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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中国社会 积极探索民主途径(之三)

B•选举经验:
   
   a•中国。无论“人民代表”的选举或中共党内各级代表大会的选举,都谈不到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公职方面目前只在村一级有选民“一人一票”的直选(且不说其中普遍的舞弊),连乡一级直选都遥遥无期。
   
   b•台湾。“台湾从1950年开始举办地方选举,全面落实地方自治。在这段期间,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开放省、县(市)议员和县(市)长、乡(镇)长等多项地方公职选举。到了1969年,台湾开始进行包括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在内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到了1966年,台湾更举办了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并于2000年与2004年再次举办总统大选。换言之,台湾民众的选举经验至今已经超过50年。”(9)

   
   c•俄罗斯。“俄罗斯民众的选举经验虽然也有10余年的经验(1991-2005年),但俄罗斯的选举实际上却操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尤有甚者,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政策议题几乎没有被提出来讨论。普钦仅提出十分模糊的振兴经济与提升国力的概念,并拒绝与对手同台辩论,而他的对手们也没有针对具体政策进行批评。另外,普钦在2000年上台之后,逐渐将各项权力集中到中央,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主要政党(共产党与自由民主党)的领袖甚至拒绝参选,这无疑打击了俄罗斯民主化的努力。”(10)
   
   d•越南。“2006年,越共在其十大上,就已经实现了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同年,……国会议员也实现了直选,……;到2009年,越南又实现了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的制度”。(11)
   
   据中国前驻越大使齐建国介绍越南国会议员直选说:它把全国分成若干个选区,假定一个选区选3个代表,有5个候选人,那麽要淘汰2个。要成为正式候选人要过三关,第一关是单位全体员工投票,这个好过;第二关就比较难了,要到居住地的居委会那里由这一片的人投票,如果过不了半数,就不能再选了。原来越南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有人举报他有三栋别墅,还有原越南广播电台台长因为涉嫌支持黑社会,越南高检院的一个副院长因为经济问题,某个省的副书记因为假学历,结果选票都没过半,都被弄下来了。都是在选举过程中被群众揭露出来的啊,那些人和他们住一个社区,总归还是比较了解的。
   再说第三关,这就有了竞选的味道了。包括总书记丶国家主席丶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这些领导一般都必须是国会代表,也得走这个程序)和其他一般的候选人,都必须到自己的选区接触选民一周以上,要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还要接受选民的质询。比如有人就可以问总书记:‘你老家怎麽又盖了一处新房?’
   在第三关,各个选区的投票率,以及每个候选人的得票率都必须公之於众。一般而言,越南的投票率都很高,99%以上,共产党的国家嘛,领导人的得票率也一般都很高,不过也有例外,曾经有个副总理就只得到57%左右的选票。
   (2006年4月召开的越共十大上,其总书记也是差额选举出来的,这被称为国际共运史上的破天荒。)齐建国说越南驻华大使和我讲,这是第一次。越南高层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农德孟当选後像小孩子过年吃糖一样,特别高兴。因为他心里有些嘀咕,当时有三位候选人,其中一位是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呼声很高。不过他内定是做国家主席,农德孟继续当总书记,所以他的投票率就没有农德孟高。(12)
   
   e•缅甸。选民虽然不乏选举经验,但军方具决定性影响。据报道:“在2008年的宪法下,国会会预留四分一议席予军方代表,如要修宪亦必须获得四分之三国会议员支持,换言之军方几乎掌控了修宪的命运。……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兰(Min Aung Hlaing)声称:国会中自动当选的军方代表是为了‘国家利益’及‘执行国家政治任务’。”(12)
   缅甸联邦议会全体会议(2011年2月)4日选举现任总理吴登盛为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在(2012年)4月1日举行的选举中,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及其数十位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同事顺利当选为议员,这是缅甸的一个重大事件。”(13)
   
   C•有无中产阶级:
   
   亞洲開發銀行2010年發布的報告認為中產階級指每人每天消費2至20美元的群體(2008年亞洲為19億人,占總人口數的56%)。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所(NCAER)把印度的中產階級定義為年收入在約7,400至37,000美元的家庭(2015年將有5,300萬個家庭進入中產階級的行列)。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指出,在中國,按購買力計算,年收入在13,500至53,900美元的人群可被視為中產階級(人數約為1億)。(14)
   
   a•中国。2004年BBC报道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大增,达到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这项调查发现,2003年,有19%的中国人成为中产阶级,比1999年底上升了15%。家庭财产价值相当於18000到36000美元之间的人被归类为中产阶级。这份报告估计一半的城市居民(大约为49%)已经属於中产阶级。中国人口13亿,根据社科院的标准,中产阶级已有2亿4千7百万人。”(15)
   另有学者2008年发表论文谓:“从全国范围来看,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在4%-5%之间;在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大约在10%左右;在大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大约在12%-15%之间。这样的估计比例可能较符合公众心目中的中产阶级数量规模,不过,最近两、三年中产阶级的数量应该有明显增长,实际比例应该会高于上述估计。”(16)
   如按亞洲開發銀行對於中產階級的定義,1990年亞洲中產階級占總人口的21%,到2008年,已快速增長到56%。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綜合各種研究的結果,估計在2.5-3億之間,超過亞洲其他國家中產階級人數的總和。(17)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大约在19%-23%之间。
   
