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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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众的呐喊,看中国的政治大变革

   1989年6月5日,我在上海海宁路上演讲时说:“共产党屠杀学生,我绝不加入这无耻的共产党;我坚决退出这可耻的共产党。”这句话,成了我‘罪证’的呈堂供词,二个月后我被逮捕。逮捕的当晚,管教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说:“孙宝强啊孙宝强,党组织含辛茹苦地培养你,你却在紧急关头背叛背离。你在演讲时说,你坚决退出无耻的共产党。说这话可是要掉脑袋的。政府没杀你,这是给你第二次生命,你要知恩图报啊!”
   
    可是我没有‘知恩图报’。23年后的6月4号。在64的烛光晚会上,在中领馆的门口,我振臂高呼‘打倒共产党’。高亢的口号,激越的口号,久久地回荡在中领馆上空,久久地回荡。
    23年了,我终于发出了藏在心底的呐喊。这是我的呐喊,也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呐喊,应该说,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呐喊。
    60年了。60年的运动,60年的镇压,60年的统治,60年的屠杀,让中国人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当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当抗暴者风起云涌,当中东茉莉花迎风绽放,当退党大潮滚滚而来时,‘恐惧’,这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个世纪的大山,终于开始松动,终于有了摇摇欲坠。


    最近有一则新闻。一个年轻人走进浙江某大学,振臂高呼‘打倒共产党,消灭法西斯’。四个保安在第一时间里摁住了他,并通知了110。警察赶到现场,问清情况后却释放了那个青年。这件事说明,共产党的高压统治已不是铁板一块,面对层出不尽,汹涌而来的抗暴者,它有了无奈,有了力不从心,有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沮丧感。我相信,当‘恐惧’这个共产党制造的幽灵,不能再横行中国,施虐人民之时,就是共产党垮台的倒计时。
    其实,从小到大,我也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我出身在一个所谓的‘革命’家庭。我的父母,都是49年前的地下共产党。中国夺取政权前,我舅舅准备搭机去台湾,就在他向家人做最后告别并登上车时,被我母亲一把从吉普车里拽出。母亲给了舅舅二个巴掌,命令他留在上海,迎接所谓的‘解放’。
    舅舅留在了上海,目睹了沦陷区的红色恐怖,于是他决定偷渡到香港。母亲知道后赶紧通知了组织,结果舅舅被捕,押送到劳改农场。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竟连一块尸骨都没有留下。
    我的父亲,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上海第一任区长。上任不久,他就尝到共产党整人的滋味。有一次父母带我们到工人体育场去玩,母亲悄悄地对父亲说:“……你不是不知道,共产党的政策多厉害啊!共产党的政策多厉害啊!”那时我很小,我还以为‘政策’是指侦查兵的‘侦查’。以后,我也一直听到母亲悄悄地和父亲说这句话。可以说,这句话伴随着我度过了童年。
    57年反右时,母亲仗义执言为一个右派说话,于是组织通知她,她将荣幸地成为下一个右派。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这一幕。姐姐领着我们去接母亲下班。瓢泼大雨中,远远地走来一个妇女,她全身都淋在大雨中,可手上却攥着一把伞。
    当我们像一群收到惊吓的小鸡朝母鸡涌过去时,我却看见母亲惨白的嘴唇,在雨中颤抖……
    母亲后来没有打成右派,并不是组织发善心,而是右派的名额已经完成。躲过一劫的母亲吓坏了。为了向组织上表忠心,她向组织缴纳了一间私房,以换取安全的通行证。房子上交后,安全通行证还是没有换到。在我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因不堪忍受政治运动而自杀身亡。我的童年,就是在共产党制造的恐惧中度过的。
   
    中学二年级时,文革开始了。我目睹了掘地三尺的抄家;目睹了一批批老师被剃成阴阳头;目睹了校长从楼上跳下,红的鲜血,白的脑浆涂了一地。进了上海炼油厂以后,目睹杀气腾腾的公判大会;目睹一个个思想者被押进警车;目睹了运动怎样把正常的人逼疯;目睹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怎样被共产党毁灭。那一幕幕,挥之不去,那一幕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我的青年,就是在共产党制造的恐惧中度过的。
    胡耀邦主政期间,我看了大量的中外书籍,开始了对社会的反省,对制度的反思。但是,我却从未怀疑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是一条高压线,碰不得,我也不敢碰。我一直在刘宾雁先生所说的‘第二种忠诚’里徘徊。直到64一声枪响,我才走上了和共产党的决裂之路。
    最近,100个御用腿子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丑闻传遍大江南北。这说明,几十年的镇压依然行之有效,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症还根深蒂固,恐惧的大山还压在中国人的头上。虽然这些阿谀逢迎者,自取其辱者,唾面自干者,助纣为虐者,一定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但这也说明,中国的民主之路,确实还很长很长。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将上下而求索”。
(2012/08/0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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