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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家三代一滴泪/裴毅然


   ——祖迎马列、子死反右、孙冤入狱
   
   
   

   祖迎马列
   
   我认识俞梅荪先生乃是从其祖父开始。其祖俞颂华(1893~1947),江苏太仓人,明代抗倭总兵俞大猷(戚继光为副总兵)之后,中国最早迎请马列主义人士之一。1920年10月,由张东荪、梁启超促成,俞颂华作为京沪两大名报(《晨报》、《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赴俄,瞿秋白仅为其所雇译员,另一俄专生李仲武自费随行。采访过列宁、托洛茨基、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赤俄领导人,并感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供给制(三月免费食宿)。因当时赤俄全国挨饿,俞瞿李有时也挨饿。这一期间,俞颂华连续发回报道,与瞿秋白一起将马列主义“贩运”回华。
   其后,俞颂华任上海《申报》总编,1937年4月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等人,发表长篇报导。
   1924至1949年,俞家经常为瞿秋白(1935年被杀)、范长江等中共地下党员提供帮助,秘护家中。其学生有范长江、石西民、陆怡、沈昌焕(国府外长)、郑心永、傅白芦、王淮冰、方汉奇等不少国共精英。抗战后国共内战,俞颂华上了国民党暗杀黑名单。
   俞颂华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不远万里“贩运”回华的这个“主义”,非但没有长宜子孙、泽被后人,反而肇祸连连,其子其孙竟成为直接受害者。三代俞家人,一滴辛酸泪,一滴那么伤痛滞坠的世纪国泪!
   
   
   子死五七
   
   第二代,独子俞彪文(1926~1957),东吴大学和沪江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生,1949年拒随国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讬局赴台,参加中共开国大典,创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任办公厅副主任,得财政部长李先念好评。因对保险工作提出一些改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1957年7月19日,在“伟大反右派运动”的高潮中跳楼自杀(最早自杀“右派”),年仅31岁。
   俞彪文“与人民对抗到底”,上海外滩中国银行业务骨干的母亲(1949年参与接管),被迫提前退休,工资减半(37元),直至1986年去世。妻子(重庆大学经济系毕业生、马寅初学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1979年7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人事处长到俞家宣布“改正”:“你父亲过去犯了错误,现在宽大为怀就不算了。”民政局按1957年标准放发抚恤金(安葬费)360元,若按1979年标准应为1500元。这就是所谓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①
   2003年,俞彪文妻临终前告诉两儿:她当时想投河自尽,多次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实不忍抛下四岁和一岁幼儿,坚强活下来。“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分别得精神病与蒙冤入狱。我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艰难太没意思。”
   
   
   孙陷冤困
   
   第三代,长孙俞梅荪(1953生)、幼孙俞颂荪(1956生)从小生活在“狗崽子”的屈辱中,“文革”在沪屡受冲击。幼孙颂荪中学毕业时三次自杀, 一次触电、一次割腕、一次喝敌敌畏,最后一次因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哥哥梅荪在家,立即灌水洗胃,再送长宁区中心医院抢救,差一点“呜呼”。颂荪精神抑郁,有时要住精神病院。他居住的俞家祖宅(上海江苏路480弄76号3层42平米廉租公房),被长宁区政协委员惠进德(俞梅荪江西插友)构陷侵吞,官司一拖五年,要回到俞宅居住,征途漫漫。去年,这所尚在争讼中的该屋被市府列为“新闻界前辈俞颂华故居”。
   俞梅荪1979年入党,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历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长(1985年起草《“七五”立法规划草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研究室研究人员、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经济法制》杂志编辑部主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之秘书,著有《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十多家报刊转载,中国社科院优秀论文奖),1991年副研,北大法律系兼职副教授,在中南海从事立法工作十年。1992年9月,出于纯良动机,按惯例向专程来京的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张启承、《文汇报》驻京办主任王捷南,出示《“十四大”征求意见稿》,以便其搞好法治宣传。因一时疏忽,文件被盗印,再牵扯到一笔与本案无关的两千元资料费,1994年1月被捕。
   尽管泄密产生良好的正面效果,江平大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出庭作无罪辩护,首长顾明伸手相援,但仍判刑三年,俞梅荪一生就此被毁。在狱中,俞任班长、教员,全班月月超额完成劳改指标,成为全监狱劳改积极分子,本可减刑一年,因拒不认罪,坐满三年。1997年1月出狱,仍因不认罪,片警“依法”不让申请低保,且各方推诿,不解决其生存问题。应聘求职,屡因“刑释人员”遭拒。如今岁垂六旬,生存无着,妻离子散。为照顾弟弟和要回到俞家祖宅(俞颂荪惟一居所)住宿,四处奔告,依法维权上访,不是遭拒就是被骗。
   1994年,因兄长入狱,其弟受惊吓,精神病复发,入上海精神病院三年。如今,因俞宅被人侵吞,无家可归,颂荪滞留精神病院已12年矣。其间多次自杀被抢救,电击休克治疗使其丧失记忆。2008年初,颂荪病愈出院回俞宅被赶出,2009年初上访,因到处被拒,是年8月再次要自杀,旧病再发,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送回医院成危重特护病人。在精神病院内多次撞墙自杀,电休克治疗,惨不忍睹。五年来,参与立法10年的俞梅荪,竟也沦为求告无门的访民,落难江湖,底层挣扎,常年流浪于沪,深陷困境。俞家兄弟,真正的“当代不幸者”。
   
