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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喜凤文之七:和平转型下的中国政治改革问题浅探

和平转型下的中国政治改革问题浅探
   王喜凤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市民社会已经高度成熟。
   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不能不接受的经济生活方式,市民社会则绝对不会长期容忍专制统治,它们的发展成熟肯定会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可逃避的定数!

   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由于政治体制的落后不仅仅会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发展,而且到达一定的临界点时,必定会出现崩溃的局面,并最终爆发全面的危机甚至社会大动荡。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指出: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是“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温家宝第一次呼吁政改时也曾深刻指出:“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
   那么,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呢?
   人类现代史上的一切政治改革都是以统治者让渡权力以还政于民为特征的,我们希望的是从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一切公民权利入手,通过官民协商一步步的向前推进。历史不会按当局的意志停滞不前,虽然也不会按我们的愿望向民主化方向阔步前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能由整个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纵横捭阖造成的阴阳消长共同决定。
   就言论自由中的新闻自由而言,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的一年一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2011年,芬兰再度名列榜首,台湾位居第45位,上升了3位,香港则名列第54位,跌了20位。中国大陆在179个国家中名列174位,比2010年下跌了3位。排在中国之后依次是伊朗、叙利亚、土库曼斯坦、朝鲜和榜末的厄立特里亚。
   而公民权利的实际情形是:发一个帖子被跨省、签一个名被传唤;家庭教会常被驱散,牧师频遭带走;更有典型事例为证:作为自由人,胡佳6月份只是想要出家门,被国保殴打,我和秦老师6月份被限制人身自由20余天;网监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军队,警察,频频用于国内“维稳”,真枪实弹地对准拿着矿泉水瓶的民众。公权力如同坦克,信马由缰、大摇大摆地从公民基本权利上碾过,将它们碾碎!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有宪法,无宪政。中国的公民权利都无法保障,何况政治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此,要想启动政改必须先从放开政治自由和保障公民权利入手。
   当然,放开政治自由和保障公民权利只是向宪政 民主制迈进了一小步,要想最终实现宪政民主制,回归以普世价值为框架的世界文明主流,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理性反对派与公权力博弈并制衡。否则,政治改革必然会流产,最终导致陷入长期混乱分裂的局面。
   政改启动之后,就政治层面来讲,主要可以搞两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从基层选举扩大到高层选举,第二,人大机构的改革。只有选举才能真正强化人大的地位和权力,使人大能够真正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当然这两条途径实现的前提是北京政府必须愿意下决心诚心改革,而不是抱着权力不想放手或者“抱着炸弹击鼓传花“。
   政体改革的核心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改革,而这些改革之前的改革,就是首先要进行选举改革。因为民主的根本之策就是选举,只有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才能够确保民意不被强奸,确保公民的权利不被大面积践踏,舍此之外别无它途。
   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长期以来,“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太低”的论调不绝于耳,认为选举会影响社会稳定,这种观点若在建国之初还说得过去,然而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60多年,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入21世纪的中国,已经在大唱“大国崛起“的高调,并且中国的gdp也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主旋律已经在得意洋洋的宣传中国不久就会成世界老大了,再说“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太低”还能骗得了人吗?
   我国的选举制度,迄今还停留在已经灭亡了的前苏联水平,应该说,通过60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应该使每个人都有对最高权力的选举权了,而现在它还在搞所谓的间接选举,这不是在顽固的步苏联覆辙吗?时至今日,如果再不进行变革,实在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关于选举改革,从基层选举开始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基层选举稳定了,在逐渐向高层选举过渡,即从村级选举到县级、市级再到省级,最终实现全民普选国家最高领导人,这种选举的递进式改革,是逐步释放社会压力的同时,让民众有机会学会过民主生活——毕竟,民主只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才能成为不可动摇的制度体系。为此,就必须和政治反对派一起,制定一个大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如此方可安抚社会,使今日中国已经形成的高压态势在逼近临界点之前就把大量的可怕能量释放出来,使当局可以相对从容的推进政治改革,当局的善意也容易被社会接受,从而使中国避免步罗马尼亚、利比亚、叙利亚的后尘。
