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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主义—纪念拉萨起义三十周年(3)

西藏主义—纪念拉萨起义三十周年(3)
   
   刚炯•德东朗杰
   
   

   三、拉萨起义与人权问题
   
    三十年前,英勇的拉萨起义被中国殖民政府镇压下去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谴责中国的残暴行径,要求联合国维护博国人民的基本人权。于是,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第十四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的多数通过了关于博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依据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关于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原则,强烈谴责中国当局队博国的侵占并由此剥夺博国人民的基本人权的罪恶行径,呼吁尊重博人民的基本人权及其特殊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此后,联合国在一九六一年的第十六届大会、一九六五年的第二十届大会都将博问题列为大会的正式议程,并且通过了专门决议,不断地谴责中国当局侵略行径,反复重申《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多次呼吁尊重和维护博国人民的包括民族自决权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然而中国当局对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世界人民的正义要求置若罔闻,肆意践踏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集中表现的世界基本的正义原则与国际法准则,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为幌子,掩盖了民族矛盾,转移了博民族人民的視线,以“反封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为借口,对博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精神生活方式等等社会的一切方面实行了全面的民族同化政策——强行将博民族汉族化,毁灭和扼杀了一切博民族自身的东西,剥夺了一切按照博自身面目存在和发展的权力和自由。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铁蹄下的博民族的日益觉醒,博人民再次举起了独立和主权的正义旗帜,以和平游行示威的形式要求中国当局奉还它们从博民族夺去的独立和主权。但是,中国殖民当局玩弄一切最下流、最肮脏、最卑鄙的政治小丑的手法,有意安排他们的人员混进和平游行队伍,故意挑起事端,做出过火的暴行,然后栽赃于和平游行队伍,以便于用暴力甚至军事暴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游行者。面对中国当局的这种残无人道的暴虐罪行,世界许多国家的议会、政府、团体以及进步组织、主持正义的著名人士等后集会,通过博问题的决议、宣言,并联名致函中国当局领导人,抗议和谴责中国当局肆意践踏和剥夺博民族人民的基本人权。然而中国当局却厚颜无耻地以“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作为挡箭牌,并且无耻地辩解什么它们在拉萨所犯下的罪行“与人权问题不相干”,企图开脱自己的罪责。同时却又抓住人权问题中属于个体人权问题的个别内容大做文章,企图以此掩盖人权问题中最根本的前提——整体人权问题,转移人们对整体人权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使人权问题纯粹个体化。并且以此为前提,把博的人权问题推到什么“封建农奴制”背景下,以人民个体在某种具体制度下曾经受过的苦难来掩盖现时状况下作为整体的民族所失去的生存权、发展权而正在遭受的苦难。在它们看来,这样既可以堵国际舆论的嘴巴,继续混淆视听,又可以反驳达赖喇嘛领导的博国流亡政府,还可以分化瓦解博民族内部的统一意志,继续达到它们利用一部分博民族人民去打击另一部分博民族人民,以便从中渔利。这就是中国殖民当局惯用的企图一石三鸟的反动策略。
   
    因此,中国当局的反动阴谋必须彻底揭穿驳倒。这就需要从理论上阐明什么是人权问题?博问题(即“西藏问题”)是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博问题与人权问题的关系是什么?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在博国当前首要的、紧迫的和最基本的问题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下面分别阐述这些问题。
    首先,什么是人权问题呢?所谓人权问题,就是人作为人的资格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这种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就是全人类不分性别、族别、国别、政别的共同享有的生来就平等的权利,所以是“天赋人权”。它包括生存的权利和自由;民主地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和自由;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的权利和自由,等等。而人总是属于某种民族,人类个体总是作为某个民族整体的成员而存在。因此,整体的地位和命运直接规定着各成员的个体的地位和命运。因此,人权问题本身就包含了个体人权和整体人权,是个体人权和整体人权的二重性。民族的整体人权也就是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它包括任何一个整体民族按照自身固有的本质特征而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自由;选择和决定自己整体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权利和自由;整体民族共同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当自身整体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甚至被剥夺时,自卫以致为重获自己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自由而集会结社,英勇奋斗,直至政治独立、经济自主、文化繁荣,重新以平等的资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权利和自由。任何一个民族及其国家,当它们在追求和维护上述这些自己民族的基本的整体人权时,同时也就是在维护其它民族及其国家同等地享有上述整体的基本人权。
   