   b•台湾。李酉潭教授在论文中写道:“中产阶级向来都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来源。根据统计,台湾的中产阶级人数在1970年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二。但是到了2003年,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数,已经达到约百分之八十。中产阶级一方面促使台湾的经济起飞,成就了所谓的台湾经济奇迹;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发挥影响力,使台湾逐步进行民主改革,迈向民主化。”(18)
   
   c•俄罗斯。“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失去了原有的工作,生活水准也直线下滑,甚至有些原本的富人还沦为贫民或乞丐。根据统计,目前俄罗斯的中产阶级数目约有一千万人以上,但只占全国人数的百分之八,明显偏低。当俄罗斯人连个人经济生存都无法满足时,自然也无力追求进一步的民主。”(19)
   
   d•越南。總人口為8,600萬的越南,中產階級人數達1,460萬,占人口比例约17%。(2008年)預計未來幾年內將上升到2,150萬。(20)届时比例将增至四分之一。
   
   e•缅甸。中产阶级甚为薄弱。人物周刊记者问昂山素季,外界有人批评她经常呼吁西方国家制裁缅甸,导致人民生活困难,缺乏中产阶级出现,但昂山素季说:“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裙带)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裙带)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21)
   
   D•掌控媒体与应付群众运动之模式:
   
   a•中共建政以来,63年间一直严控媒体,实行“舆论一律”。对于近年兴起的网络更是打压不遗余力。日前,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声称美国将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为核心,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论者谓:“在数十年新闻、出版须经事先审查的背景下,借助新技术,在公开、透明、自由、平等的网络环境下(剔除众所周知的干扰因素),人人皆可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传播者、接受者,打破了当局对言论的垄断,网络领袖出于民意而非钦定,自然而然地、众望所归地,横空出世。”(22)但人数毕竟有限。网上流传周永康内部讲话,指此类人士充其量不过200人。一旦“大事不妙”,彼将下令将其全部活埋,使之销声匿迹。余杰抵美后亦曾表示,国安人员向他说过同样的话,可见并非空穴来风。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5月1日公布2012年全球新闻自由年度报告,自由之家特别比较两岸三地的新闻自由度,中国大陆被评为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全球排名187,在亚太地区与缅甸并列第38,只比过北韩。自由之家点名批评,中共官方控制广播电视媒体仍是社会常态。报告认为,中国丶俄罗斯丶伊朗和委内瑞拉使用各种手段控制新闻,包括审讯监禁记者和评论员丶关闭媒体丶以及针对记者提出司法告诉。
   至于应对群体事件,当局大致上三管齐下:对参与者软硬兼施,连压带骗,务求尽快扑灭火头,稳住局势;对局外人封锁消息,隐瞒真相。瓮安民变之处理即是一例。至目前为止,这一整套手法仍具治标之效,未见失控。但中南海最高层视之为定时炸弹,忧心忡忡。
   b•台湾。李酉潭教授文中称:“台湾从1987年解除报禁以来,各种平面媒体争相设立,而1993年开放广播、电视频道之后,更扩大台湾媒体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到了2003年,立法院又通过广电三法,以法律明文规定政党与政务人员退出电子媒体,并且禁止党工与公职人员主持新闻评论节目,使台湾的媒体能够更超然地扮演监督政府运作的角色。从民主化开展以来,不论李登辉前总统或是陈水扁总统,都可被认为是民主的主要行动者。尽管在政治上他们倾向于强调台湾的主体意识,但并未以实际的违宪或违法行为去迫害不同意见者。因此台湾的自由程度一直维持一定的水准,甚至于向上提升。此外人民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也成为台湾民主化的推手之一。尽管在戒严时期,台湾人民并没有组织政党,或者进行集会行动之自主权,但是在解严之后,政府逐步开放人民的集会结社权,允许多元议题的群众运动。不可否认,对于解除戒严,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一直到政党轮替等民主进步之象征,群众运动确实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23)
   
   c•俄罗斯。与台湾的开放大异其趣,“普钦于2000年上任之后,不但逐步控制俄罗斯内部的各大独立媒体、电视网。甚至还禁止记者报道各种不利于政府的新闻讯息。除此之外,普钦也透过立法,以严苛的条件限制国内政党的成立,赋予政府更大的权限以压制各种合法的群众抗议行为,工会与劳工的罢工权也受到许多限制。当媒体的公正性遭到政府的打压,而民众也无法透过自发性运动来表达本身的不满时,俄罗斯的民主也就逐渐倒退,回到过去的威权政体。”(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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