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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共高层的派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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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论中共高层的派系划分
       (博讯首发)
   
     对中共高层派系的认识,直到今天,众多的反对派人士和团体还是一团浆糊,最可哀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浆糊状态浑然不觉,一个个言之凿凿,铁口直断得了不得,好像个个都掌握了世上的独一真理。法轮功写手你添笑辈,居然能写出《谷开来案中的密中之密》超神探政论,所依据的,仍旧是薄熙来乃“江系人马”(按汝说法:习近平不也是“江系人马”吗?)的派系划分。人家所有办案人员,和神探李昌钰都搞不清谷案真相,你添笑坐在床上竟窥见了谷案的“密中之密”,足令人深叹“发正念”的奇效。
     直到今天,反对派普遍把中共高层划分为“团派”、“上海帮”、“太子党”,“开明派”;  如果“团派”、“上海帮”、“太子党”,“开明派”的划分能够成立,那么请问刘亚洲属于什么派?“太子党”刘亚洲与薄熙来、毛新宇近乎格格不入,怎么“党”法?汪洋又属于什么派?“团派”的汪洋的理念,与团派头子、西藏屠夫胡锦涛、团派边疆杀人犯团伙胡春华、张庆黎之流相去甚远,近乎格格不入,怎么“派”法?这种失真的划分,导致众多反对派人士和团体分不清敌友——他们不知道谁是最凶恶的敌人、谁是可利用的对手、谁是可分化的势力、谁是潜在的盟友...他们中多人长期把中国民主化最凶恶的敌人——胡锦涛维稳派势力当作“党内健康力量”,幻想联翩;一再寄希望于不可能有多少作为的“影帝”温家宝;把对红朝暗怀二心、久蓄李光耀之志的江泽民,当作一成不变的最顽固势力声讨;把客观上能够击垮中南海政治稳定的野心地方势力薄熙来,当作民主化最大敌人,甚至莫名其妙地为胡锦涛维稳派倒薄维稳叫好。


     法轮功则把中南海划分为“江派”、“太子党”、“胡温”三大块,甚至根本无视胡锦涛、温家宝理念言行上的重大分歧,硬说胡、温在政改上针锋相对的言论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并由此臆想出向朝鲜学习的胡锦涛,是温家宝政改言论的幕后推手。按照以上划分,薄熙来属于太子党,但法轮功又把薄熙来列为“江系人马”,近来,法轮功干脆又把中共高层划分为“血债帮”和“非血债帮”——只有法轮功受的迫害才是最大的迫害、只有镇压过法轮功“江系人马”才是“血债帮”,连“六四”屠夫李鹏、西藏屠夫胡锦涛、“汕尾血案”和和“动车惨案”双料杀人犯张北韩(张德江)都不是“血债帮”。
     这样荒谬的划分,这样荒唐的思维,不助纣为虐倒是异古奇怪了。这也反映出:法轮功属于专制势力,它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构成了新的顽固障碍。法轮功之所以近年来接连把“零八宪章”行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茉莉花”行动这样对中共专制极具威胁的事件统统打成“共特”、“中共阴谋”,不是受了什么共特的误导,而是其本性的流露使然。
   
     我在三年前就察觉到划分“太子党”、“团派”的荒谬,并于去年通过胡锦涛大力扶持胡春华的趋向,预言西藏屠夫胡锦涛必然抛弃有开明倾向的李克强和汪洋,他一定会扶持胡春华、张庆黎、王乐泉等团派边疆杀人犯团伙上位,这个判断已经变成事实;我在“十七大”期间就看出张德江与江泽民不是一路人,真正赏识“张北韩”的人是胡锦涛,现在双料杀人犯张德江果然成了入常热门人选。(当然,我的准确判断不能说明我有什么过人之处,它只说明我受到上帝的启发——运气好点而已)。