   有一种流行的正统观点认为,在中国搞选举会把社会搞乱,影响稳定,这种观点是反对扩大民主选举的似是而非的理由。他们认为今日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人心思定,很怕动乱,宁可民主少一点,不能没有面包,这一观点很吓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民主选举的实践充分证明,民主选举不但不会把社会搞乱,相反,很多地方都是通过选举,实现了由“乱”变“治”。如1991年初的山西省河曲县城关镇岱岳殿村的选举、河北省雄县葛各庄的选举都是非常成功的实例。当然并不是说农村民主选举都搞得好,不存在问题,农村选举的乱和治与官员的观念有很大关系。选举由乱到治关键需要官员转变观念,更需要当局勇敢决策。说白了,对当局来说,推行公正选举已经是断尾求生的最后一招,如果长期没有民主选举,贪官暴吏必然会逼反全民,玉石俱焚只是时间问题。
   县级直选人大代表从80年代就纳入了法律范畴,至于直选县一级的行政长官却从来都没有提过。从法律上来讲,中共党组织和人民团体可以提出人大代表候选人,选民也可以联名提出候选人。但是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就基本上能当选,选民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当选的却是例外,这里面就有一个重大问题,即没有建立代表对人民的责任制。因此在推行直选的同时,就必须使人民代表专业化,必须让他们直接对选民负责。
   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人民能不能搞选举,而是很多地方公民自发的进行参选,却反而遭到当局的残酷打压。如湖北潜江市姚立法1999年竞选县人大代表成功,他当选后,根据民意做了很多事情。然而,姚立法近年来不仅不能再参选,就是人身自由也因此被大大限制。再如2011年以来,从江西新余市独立参选人刘萍开始,全国有大量公民主动参选,结果竟然遭到当局的全面封杀,多人因参加选举遭到残酷打击迫害。显然,这种区县级直选被打压的状况实在令人痛心,因为长此以往它不仅堵塞了公民的参政之路,从而为中国走罗马尼亚、利比亚、叙利亚之路埋下了伏笔,而且使当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历史,也使中国黎民离兵薶战乱流离碳涂又近了一步。
   所以,无论是从当代道义主权在民来看,还是从使统治者免遭灭顶而言,以及最重要的使黎民百姓免遭碳涂来说,从速开始兑现政治权利,自下而上的逐步推进直接选举,以十来年为过渡,实现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全面普选,已经是中国政改的当务之急。
   其次是立法机构即人大机构自身的改革。
   人大为什么要改革?
   首先我们来看看西方的“人大代表”做的事情。在西方国家,社会的各种矛盾靠向议员投诉解决,每个国会议员就相当于我们的人大代表,他们都各自有一个“信访办公室“,帮助消除社会矛盾。美国国会议员有两个办公室,一个是起草法律议案的,另外一个办公室在他的家乡,负责接待选民。他每周必须回去一次,去选取处理那些信件。
   我们国家人大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从宪法上讲,人大有监督政府的权利。因为政府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是人就会犯错,如果政府不接受这个意见,那就是很不明智的,是缺少现代政府观念的。人大代表通过法律途径,在人代会期间提出批评和建议,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的发言和表决是有法律上的免责权的。保证人大代表的监督权,就是为了保证他们能够批评政府。然而,在现实中,中国的人大代表却除了开开会,举举手,什么也不做,像倪萍那样的人居然说提不同意见投反对票是“添乱“,这种表决机器人能代表哪个公民的利益?还有一个叫申纪兰的山西人大代表,居然从第一次人大到现在每一届都”当选“,也对国家那些完全自相矛盾的政策毫无例外的都投了赞成票,这种人除了利用人大代表的资格为自己捞取利益,还能起什么作用?
   现在的人大制度,还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套制度,但是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人们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就使得人民对人大的不满意度越来越高,或者从正面来说,人民对人大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然而,人大却仍然处于上述状况,这就使它面临一个艰难抉择,——如果不想因为背离民意而被唾弃从而另起炉灶,就必须幡然悔悟改弦更张使之名副其实!舍此之外,它别无选择。
   综合以上两点就是,人大本身不能发挥作用,主要因为人大代表没有一个完全选举的制度,没有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代表还是组织安排的。他们只希望争取组织的信任,而不是选民的信任。如果是人民选的代表,就必须考虑人民的利益,发言和表决,是不是反映了选民的意见,民众都知道。他们必须依着民众的意图说话办事,这就靠选举制度起作用。与此同时,社会矛盾要靠人大会议来解决,公民的投诉要靠人大代表来解决。而我国的人大和人大代表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老百姓的小事变成了大事,而且当地解决不了或者不给解决就跑到北京去,上访的群众经常聚一大群,而且上访户被关被打的情形也是很普遍的。社会这么多事,问题出在哪里?原因就是民主机制不健全,即没有建立代表与选民的责任制度。
   因此,人大制度的改革应该从选举改革开始,只有通过选举选出来的人大代表,才会真正对民众负责。才能够保证对人大代表的监督权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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