    由此可见,人权的二重性中,民族的整体人权是最基本的前提基础,由此前提基础之上才能产生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个体人权。如果民族的整体人权一旦丧失,就表现为整体民族丧失了按其自身的本质特征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可能,沦为被压迫的民族。而当整体民族一旦丧失了自决权,处于被外国奴役和压迫的状态时,其成员的个体还有什么人权可言呢?一个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它的每个成员个体不能自由地讨论自己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不能自由地学习和传播自己民族的文化;不能自由地运用和发展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及其学校;不能自由地谈论自己民族的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地位;不能自由地利用和保护自己的自然资源;不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含着眼泪还得装笑脸,受着苦难还得说“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忍着心灵上流淌的血还得“感谢恩人”,********请问,这里还有什么人权?!一个在人格上被扼杀了的民族,其成员个体还有什么人权呢?!可见,民族的整体人权是个体人权得以建立的前提基础,只有在这一前提基础具备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讨论和追求个体人权。同样,当整体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个体都鲜明地意识到自己的人权被剥夺的现实,从而也鲜明地意识到自己民族的整体人权丧失的现实,就是恢复和追求自己民族整体人权的开始。如果没有每个成员对个体人权的强烈渴望,那么,民族的整体人权的尊贵就不会被每个成员所认识,因而丧失了的民族整体人权也就难以重建。可见,个体人权是整体人权赖以恢复和重建的支点。而且,任何一种个体人权始终是某一整体人权的具体体现的方面,整体人权就是通过每个成员个体人权中得以保存、得以建立、得到証明的。所以,个体人权和整体人权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权的二重性就是人权问题本身。正因为如此,1966年联合国大会公开签字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中,都把“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根据此种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发展”作为第一条第一款明确地规定下来,从而使民族自决权成为两个“国际盟约”的立论基础和前提条件。这样一来,民族自决权不仅作为人权问题理论的根本加以规定,而且将人权问题中的民族自决权作为国际法的根本内容之一,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了。这是人权概念在现代国际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各民族平等自决的伟大历史潮流中的深化、扩大和进步。进而,1977年召开的第三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第130号决议的第(e)款中对反殖民主义革命的观点作了明确清晰的阐述:“在联合国体系内解决人权问题时,对寻求解决由于下述情势引起的对各民族和一切个人的人权的大规模和公然的侵犯,国际社会应给予或继续给予优先权。这些情势是:种族隔离、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外国统治和占领、对国家主权和民族统一以及领土完整的侵略和威胁、拒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和每个国家对其财富及其自然资源的全部主权”。这样,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殖民政策,争取各民族的自决权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正义斗争,作为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已经以国际法的法律规定下来,从而使上述斗争中的人民、民族作为国际法的主体而确立了神圣的地位。这是人类正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也是未来人类进步的伟大趋势!
   
    其次,博问题(即所谓“西藏问题”)是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点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从博民族自古以来作为独立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的历史事实出发就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我们已经通过对博民族自身历史的主要线索的考察,批驳了所谓的“自古领土”论,否定了所谓“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弥天谎言。只要稍微能够克服领土扩张欲望导致的理智失衡状态,那么对这个问题是不会有什么异议的。因为,博本身的历史和博与中国之间的真实的国间关系都是清楚明白的。因此,整个博域上中下三大区域都既然从来不是什么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那么,博问题也就不是什么中国的内政问题,那么,博问题与人权问题之间的关系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通过对历史的反思,使我们理解到,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对博国的全面入侵直至占领,其第一块基石就是压在博民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上的;其第一个谎言的“论据”就是建筑在剥夺博民族的整体人权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当局对博民族人民的第一步罪行也就是剥夺了、践踏了、扼杀了博民族的基本人权,包括整体人权和个体人权。也正体因为如此,所以国际正义的第一个呼声;联合国关于博问题的第一个决议和呼吁也都是以保障和维护博民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为最高问题的。三十多年来,由于共产党中国对博国全面的入侵和占领,迫使博国合法政府流亡国外,几十万同胞背井离乡,流落他邦;在博国本土上强制推行全面的民族同化政策,使博民族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政治国家发展进程在博本土上中断;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博文化发展进程在博本土上中断;博的民族经济、博的宗教、博的整个正常的历史发展线索在博本土上遭到扼杀,被拦腰砍断,插进全面汉化的过程******请问,哪里还有什么基本的人权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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