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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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喜凤文十一:改革的式微与公共参与的契机

改革的式微与公共参与的契机
   王喜凤
   中国于1978年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实质性改革始于1992年,到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由于既得利益所在,问题、弊病虽多,再无可改之处。不仅如此,而且由经济改革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极为严重,这不但招致了很多学者专家的猛烈批评,尚伏下了社会大爆炸的隐患。为什么?一句话,没有与经济改革同步的政治改革——向民主宪政的转型——经济改革的巨大成果被当权者垄断,相反,以强拆民房为典型事例的底层民众的利益一再受到严重侵害。由于底层民众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其经济利益必然被严重盘剥,成为极大的受害者。
   因此,邓小平改革的最大问题在于放开了市场经济,而与之匹配的政治体制——民主制度却一直没有确立,既得利益者将特权牢牢抓在手中不放。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将市场经济和专制体系这两种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放在了一起。

   知名学者杨恒均曾经给“中国模式”下过这样的定义: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政治上搞“中国特色”,实行“民主专制”(或民主集中制),经济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搞“接轨”。再简单一点:“中国模式”就是结合了前苏联东欧的政治体制模式和西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混合模式。
   这样的“中国模式”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出现“排异反应”是必然的,甚至导致经济崩溃进而引起整个社会大动荡也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改革已然导致今天这样失败的结果,不是我们指责一两句就可以挽回的,关键是以后怎么办才能力挽狂澜。
   答案是肯定的——当局顺势而为,放开公民政治权利,和民间政治反对派一起协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将中国经济这头脱缰的即将奔向悬崖的野马及时拉回来,重新步入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由于只进行经济改革而不进行政治改革,暴露出的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相当严重的贫富差距。一部分人的相对贫困在加大,他们的基本生存和发展如生活、医疗、教育等更没有保障。
   二.部分人先富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不能否认,有一大批人的暴富是因违法、政策缺失或腐败等原因造成的,如通过没有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和金钱的交易,低价或无偿获得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
   三.底层民众的各种权利受到严重侵害。如农民的问题根本在于土地没有私有化导致的权利严重缺失,由此在就业过程中就受到严重歧视。
   改革中缺少公共参与机制,是产生这三方面严重问题的原因,然而公共参与机制也必须在民主普选制实行后才可能建立起来,否则仍然只能是纸上谈兵。当然未雨绸缪,提前为民主建设建言献策也是应该的。因为作为理性反对派的代表,我们更主张建设,而不是破坏(专制体制本身除外)。
   下面就改革决策过程的考察,可以从中发现公共参与机制的缺失是多么至关重要。
   例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转制,按《宪法》规定,企业职工有民主管理权,重大的决策应经过广大职工充分参与讨论方可执行。然而,事实上由于没有设立保障职工参与改革决策的机构(工会只是公权力的附庸),决策仅仅由企业领导、政府主管部门商讨、策划后,再由政府领导拍板就决定了。从决策的制定到实施往往快的令人咋舌。不好的企业被拍卖或者白白送给了某些利益相关者,好的企业高额配股送给企业高管,职工只得到很少的补偿或下岗了之,职工对自己企业的产权等重要改革没有任何的发言权,不满的只有上访、抗议等,而这种零散的上访、抗议行为由于没有代表他们的公共力量(如ngo和起实质作用的工会等)和为他们发声的媒体渠道,就根本不足以撼动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对于改革决策的不公正处理。
   再如,教育改革中的许多重大决策,如教育市场化、大学扩招、大学合并等。根本没有组织专家进行充分的调研和研讨,也没有事先征求社会或教育机关的意见,没有进行社会讨论,而是教育部门根据少数人“看着天花板想当然”的意见,一道命令下来就推行了。涉及这么宏大的教育改革问题,既没有听取广大教师们的意见,更没有听取学生和家长的意见,甚至也没有广泛听取学校管理者——校长们的意见。这样就导致今天的教育功利化、名利化、产业化。像大学合并创建国际一流学校的举动,如同当年搞“大跃进” 放粮食高产“卫星”的决策,以及城市管理者推到老楼建高楼一样,多少百年老校、富有特点的专业学院像历史文化名城中的街道和街区一样,一夜之间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又如,公有住房的改革,1998年3月,国务院宣布要加快住房制度的改革,使住房商品化。在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一番内部策划后住房的购房方案于5月初就出台了,5月中旬公布住房出售标准,要求各机关在5月底交完购房款。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北京市就把在京的各国家机关的买房款收了上去。从公布消息到房屋出售,只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中国政府第二大笔数万亿计的资产(最大的资产是土地资源)被这样被轻率处理了。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决策的,每个级别干部的住房标准和每平方米是怎么计算出来的,那些房子到底卖了多少钱,那笔钱用于何处?那次住房商品化改革显然是那些占有住房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成了既得利益者,而购房得来的钱却没有用于那些没有机会购得公家住房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外的人群的住房保障。显然,公正的做法,应该是用这笔钱来建立普通居民和广大农民的住房补贴。
   从这些重大改革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不要说全民普选,就是区县级直选也没有多少进展,这样,凡是涉及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公共决策,总是严重偏向体制内,尤其是偏向官僚集团,因此经济改革必然会带来各种严重的问题。
   政治是社会“分饼”,在分饼中,只要不受约束,谁主持分饼谁就会大捞一把,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当然就在除执政党和政府外,广大普通公民没有任何参与分饼的权利,甚至没有任何参与粉饼的可能,总之,缺少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公众参与的程序。
   因此,迄今为止,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同步的政治改革措施,只是由极少数人决定涉及众多人命运的重大改革,甚至决定全国人的命运,而这些很少的改革决策者本身又是利害当事人,是既得利益者,由他们决定重新分配利益的社会政策改革,怎么可能会有公平公正的社会结果?