   
   绝望法律
   
   俞梅荪遭《文汇报》团伙作案人栽赃陷害,十分愤怒,深感司法不公。1995年3月,最高法院申诉庭副庭长纪敏,前往探监。俞告知:“江平为我无罪辩护。”纪副庭长回答:“律师算什么?关键要看法官的。” ②随口一语,抖尽律师在中国司法中的地位。2009年9月底,北京大学几位法学教授、维权律师拟定以俞宅侵吞案为例召开“上访个案研讨会”,讨论结果将通报国家信访局,校方已批准,京沪法治报刊不少记者报名参加。然警方以“六十大庆”维稳为由,强令取消研讨会,并将俞梅荪“限居”在家一个月。
   出狱16年来,俞梅荪发表法治建设文章数十篇,得到江平及老首长顾明称赞。多年来,因替失地农民维权上访、不断参加“右派”维权聚会、每年老领导赵紫阳忌日到赵家缅怀,他成了警方“重点保护对象”,家门口一度探头伺候(探架犹在),“敏感时期”警员全天候陪住。俞见警员大冬天瑟索于传达室,迎入家门食宿,方便警员“执行公务”,尽管有时与警方对抗激烈。俞梅荪有时外出,一刷身份证,蹦出“重要信息”,警方立即紧张起来,“有关方面”会迅速赶到。一次,自沪回京,刚到家,北京警员就上门“问候”,生怕他“途中消失”。
   2010年1月23日,北京《律师文摘》杂志举办“江平教授八十华诞庆贺文集首发式”(编入俞文《江平为我无罪辩护而败诉》)。江平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法律系,大陆法律界泰斗,发表演讲《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
   一位警察了解俞家冤案后:“你这搞立法的人都被冤枉得如此凄惨,老百姓怎么办啊?你落难又遭欺诈,房子被人侵吞,这种事太多了,你还能说能写,但老百姓文化程度不高,不懂法,无处说理,只好自认倒霉了。”③
   2012年4月8日,本人首晤俞梅荪先生,亲感他走投无路的激愤。在座四人临时凑捐两千元。另一聚会,一读者亦捐两千元。俞先生很尴尬,不收拂逆好意,收下又深感不安,但他确实需要帮助。将这样一位红色出身的党员高知“培养”成苦大仇深的流浪汉,一位本可为国尽力的栋梁之才,沦为求告无门的弱势访民,一次次领受唾面自干的羞辱,甚至常因活不下去而产生与仇家同归于尽的杨佳式冲动。他现在特别理解雪夜睡在最高法院信访办大铁门外的访民,“个个艰苦卓绝,比我艰难困苦得多。我沦为访民,才真正理解他们的苦大仇深和万般无奈。”
   上海市江苏路480弄76号3楼42平米廉租公房,弟俞颂荪唯一住房,被政府列为“新闻界前辈俞颂华故居,具有较高的历史人文价值。”
   惠进德(原长宁区政协委员、上海惠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1999年冒名俞颂荪退房,伪造公文把俞的住房虚假调配到北新泾,再把俞宅转给其子惠泽民,隐瞒至今,拒不承认。
   2009年2月,俞梅荪接病愈出院的弟弟回俞宅被赶出,满怀信心上访,没想到竟分别被上海市和长宁区两级政府信访办和作案方新长宁房地产集团信访办诬为到场办理退房手续(实为惠进德冒名退房)。
   图13,弟弟分别被三个信访办诬为办理退房而回旅馆大哭,厌世绝食,要自杀,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
   2009年9月,俞梅荪送弟弟回精神病院,危重特护,电击休克治疗。2011年12月,俞梅荪接病愈弟出院回俞宅,被惠妻叫来110警员赶出,弟弟大哭回医院。俞梅荪继续在上海流浪上访,2012年5月,接长宁区政协用作案人惠进德编造的谎言所作《信访答复》,而贫病交加,精神几近崩溃,至10月,继续上访中。
   
   
   泪痕难干
   
   俞家三代“一滴泪”,多么凝重哀伤的一滴国泪!更使我感叹的是:以俞梅荪的精通法律和如此广泛的人脉尚不能为自己的两桩冤案依法维权,这个社会的弊病应该相当“深化”了,至少纠错力量太弱,法律远远未能起到扶弱矫谬之力。俞梅荪深感公平立法固然重要,但当今大陆首在公正执法。“那些执法者并不执法,甚至是反执法。”
   俞家三代的血泪,默默述说着赤潮入华后的“绩效”。唐士军律师说:“六十年中国,究竟是什么社会?简直是东亚地狱!”话虽黑色,但一个至今仍奉专政为圭臬的国家,又怎么会允许法律干扰“和谐”?没有意识形态的正位,现代人文理念均无法具体落实。从这一意义上,俞家三代为国家提供了一份十分独特且极其珍贵的人文标本:祖迎、子死、孙冤!
   最有反讽的是:官方设立“俞颂华新闻奖”,俞家后人,竟然至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国人今天还不能反思一下形成这一悖谬的原因么?
   只能搭乘马列号驶入“历史三峡”,直流而下63年,乃20世纪中国的宿命。无论如何,中国大陆的现状,直接来自“光芒万丈”的指导思想——马列赤潮。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么?实践已经检验了,那么“真理”呢?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每艰难挪走一步,最强大的阻力均来自意识形态,真正思想“长”一寸,生产才能向前进。赵紫阳晚年感叹:“当年不是不知怎样干,是不知怎样说服那些拒绝改革又掌握权力的人,真正的阻力是政治上的阻力。改革的巨大动力来自基层,来自百姓。上面顶不住压力时才放一下手,改革就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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