     目睹对中共高层现行划分的荒谬,中国国内杰出的民间思想家宣昶玮先生提出了新划法,照宣先生的判断,现今中共高层分为利益派、信仰派、开明派三大派,宣昶玮准确的看出:现今中国民主化最凶恶、最顽固的敌人是利益派,而不是什么毛左派;现今中共当权派集团整体上是利益派。
     宣昶玮分析说:利益派因为无所谓信仰,因而最无道德、最不择手段,为保特权既得利益(专制)而无所不用极其。宣昶玮对利益派的评价,已经为邓小平所经典地验证。邓小平显然就是“利益派”的典型人物,他无所谓意识形态,公开扬言“不问姓资姓社”,只要保住以他为首的老红军首长团伙的特权既得利益,怎么做都是“社会主义”,侵越战争、“计生”、“严打”、“屠城”都是“为人民服务”;为防“六四”翻案,邓小平故意隔代指定西藏屠夫、毛共辅导员胡锦涛接江泽民的班,以屠夫同类垫背,极尽可能地耽误中国的前途命运...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全球的西方政要都热衷于谈论毛泽东的罪恶,而忘记了邓小平的邪恶,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加邪恶:因为所有毛泽东犯下的罪行,邓小平都犯过,毛泽东不敢做的事,邓小平也敢做——出动国防军开枪屠杀没有武器的老百姓;毛泽东再残暴,其死后人亡政息,邓小平在死后,还凭藉隔代指定的反动分子继续祸国殃民多年,犹如吸血僵尸;邓小平发起的强制一胎化“计生”,对中国民族未来的打击更是毁灭性的——历史终将证明,“邓计生”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危害,将远远超过毛泽东一切政治运动的总合。
     由此可见宣昶玮划分的高明之处,依照宣昶玮的划分,也可以解释汪洋、李克强和刘亚洲现象。宣昶玮据此而指出:中国反对派的策略应该是联合开明派、分化信仰派,集中力量打击利益派。这个策略无疑比当前流行的“上书”、防左批薄、否定一切干嚎“全民起义”等做法高明。
     但这个划分也有粗略和生硬的地方,就是忽略了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因为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中共权贵分子的派系属性并非泾渭分明,事实上往往相互掺杂。一个最大现实情况是,在当今中国现实政治中,“无官不贪”,纯粹的、理想主义的“信仰派”(宣昶玮所说的保守分子——即信仰马列毛者)已经很少,这从这些人在各个单位中都属于凤毛麟角可以看出来。许多崇毛的官僚,同时也是特权既得利益腐败分子,清廉的崇毛官僚现在属于稀有种类。
     宣昶玮以为“信仰派”一般比较清廉,这并不确切,陈云就是一个信仰派大搞腐败的典型例子:陈云虽然反对文革,却是笃信马列毛专政思想和社会主义的,陈云却是大搞特权腐败的急先锋,其阻拦追查“文革”中太子党杀人犯、子女公费经商、出国...皆比邓小平有过之而无不及。叶剑英、王震莫不是这样的人;信仰派邓力群甚至倚仗权力,把人家的老婆“抢救”到床上,这难道不是腐败?笃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反对改革的李鹏,照理也是“信仰派”,但李鹏家族腐败到什么程度?
     而现今当权的马列毛分子,更是同特权既得利益牢牢捆在一起的。现今胡正日同志股肱之臣,朝鲜金日成大学学士张德江,骨子里左得发狂,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因逼迫外企组建党组织、红色工会、追随邓力群,公开抵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惹得江泽民龙颜大怒,差点丢了顶戴花翎,此公理念上属于“信仰派”无疑,但可曾影响他贪污腐败弄权屠民?
     与八十年代不同,现今当权派集团中也不存在纯粹的开明派,因为纯粹的开明派也属于理想主义信仰派。当年胡耀邦很清廉,赵紫阳虽有一些特权谋私行为,但很轻微,而现在高层开明分子温家宝、李克强、汪洋、刘亚洲谁能算得上清廉?
