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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之余想起了杨显惠/文明底

   
   
   
   
   


   很高兴地看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一个我的同胞(未征求莫先生意见)——诺先生使一个中国作家脱贫了,他光荣地跻身于先富起来的光荣人群。祝贺!
   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最具有娱乐性,至少对中国人最具有娱乐性的活动。它的宗旨,我相信就是让们高兴,所以我愿意如它所愿的高兴,何况我看到了那么多让人想不高兴都不行的人物和事件。真的让人高兴。
   诺贝尔委员会的先生们显然没有种族歧视问题,他们没有把同为白种人的俄国人的那种让人沉重得喘不过来期的标准,如《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甚至是相对稍稍不沉重的《静静的顿河》的那种标准,来用到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身上。与俄国人相比,中国的、为大量中国媒体所欢呼的今届诺贝尔文学奖,是多么轻松,多么让人快乐,多么具有娱乐性。一闪而过的苦难,只是一个片断,一个插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而这一点点非主流的表达,也可以表达得那么娱乐化。这是一种炉火纯青的,让专制者能够忍受甚至只欣赏的伟大技巧。分寸拿捏得多么好啊,下流得多么自然,完全符合最优雅的文学标准。诺贝尔委员会的先生们,知道这是一个快乐的民族,决不会像我们的近邻,曾经的亲戚老大哥那样对自己的苦难耿耿于怀,喋喋不休。尽管我们所经受的苦难决不少于他们。这是一种多么宝贵的品质!
   但,显然是不合时宜地,我现在特别想念一个同样显然和诺贝尔先生们的快乐不大合拍的人:他不知还在什么角落了写那种让人不快乐的作品。这个先生显然没有莫先生此际此刻的风光。他就是我心目中应当得个更高奖项(不是诺贝文学奖这种娱乐性奖项)的那个人——写《夹边钩纪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的杨显惠先生。当然他和诺贝尔文学奖这种娱乐精神不沾边,因为他的作品,一点也不让人快乐,一丁点的娱乐性也没有。他只记录那种一滴血也不流就让成千上万的人死掉的悲惨。一本正经,带着硬邦邦的西北腔。
   我们知道,诺贝尔的先生们,是多么想让给我们沉重的生活增加快乐!当然,如果按照诺贝尔的俄国标准,如索尔仁尼琴的那种标准,杨先生和索先生倒有一比。我们一开始就说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标准和中国标准,是不同的。听惯了官腔的我心里明白得很:这是一种消费。有官大人说,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果。
   (于一个据称可以自由表达的国度)
(2012/10/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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