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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名人陈炳焕/梁小进


   附:陈炳焕(树藩)先生子侄
   
    鸣谢:友人转来梁小进先生大作。49年之后,母亲、大舅和外婆留在大陆,作为国民党人家人受政治牵连之祸甚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长辈很少谈及家事,避之唯恐不及,因之我辈对前人事迹所知少少。梁先生此文搜罗详切,评价客观,提供了许多我们作为家人所不了解的情况。作为陈氏后人,十分感谢梁先生。
   陈炳焕(树藩)先生是我的曾外祖父,其次子陈嘉任是我的外祖父。我母亲陈崇庸是陈嘉任“满女”。丁朗父致敬

   
   在湖南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曾有一位颇有作为且对湖南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并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这就是曾任清末湖南咨议局副议长、民初湖南军政府财政司长等职的陈炳焕。
     陈炳焕,派名钟淮,字岱青,号树藩,晚号注凡,清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60年5月11日)出生于湖南湘阴县界头铺一个农民家庭[1]。曾祖父陈太志、祖父陈任官均以务农为生,父陈正昌“始以商发名”[2],家世开始发达。兄陈森甲,号建藩,自小攻读诗书,光绪十六年(1890)入县学。陳炳焕则遵父命,少年时在家乡界头铺经办药店。“年十八乃读书,通经史,有大志”。
     光绪五年(1879年),著名的洋务运动思想家、清朝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辞官回湘。其时,湖南发生守旧排外风潮,于郭嵩焘多方攻讦,但陈炳焕却登门求教。在交往之中,他受到郭的赏识。曾受其委托,协助著名学者王闿运整理《续编沅湘耆旧录》[3];后又协助湘中大儒王先谦整理郭嵩焘所著《养知书屋遗集》[4]。在与这几位湖湘耆宿的交往中,青年陈炳焕“受益为多,学亦有进,对世界大势渐有识见,志向增高”。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陈炳焕胸怀强烈的爱国精神,徒步千里,奔赴广西前线,参加抗法战争。战争结束,他回到家乡,“益肆力于学”。后游学于省城各书院,屡试获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补为廪贡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以“才识出群、自行不苟、好学深思”,被省学政保送入武昌两湖书院。
     时国事日非,陈炳焕在两湖书院,常常慷慨陈词,使许多老学先生为之震惊,但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赞赏。光绪二十八年(1902),经张之洞亲自主考评定为优等,在两湖书院肄业,即以湖北游历官之身份派往日本考察政治[5]。回国后,担任两湖大学堂教习。通过在日本的考察,陈炳焕认为强国需要大批人才,而人才需要学校培养,从而产生教育强国的思想。光绪三十年(1904),他归国回湘,受聘于长沙明德学堂,任日文教员,复于次年担任湖南省学务处参议、湘阴中学堂监督、湘阴劝学所总理。他根据清政府颁布的章程,历经艰辛,成立湘阴县学务公所,并以原仰高书院为基础,创办了湘阴县立高等小学堂,后又出任新创办的湘阴驻省中学堂监督[6]。这两所学堂均为湘阴县最早的近代新式学校,陈炳焕作为其主要创办人,因而被誉为湘阴新学的始创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陈炳焕改任湖南省中路师范学堂(今第一师范学院)监督。他本着兴教育、开民智的宗旨,在校内增开“优师班”,并选派优秀生赴日速成留学。这些速成留学的师范生学成归国后,有的直接到学校任教,有的在家乡兴办学堂,均积极从事教育事业,有的则投身了革命。同年秋,因省内留学生人数剧增,湖南提学使按照清政府学部的要求,任命陈炳焕为湖南省游(留)学生监督。其时,我国对于留学生的管理还没有任何章程可循。陈炳焕以其对于西学的了解,将这一复杂艰难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是年,清政府学部成立“日本留学生管理处”,委派他赴日本,任湖南留日学生监督。
     二十世纪初,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任奉天提学使张鹤龄根据清政府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院的指示,申办奉天图书馆。张鹤龄原任湖南提学使,在湘期间曾对陳炳焕颇为赏识,乃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及奉天巡抚唐绍仪同意,任命陳炳焕为图书馆兼官书局总理,负责主持筹建图书馆的事务。
     陈炳焕回国就任以后,以图书馆对于开发民智、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全心投入工作。在职两年,他从筹划、设计到主持图书馆修建,直到开馆,全都亲自办理,使建馆开馆事宜顺利完成。在此期间,他曾在上海募集图书1664种、1839册,又亲赴两湖,购买了中国新旧书籍数千种、东文书数千种、西文书数百种,从而奠定了奉天图书馆的藏书基础。其时,清政府尚未颁布图书馆的管理规则,他又为图书馆拟定了管理章程。他还亲自校雠整理古籍,大力收集民间散轶古籍,开办官员和中小学教师外语专修班。陈炳焕为开创我国东北地区第一所近代公共图书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时立宪运动在全国兴起。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颁布上谕,着各省举办咨议局。次年10月,湖南省咨议局成立,谭延闿举为咨议局议长,陈炳焕被选为议员。是月初,他从奉天回湘到职,后选为审议会委员长、常驻议员、副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首领人物之一。