     因此,现今中共当权派中利益派、信仰派(保守派)、开明派,都属不同程度的利益派,而纯粹的信仰派和开明派事实上并不存在。宣昶玮先生认为三派中以利益派最为邪恶。我则认为这里面要区分一下:顽固阻碍中国民主化的派系,实际上是利益派中的信仰派和无原则派(以邓小平为代表,利益派中的利益派),利益派中的信仰派,才是最为邪恶的一派。
     一则,信仰大大强化了对抗普世价值的顽抗意志。今天明眼人可以看出:维护共产党统治的意志,究竟是邓小平、江泽民更强,还是胡锦涛更强?当然是胡锦涛的更强,邓小平、江泽民不允许民主,只要由他们专制就行,而胡锦涛一心要维护的,却是共产党的专制;胡锦涛对异议人士的抓判,比邓、江时期都重得多,而且对西方更不妥协。为什么胡锦涛负隅顽抗的意志更强?还不是因为胡锦涛具有马列毛的脑残信仰。胡锦涛是有着坚定的信仰的人,因为一个没有坚定信仰的人,不可能只读毛选、斯大林文选和卓娅、舒拉,不可能只看人民日报,不可能数十年毫无人性地装孙子隐忍,象党机器标准件一般的运转。
     二则,信仰大大减轻了反人类杀人侵犯人权的心理障碍。胡锦涛之所以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屠杀西藏民众,完全杀人不眨眼,是因为其信奉的马列毛,以专政杀人为正当。所以,利益派中的无原则派倒行逆施多少有些顾忌,比如顾忌国际社会的谴责,注重获取西方的好感,邓小平“六四”了城,内心完全清楚这是滔天罪孽,因此讳莫如深,对外全然没有“平暴”的底气,邓小平、江泽民在美国的要求下,好歹先后放了魏京生、王丹、徐文立...但胡锦涛却是理直气壮地杀人和搞倒退,胡锦涛时期抓的异议人士,一个没有保释,胡锦涛还顶着国际舆论霸王硬上弓地重判刘晓波等大批异议人士,甚至毫无底线地把刘晓波妻子刘霞长期监禁在家,不让其出国代为领取诺贝尔和平奖,造成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上现“空椅子”,其蛮横无耻,超过了勃列日涅夫和希特勒。
    而利益派中的顽固保守分子另一典型李鹏,其罪恶比起邓小平不遑多让。现今利益派中顽固保守分子张德江、张庆黎、胡春华,也象胡锦涛那样,同样具有杀人不眨眼,特别强硬和专制残暴的特点。
     宣昶玮先生指出:利益派(实为利益派中的无原则派)之所以那样邪恶,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也没有道德,因此不择手段保特权。那么,利益派中的信仰派为何特别邪恶?原因还不止于他们没有道德,而是他们把无道德当作道德。列宁有没有信仰?但列宁有什么道德?列宁发起和领导的“十月革命”及其后的内战和共产,五年中害死两千万俄国人,比斯大林执政二十九年杀得还多。由于坚信马列毛邪说,利益派中的信仰派根本不承认“旧社会”的道德,他们专以杀人放火抢劫奴役——革人家命、专人家政为道德,因此做起坏事来理直气壮,天不怕地不怕——出动军警一再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喇嘛,美其名曰“维稳”、“反恐”、“反分裂”...正因为马列毛邪毒入骨入髓,所以胡锦涛、张德江、胡春华、张庆黎等人屠杀藏民、镇压民运异议维权人士特别强硬、特别残暴、特别阴毒。请大家闭眼回想一下:象今天这样横暴强硬地广泛重判民运人士、对民运、异议、维权人士进行被失踪、“被李旺阳”等下三滥式监控和镇压,邓小平、江泽民时代有过吗?连“六四”屠杀后的秋后算账期间都没有这么厉害!当年刘晓波在广场带头绝食,邓小平只判他两年,二十年后刘晓波不过参与起草一个“零八宪章”,就被胡锦涛重判十一年!秦永敏先生仅因为曾因民运坐牢,出狱后竟连结婚都受到百般阻挠,被严密监控在家,出狱仍同在狱。毛共辅导员胡锦涛倒退统治之野蛮残暴,犹如一夜之间回到毛共“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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