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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权利体系的成长(三

论权利体系的成长(三)
   
   宪法既不为国人信奉和遵守,宪法规定的权利也就不可能保障。以致在很多年里,大量各色人等均以为宪政民主制不合中国的国情,或者拿宪法当幌子当儿戏,既然如此,中国当然也不会有有效的权利立法。……只有有了私有财产权,以及保护私有财产权所必须的言论自由权——意思自治权,整个权利体系才可能逐步发展起来。
   
   

   
   8、中国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权利观念可言的,虽然中国帝制历史上的人权状况其实也在持续改善。例如,商鞅变法不仅不许民众批评,而且不准赞扬,变法十年后效果显著,一些人来加以赞扬,商鞅居然把他们作为“乱化之民”迁徙到边疆去。但是,到了清朝的时候,民告官已经为法律所允许,只是为了防止民众滥用这一法律条文而规定必须“滚钉板”。
   
   不管怎么说,权利观念是泊来品,是随着要求开埠通商的西人挟船坚炮利之威大举入侵,中国才被迫接受的,因此,中国自然只能归于“后发商业文明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权利体系在中国是如何成长的?首先来看看清末的权利立法。
   
     1、营业自由权 1903年《商人通例》、《公司律》
     2、财产权 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
     3、人身自由权 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
     4、言论出版著作 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
     5、集会结社 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
   
   营业自由权是典型的经济权利,以上情况表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高压下,满清王朝做出的第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权利立法,不能不是经济权利立法。因为这种立法无害于它的统治,与此同时,又能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样,仍处于农业文明时代末期的满清王朝不难做出这种选择。
   
   1908年,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为了挽回行将土崩瓦解的颓势,被迫顺应历史潮流推出了《钦定宪法大纲》。该大纲明确规定了私有财产权。这是和一切国家权利立法相应的——任何国家,只有首先确立私有财产权,才能顺理成章的确立权利体系。与此同时,该大纲也对基本公民权利给予了规定,包括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等,这样,它就和德国、日本等后发商业文明国家不同,而和原发商业文明国家一样了。对渴求公民权利的社会先进分子来说,这当然是极大的好事,但是,其结果又是怎么回事呢?众所周知,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却是大打折扣的,民众并没有因此真正拥有公民权利。
   
   另一方面,这个大纲也没能挽回满清王朝的灭亡命运。所以,和德国、日本等国不同,人家作为后发商业文明国家是在长期剥夺或者说不给予国人以公民权利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专制资本主义道路,相反,满清王朝是在被迫给予国人公民权利的情况下,走上了一条失败的、灭亡的可悲道路。
   
   当然,这不是说它不给国人公民权利就不会灭亡,而是说,它是在对国家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企图以给公民以权利为目的作为让步来换取民众对它的统治权的认可的,然而,我们知道,权利的确立必然带来非君主制的公民社会,所以,满清王朝的这一如意算盘其实也太不明智了。
   
   必须指出,在权利成长路径上走原发商业文明国家道路而非后发商业文明国家道路,结果并没能达到其目的,这并非仅仅是满清王朝的悲哀,其实也更是中国的不幸。由此开始,中国的权利成长开始步入歧途——作为后发商业文明国家走原发商业文明国家的权利成长路径,看起来是走了捷径,其实却是一厢情愿,毫无成功可能。又正因此一时堵死了效法德国日本走专制资本主义路径——以暂时不给予国人公民权利来加速市场经济的建设发展。因为它的结果,是社会大动乱,甚至长期陷入内战状况。
   
   在满清试图以给予国人公民权利的方式来苟延残喘三年之后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在那两年之后又爆发了“二次革命”,再过两年是“护国战争”,又隔了两年是“护法战争”,从此中国祸乱四起,战争连绵,还何谈以宪法和法律保护权利体系的成长?我们再看推翻满清之后的情况。
   
   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权利方面,该约法比满清政府的大纲多出了以下几点内容:
   
    1、信仰自由权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通讯秘密权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3、选举权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我们知道,原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利成长路径的前四项的顺序是“1私有财产权——2言论自由权——3信仰自由权——4全国选举的投票权”,至此,中国在权利立法方面已经完全重复了它们的路径。
   
   孙中山曾强调,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因此他誓言要效法美国,以最好的最先进的制度为蓝本,这在当时也是很多激进人士的共识。假如能够如愿以偿,那当然太好了。但是,这些反传统的志士仁人却忘了我国先贤的谆谆教诲——欲速而不达。众所周知,历史没有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任何实施的机会,很快它就被废止。
   
   1913年继它而出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草》),也没有逃脱和它同样的命运。随后的几次制宪努力破产后,1923年,曹锟搞出了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里首次规定了公民有择业自由权。但是,这部宪法根本没有得到国人的确认,随着曹锟的迅速倒台成为一堆废纸。这样,它所规定的权利也同样没有任何确保的可能了。
   
   此后,中华民国历史上又出现了其他宪法,但是,无论此前还是此后,还是没有一个能逃脱同样的命运。
   
   宪法既不为国人信奉和遵守,宪法规定的权利也就不可能保障。以致在很多年里,大量各色人等均以为宪政民主制不合中国的国情,或者拿宪法当幌子当儿戏,既然如此,中国当然也不会有有效的权利立法!
   