     担任湖南省咨议局副议长,是陈炳焕一生政治生涯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陈炳焕认真研读罗马法典、拿破仑法典等西方各国法典,为省咨议局制定各项法制规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还积极参与省政,关注民生,先后提出和参与提出了“入股法”、“宣讲案”、“慈善案”、“矿务案”、“街道案”、“筹办湘汉航业案”、“商埠划定地址案”、“贫民习艺所案”和关于赈灾、改良监狱、土地外卖等问题的议案。
     其时,湖南、湖北水患严重。陈炳焕在议决河道之法的问题时,主张以两湖合作疏湖浚江,治理洞庭湖:“-在清源,应请晓谕沿江两岸山种植森林,以固泥土,免致泥沙随雨夹江而下。一在畅流,宜与北省联合购刷沙挖泥机器,分三段疏浚,以荆河口至调关为第一段,以挑兴口至郝穴为第二段,以观音寺至枝江为第三段,同时并举,则荆江上下当无沙壅州亘之患矣。”[7]为此,湖南省咨议局特派他与议员谢宗海、曾继辉去湖北,协商有关问题。
     作为一个具有民主意义的参政议政机构,咨议局的活动不可避免地要与权力当局发生冲突。陈炳焕与议员们对一些提案的议决努力坚持,尽职尽责。如湖南巡抚提交的“抽收房铺捐充作警费”一案,诸议员均以不能“官可亦可,官否亦否”,即不予通过,表现出强烈的参政意识和监督意识。
     宣统二年(1910),清朝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欲以粤汉路、川汉路利权举借外债。湖南各界人士群起力争,掀起保路运动,陈炳焕和粟戡时等四人被省咨议局委派赴京请愿。当时,清朝邮传部发出通告:如再有人上京请愿,格杀勿论。议长谭延闿从安全出发,拟让其推迟进京。但陈炳焕等仍坚持冒死一行,未能取得结果。陈炳焕自日本归来,即已对革命抱以同情,其子侄陈嘉会、陈嘉祐、陈嘉任等六人,在他的影响下,均加入同盟会,走上反清革命道路。而此时清政府假立宪的面目彻底暴露,陈炳焕亦义无反顾,转向革命。1911年7月,他与易宗夔、龙璋等发起成立宪友会湖南支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革命党积极响应,于22日发动长沙起义。当日,革命党人与立宪派齐集咨议局,商议大计。陈炳焕当即发表演说:“满清政府腐败,贿赂公行,非亡不可!今日革命,我们还要大大的努力,才能希望真正的革命成功。”[8]其时,曾有人主张对安源用兵,陈炳焕力言“矿系股份公司,只宜保护,不宜夺取”[9],保护了安源矿业的发展。不久,长沙发生兵变,军政府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被杀,谭延闿出任湖南军政府都督,陈炳焕任财政司司长,同时接受财政部任命的国税厅筹备处处长职务,主持全省财税工作。
     民国成立之初,陈炳焕以强烈的爱国情怀,积极参与军政策划,编制都督府治事条规;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保证革命战争的需求,为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首先,陈炳焕克服种种困难,筹集和调剂军饷粮草,以供革命战争的需要。其时,湖南军政府先后派出湘军四批共8000多人北上援鄂,军需供应浩繁。陈炳焕全力以赴,多方筹集,保证了前线的需要。民国初建,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还要应付各省的需求,只得借债度日。陈炳焕认为湖南虽属贫困省份,但也应当支持中央。在谭延闿的支持下,他筹集银30万两上缴中央,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度过难关,受到了孙中山的嘉勉,并授予四等嘉禾勋章。茶业为湖南的主要特产,年产茶在百万担左右,输出额为全国之冠。陈炳焕为方便茶农,令银行派人迳入茶区,设庄收购,外运销售[10],不仅促进了茶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其次,废除清朝的苛捐杂税,制定新的税收制度。清朝末年,财政金融极端紊乱,一切开支取决厘税、田赋两项。而田赋征收历来为“书征书解”,州县官吏假手“粮书”,流弊日多,为害日甚。陈炳焕大力改革湖南财经制度,废除“粮书制度”,将“地丁”、“屯漕”、“南折”、“私采”、“采买”等前清弊政一律废除,制定《田赋征收改良说帖》及《湖南田赋新章》,“一以正税为衡定纳税额数,使人人皆自知有田几何,税当几何,无能侵匿”,通过省议会予以公布。新税制施行以后,除去中饱,国家增加了收入,官民两利。
   
     再次,为民初湖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筹措经费。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黄兴号召“振兴实业”,全国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谭延闿亦大力鼓吹,发起湖南的实业建设。1912年10月-1913年5月,湖南新办和正在筹办的银行、工厂、公司就有25个以上,官办的、商办的、官商合办的,各种招牌到处皆是,包括轮船、炼铁、开矿、纺纱、织布、缫丝、制茶、制革、造玻璃、畜牧业以至土木工程等,其数量之多、速度之快、门类之齐备,前所未有。陈炳焕为之实施,百计经营。
     民初湖南的教育事业发展甚为迅速。1912年,湖南各类学校由清末的739所猛增至4078所,学生由30119人增加到224963人,年出支经费2106504元。都督谭延闿“一以君为办,君处之裕如”。其时,湖南派出的留学欧美生数百人,包括革命先烈后裔及革命元勋子女或奔走革命的有功人员,或高等学堂品学兼优学生,其中多为公费,而首批享受公费的即有581人。1913年,湖南选送留日学生496人、欧美留学生111人,“极一时之盛”。其经费之繁,可想而知。陈炳焕对此不遗余力,积极筹措,按时汇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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