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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线人”是如何炼成的?/朱正


   
   
   
   

   丁朗父说明:朱正先生是先师彭燕郊的朋友。在1978到1987年,我等小诗友三两因为诗的缘故常陪伴燕郊师左右候教。燕郊师高谈阔论,天上地下,古往今来,但基本上不批评身边人事。燕郊师十八岁成名,风华正茂时被卷入胡风冤案,阅人阅事无算,以诗人的敏感,其痛苦可以想见。但仅在诗里表达,如“长久地凝望着月亮,眼泪一大滴一大滴的滴落下来”,平时言谈从不说及具体人和事。到晚年还因为”诗人的天真和浪漫"中了人的招,其痛其苦,也只埋在自己心里,一个人去痛。现今“抹红”成为某隐性人士们的高新技术,本人不久前有幸中招。看到朱正前辈此文,拿来让大家看看:真正的“线人”是什么样子的。
   【《破冰船》编者的话】朱正先生是一位比较严谨的学者,又是四九年后历次运动的亲历者,更是反右时期的受害者。他对反右诸事包括四九年后诸多运动,并不仅停留在受害者控诉的层面上,而是理性的思索,以探究四九年后诸多整人的运动何以如此惨酷。
   反右时用卧底和告密的方式来“以右制右”,这种方式于中共官方并不新鲜,如何整治右派他们可谓驾轻就熟。但像这样由冯亦代直接公布日记史料的《悔余日录》,大曝其光的还不多见。
   朱正先生秉承其一贯为文的风格,用事实和证据说话,批评亦不煽情,让读者从“冯亦代现象”管窥中共的告密文化。
   