   对此应该指出,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彼时中国没有确立强大的市场经济作为基础,市民社会即公民社会因此无法成长,国家很大程度上仍然滞留在农业文明的历史阴影之中,社会又陷入了军阀混战和农民革命的泥沼,因此,政治逻辑又回到了“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真理”的强权基点上,如此一来,宪法法律都是一纸空文,本该由它们保障的权利又怎么不成为笑料?
   
   御用学者郝铁川在理论上常闹笑话,因为此人为当局辩护时老是胡言乱语,但是,作为学者,在和统治需要有距离时他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谈到清末和民国的权利立法时,他就正确地指出:“中西近代法制史有一个显著不同,即西方法制比较务实,注重‘刚性’,不能实现的权利一般不写进法律,因此法律生效之日往往就是权利实现之日;传统中国法制比较浪漫,有‘宣言’的特点,短时间内把知道的权利都写进法律,但法律生效之日未必就是公民权利的真正实现之时。”
   
   事实是,人家的法制——立法——是建立在全民共识基础上的,人家的宪法和法律是国人的共信,是高于一切个人和团体利益的社会公益的体现,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现实需要,因而只要出台就会生效,中国的法制——立法——却是服从统治者紧迫需要的,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是统治者维持权力的临时性工具,在有利于统治时就实行,不利于统治时就不实行,甚至是欺世盗名瞒天过海的障眼法,仅仅为了给强行攫取的统治权力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根本就没有打算实行。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后本要靠国家权力来保障的权利纯属一纸空文,还何谈权利体系的成长?
   
   所以,虽然历次宪法在制定中都会做天花乱坠的许诺,乃至权利体系不需成长就完全“成熟”,其实,却从来都还没出世就已经胎死腹中!
   
   9、国民党政府的权利立法和《戡乱》
   
   历史上,被统治者在成为统治者之后迅速转换角色,反过来以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否定自己从前反对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观点看法,是几千年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就是“王朝循环”。
     
   中华民国取代满清王朝虽然是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过渡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无论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在民主与专制问题上,具体的说,在立即实行民主还是实行开明专制上,都不能不继承满清王朝的做法,那就是一方面急急忙忙表示完全认可民主,一方面还是坚持实行开明专制政策,尽管相继掌握中国统治大权的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曹锟、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具体说法和做法各不相同。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国民党政权确立对中国的全面统治之后,一方面,它不能不在制定宪法、肯定权利方面比满清王朝和北洋政府走得更远,另一方面,面对薄弱的市场经济基础和反政府的军事叛乱,以及它自己对绝对权力的需要,它又不能不继续实行高压专制统治。
     
   民国初年的议会中,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议员占500余人,支持袁世凯和进步党的议员占400多人,结果袁世凯在大选时以势压迫国会先选总统后定宪法,国民党则认为袁世凯违反民主原则,为此发动“宁赣之役”(所谓二次革命),于是,袁世凯以此为由将国民党议员全部赶出国会,就这样,造成了后来南北政府相互对峙的局面,解决的办法,最终还是军事和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宪法规定的权利也就随着宪法权威的荡然无存而失去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就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军阀割据造成了学派林立的诸子百家一样,从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到1930年代的政局混乱并没有对中国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造成多大伤害,相反,在世界民主自由大潮的影响下,倒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时期,也就是说,尽管权利的法律保障不得力,但法律也没有对权利的实施造成多大伤害,准确的说,此时当权者仍然摄于宪法的威力不敢过分的公然打压已经确立的权利,故对之采取有限的放任政策,结果,在这种相对自由的环境之中发生的东西方文化大碰撞造成了中国文化的空前繁荣。
     
   如上所述,本来,国民党是因为袁世凯没有立即实行民主政治、没有充分保障权利(包括议会议员的权利和国民的权利)才重新武装起来暴力夺权的,那么,它掌握政权后又是否会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充分保障权利的实施呢?事情并非如此。这一点仅仅从1923年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的施政方针就可以见出。按照这个方针,宪政还是被推向未来,首先是要暴力夺权,然后统治人民。其结果,是造成了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二十多年的独裁统治,并且为新的更加专制的独裁统治开辟了道路。也就是说,使中国的政治进步反向化,或者干脆说是使中国的政治发生持续的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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