   在缺少民主制度制约和公众参与机制的情况下,政策一定会朝有利于作为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方倾斜,或者通过权钱交易,向有钱的一方倾斜。因为没有广大民众制约权力,权力必然会和资本联姻,古今中外历来如此。
   所以,已经市场化的今天,当下的中国要健康发展,避免因为贫富两级极端分化而爆炸,就必然需要民主制约机制——向宪政民主制转型。
   而向宪政民主制转型,则主要取决于当局的态度,以及当局和崛起的民间政治反对派力量之间的博弈。
   结合各种主客观因素来看,中国民主建设的难度和深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困难的多,然而,“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民主制度的确立,取决于每一位中国公民,作为民主先行者的我们更应该能够承担起历史重任。
   可以假设,民间政治反对派崛起后,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能够和当局“分庭抗礼”之时,也就是民主选举制度确立之时,到那时公共参与机制还会行不通吗?
   不过假设终究归假设,现实如此,我们也只能就公共参与机制对于改革的重要性做一简单的分析了。
   为什么说公共参与机制可以解决众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呢?
   因为经济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涉及各种利益的调整,根据自然公正原则,做出对利益当事人有影响的决定,必须听取利益受影响人的意见。公共参与这种机制,就能很大程度上解决改革利益分配不公正的问题。如资本主义解决劳资纠纷的机制:劳工、资本方和政府的“三方协商谈判机制”。只要出现劳资纠纷,这种三方机制就能解决绝大部分的纠纷,很少发生罢工现象。所以,国际劳动组织在全世界推动劳资关系的改善,并不是去扮演调停者的角色,而是促进各国建立三方协商机制和独立劳工利益表达机制。
   公众怎么参与?听证会是公众参与最重要和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就是说,凡是涉及广大公共利益的改革政策出台都应经过广泛的听证,这是十分必要的。根据价格法规定,涉及公共事业服务价格的涨价都应举行听证会,难道涉及广大群众更重要的,更根本利益的改革政策还不应召开听证会吗?
   当然,公共参与并不仅仅是听证,还有更多的途径,如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协商机制”:涉及企业和劳资关系问题,应当有劳工、资本方和政府参与的“三方协商谈判机制”;涉及城市发展和规划问题,应当有开发商、居民和政府三方参与的协商机制;涉及公共卫生、医疗政策改革,应当有医疗单位、患者、广大民众和政府四方参与表达的机制。相关利益方的“协商表达机制”是公众参与制度的重要形式,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机制,也是保证改革决策正确性的有效方法。这种制度发展到政治层面上就是“民主协商对话”,它是各国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
   公众参与还有两个重要途径:代表不同利益的ngo组织和代表公众参与表达的媒体。这两种途径要在公众参与中发挥作用的前提保障也还是民主选举机制,如此才能够争得相当的自由和独立空间。
   对于完全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本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允许政府保护他们自己,ngo就是这样的组织。
   ngo组织是有效的公共参与不可或缺的桥梁和渠道,ngo把社会民众的声音变成有组织的声音,它能在政府和公民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健康的社会必须重视和加强这个互动,才能够很好的平衡公民权利和公权力之间的良性博弈,特别是在通过约束和监督公权力来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权利方面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民众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弱势的、分散的、个体的力量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跟资本抗衡。然而现实情形是发一个帖子被跨省、签一个名被传唤;很多人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定“涉嫌煽动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曹海波、刘本琦、罗华美、陈平福等)。当局把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剥夺殆尽,又谈何组织的构建呢?何况一提到代表弱势群体的组织,当局绝对严令禁止之,并且要绝对追究发起人的“刑事责任”,这样的强权霸权可能让弱势的、分散的、个体的力量组织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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