以弹压。与其说将思想统一在“服从信号灯指示”这一原则之下,不如说正是通过这种“服从XX”的统一,来取消思想。而这种排空思想的努力,其终极目的,就是人们对“指令”自觉地服从。就像在黑暗中生活地久了,一旦站在阳光之下,会流泪、眩晕、恶心,严重的甚至精神失常。因此,在“指令”运行过我们的大脑和身体的过程中,我也许还不如这个不知名姓的协管员,他明白自己所在体制中的地位,他的努力或松懈,无补于交通状况的好坏,倒不如通过“瞎指挥”的行为,保持一种朦胧的清醒和消极的抗议。这种近乎犬儒的态度,实际上也是“指令的生活”所创造的另一种人格罢了,他和屈从人格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正是这两个向度,稳定了“指令”得以通行、主宰的内在平衡。而这两种人格并非泾渭分明地体现在两部分人身上,而是在不同的环境中,交替出现在每个人身上。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我服从还是拒绝这位协管员的指挥,都不能使我脱离“指令”而独立,我的选择最终还是让自己落入“指令”的窠臼之中。想到这里,之前虚构的胜利感荡然无存,在那个十字路口,没有胜利者,我们都失败了,只是失败的姿态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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