   一、冯亦代其人
   
   把一些高级统战对像打成了“右派份子”,他们心里究竟服不服,还会不会进行新的“破坏”活动,这是上面很不放心的事。所以必须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这样就有必要在一些大“右派”身边安插耳目。已经知道的一例是冯亦代。
   冯亦代原来是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副主任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又是民盟北京市委的副秘书长和北京市人大代表。他1939年在香港参与创办英文刊物《中国作家》;1941年在重庆参与创办古今出版社、美学出版社;1945年在上海创办《世界晨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他不是共产党员,便不能担任社办公室的主任,只能以副主任的名义代理主任。在反“右派”斗争中他在劫难逃。
   1957年7月30日,《人民日报》以“冯亦代阴谋篡夺外文出版社”为题刊出长篇材料,宣布已将他划为“右派份子”。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有四项:其一是动员他们社里民盟支部的成员“带头鸣放”,说“今后鸣放是盟的中心工作”,鼓励平时“心怀不满”的人向党“进攻”。其二是攻击“肃反”运动,说“肃反是凭主观、宗派、教条主义办事”,为“肃反”运动中被斗的人喊冤,动员他们写申诉材料,要求平反。其三是攻击党员领导干部,说师哲实行家长式统治。其四是到社外各处“点火”,曾几次到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去“煽动”。《人民日报》这篇材料不但公布了冯亦代这些“现行”的“右派”罪行,还利用其档案材料宣布其历史罪恶,例如说他参加过青红帮,与帮会把头、军统特务结拜过把兄弟,还参加过国民党。有了这些材料,也就足够划他为“右派份子”了。
   冯亦代留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书《悔余日录》这是他被划为“右派份子”以后,以悔恨的心情写的一本日记,其时间从1958年7月15日开始,到1962年4月18日为止,将近4年。下文摘引这本日记中的材料时,在引文后面的括弧里用6个数字表示日期。
   从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到,作者被划为“右派份子”之后,痛悔自己的“右派罪行”,真诚地认罪悔罪,决心改造自己,立功赎罪,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
   例如,日记中说:“我衷心感谢党给我的援救,没有这次反右,我的发展如何,不能预料,但自绝于人民一途则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参加革命以来不努力改造自己,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罪恶之被揭露是迟早间事,越迟危害越大,后果更不堪设想了,现在悬崖勒马,及早回头,真是祸中得福。”(580731)
   “我深自痛恨去年的向党疯狂进攻,从而自绝于人民。我今日所得的处理完全是咎由自取。另一方面,我还是感激党的,因为党给我的宽大处理,使我还能在工作中向人民赎罪,因此我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好好工作。”(580818)
   “由于我在过去九年来思想不进步,甚至堕落成为右派,今日就成为社会的罪人,这个教训是显明的,不改造自己,真不得了。”(580918)
   当时《北京日报》发表了社论“共产党员应有什么样的志愿”,提出了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号召。冯亦代把社论中的一段话抄在日记本上,“以帮助我的随时反省”。在这一年的除夕,他在日记中自励说:“亦代,努力呀,又是一年了,你赎了多少罪?你立场改变了多少?你自我改造了多少?必须永远保持住党给你的清醒的头脑,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跟着党走,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为人民真正地忠实地服务”。(581231)
   经过“反右”这一思想炼狱之行,翻译家冯亦代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二、冯亦代被招募为线人之后的日常工作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冯亦代就被某机关招募为“秘密保卫工作者”了。“反右”之前,他已经是一个知名的文化人,划“右”之后,他继续以这个身份在上层“右派份子”中活动,以帮助这个机关随时了解这些“右派”头面人物的思想、言论、交往和行动。他在日记里详细地记载了他被安插到章伯钧家里卧底的事。在他这本日记中出现的“右派”分子,有章伯钧、李健生夫妇,有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浦熙修、陈铭德与邓季惺夫妇,以及储安平、丁聪、吴祖光、黄苗子、董乐山、刘王立明、陶大镛、李景汉、吴景超、张志和、谭惕吾、钱端升等许多人。而他的重点工作对象是住在地安门的章伯钧。
   除了章伯钧、李健生夫妇之外,上级还交给他“几个对像”(601130),其中之一便是住在大佛寺的刘某。冯亦代原来并不认识刘某,于是“有关部门”就给冯创造条件,将他们两个人同时安排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而且安排住在同一间房。冯在日记里记下了到社会主义学院报到的事:“到校时已十时,报到手续很简单,就是写一个名字。我分配在第八组,组里大都是民盟的成员,住在二十七号,和刘同室,他已先搬来,可惜人不在,否则倒可以先识庐山真面目了。”(600508)可想而知,冯亦代必定利用这个“同学”机会,努力去接近刘,后来果然与刘交上了“朋友”。以后冯就经常去大佛寺刘寓登门拜访了。刘某大约也把他看作知己,多次请他到大同酒家吃饭。
   有一次,社会主义学院安排一些人到武汉去参观,冯亦代当然要一起去,以便了解他人此行中的动向。不料却发生了意外之事。他在日记中写道:“学院里决定三月一日去武汉,但今天下午临时知道这个对象因病不能去了,我把情况向老刘同志(朱正注:此老刘乃冯亦代特殊任务的直接上司,与冯所监视的刘某同姓。)作了汇报,我觉得为了工作我也不该去,晚上和他见了一面,决定了几个方案,请领导上去考虑。一夜没有睡好,必须使自己的行动不露丝毫的马脚,以免危害工作。”(600228)“清晨和老刘通了个电话,领导上批准了第一策,即去了又回。”(600229)于是,冯亦代便照这个命令办理。他随着大队动身,再让妻子郑安娜发电报叫他回来。果然不露丝毫的马脚。
   这位刘某原来也是要去武汉的,而且已将这次旅行的计划告诉了他的一位住在郑州的亲戚,答应顺道带一包食品(在1960年那年月,食品是多么宝贵的礼物啊!)给那人。可是他因病不能去了,就只好拜托冯亦代帮忙。此事在冯亦代的日记里有记载:“刘某托带物件,我在站外等到六时半,不见来,即入站,大队已上车,站台上空无一人,急得不得了,刘妻已将东西带到月台上。我真是庸人自扰,考虑得不周全,幸而没有误车。”(600301)“列车原定五时许到达郑州,为了给刘某送物,心牵挂着,睡得很不好。结果列车误点,到七时多才到郑州,刘戚已来,即将食物包交付。”(600302)
   不知道这刘某乃何许人,既然被安排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应该是一位有一定档次的比较高层的统战人士吧。冯亦代原来并不认识他,可知刘某不是文化界的头面人物。他或者是个旧官吏、旧军人吧。显而易见的是,某机关很不放心他,所以设法在他身边安上个耳目。冯亦代接受了这任务,时常去他家。比如,“五时去刘家,在他家吃晚饭,一直坐到九时才回来。”(600202)“下午四时后去看刘某,一同到大同酒家吃晚饭,到九时才回家。”(600314)“16日晚和刘夫妇在大同酒家吃晚饭,18日,晚与刘夫妇去莫斯科餐厅吃晚饭。”(600320)“上午去大佛寺看刘某。同至大同酒家午饭。”(600827)“上午找刘某,同去北海画舫斋看北京市四届书法篆刻展览会,好字无多,郭老的字越写越怪了。中午与老刘同志通了一个电话。下午再找刘某,和他家人在大同酒家吃晚饭。九时回。”(600831)中午冯将上午与刘谈话的内容向领导上汇报了,领导上很感兴趣,要求再作一些补充。于是冯下午又去找刘某,谈话回来,连夜写成书面材料,第二天“清晨送了封信给老刘”(600901)。“晚上去大佛寺看刘某,谈了一个多钟头,谈不出什么来,还是那里去吃一顿的老一套。如何深入下去呢?应该更好地考虑考虑。”(601028)“去大佛寺找刘某。后又去二道栅栏。”(601107)这二道栅栏似乎便是某机关的所在地,冯去此地大概是汇报刚才谈话的内容吧。“下午去看刘某,他又吐血了,这老头儿这样吐下去可不是事情!我对于自己工作进行缓慢感到心焦。”(610518)“晚八时去看老刘,对于工作他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应该在家里所给的范围内,灵活运用,其次则是对一些人如刘就必须提高警惕,见缝插针,一直追下去,他也给了具体的指标,要在三季度内完成LL的方面。”(610726)看来领导上要求他从刘某那里挖掘出某项材料的任务还很不容易完成。
   冯亦代在章伯钧家的工作看来也是很有成效的。章诒和在“卧底”一文中描述了冯亦代是怎样走进他们家的: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衚衕。母亲快步走近他,问:‘亦代,你好吗?’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那里去呢?’母亲又问:‘安娜呢?’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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