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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我对中國和台湾问题的思考

我对台湾问题的思考


——晓星


來自于陳泱潮郵箱:[email protected]


   
   写出肝胆语,愿得知己知。

   不得知己知,甘受世人嗤。
   
   ——作者自题
   
    1900年,台湾籍诗人丘逢甲乘船去南洋。时当农历二月十三夜,一轮明月从碧海跃上天穹,水天相连,晶莹澄澈。诗人触景生情,不禁感慨道:“人间万事纷变灭,方见月圆旋月缺。四万八千修月仙,玉斧长劳竟何说。”如果用月亮来比喻一个民族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华民族显然还没有到“月圆”的时分,还有待千千万万的“修月仙”共同努力。
   
    两岸分治六十多年了,其间出生者已有三四代人,更有无数的人带着遗憾而离去。凡是与神州大地血脉相连者,不可能不感受到这种分裂的创痛;凡是对中华民族寄予热望者,不可能不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有些想法,已在我胸中积存多年。《诗经》有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俗语亦曰:“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有些事我可能做不到,但有些话我却不能不说。我的话不可能都是正确的,然而有一点我很自信,我要说的都是我心里想要说的话。

一、两岸分治有其历史必然性

   
    海峡两岸的分治现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出现的,然而中华疆域内的分治局面,却并非始于1949年。且不说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山头林立,自1927年共产党人拿起武器的那一天起,国共分治的局面就开始形成了。共产党在自己统辖的区域内,不仅自收赋税,自设法庭,自行选举,而且自立银行,自印货币,这不是分治又是什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当时的“国中之国”。国民党政府对红色区域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围剿”,从另一角度去观察,无非是想用军事手段结束分治状态而已。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新的选择。“重庆谈判”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争执,归根结底,就是继续维持分治还是加速实现统一。国共两党都以统一中国为己任,但都不愿在于己不利的情况下实现统一。当时曾有一些好心的人士,文有胡适,武有薛岳,都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将东北地区交给共产党管理,让他们去搞共产主义实验,在分治的格局中展开和平竞赛,看谁能够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进步。这一建议遭到了国民党最高领袖的断然拒绝。
   
    六十多年前的惨痛历史昭示后人:宪政不行则内战祸起,强行统一则流血千里。在战场上遭受重创后,原先反对分治的国民党当局,被迫提出了“划江而治”的求和方案。“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长江毕竟太浅太窄了,挡不住百万乘胜之师的脚步,于是,中华民族不得不面对隔海分治的严峻现实。一个民族分裂为两个政权,互相比拼又互相制约,这既是东西方两大政治集团冷战对抗的阴影投射,也是中华民族在旧权威瓦解而新框架未建立时的痛苦徘徊。
   
    不少人以为,当年要是不发生朝鲜战争,美国军事力量不直接介入台湾海峡,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也许早就解决了。这是过分夸大了单个事件的作用,而忽视了历史进程中的内在必然性。强攻金门岛的先遣部队近万人,因风向逆转、后援不济而全军覆没;好不容易凑集起来的准备渡海作战的舰队,因疏于防备,在吴淞口空袭中被摧毁殆尽;潜伏在台湾地区的中共地下网络,志满踌躇,却因蔡孝乾叛变而全线崩溃——这些都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难道都是偶然的吗?“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天下无全胜之局,上苍有不忍之心。“解放战争”的血腥狂飙
   
    终将止步于滔滔海浪前,历史的天平正开始向失败的一方倾斜。
   
    国共两党都因实行“一党独裁”而饱受诟病,然而就中华全境而言,其实并没有哪个党能够做到完全彻底的独裁。在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的年代,共产党就是最大的反对党,而且是依靠暴力争取发言权的反对党。正像当年堂堂国民政府的法令管不了陕甘宁边区一样,共产党执掌大陆政权后发起的一波又一波声势浩大的运动,无论是摧毁旧世界的政治运动,还是拆毁旧世界的经济运动,照样无法席卷台湾地区。这就是分治格局在客观上带来的制衡作用。
   
    权力是需要制衡的,这是当今文明世界的共识。制衡权力的最佳途径当然是宪政民主。然而,当一个古老民族在宪政之途上正步履艰难的时候,分权自治也是一种不算坏的选择。分治,就是在总体无序的政治生态下,强行建立一道藩篱,形成有序对抗的平衡状态;分治,就是在整个民族探索现代化的进程中,多几条试验的途径,不至于全挤在一堵墙跟前撞死;分治,就是在“政治一体化”的重重阴霾下,为人民多争取一些表达的空间,以保证总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可以发出来。“西方不亮东方亮,阴了南边有北边。”只要分治依然存在,再可怕的洪水也无法淹没全部疆土,再浓重的雾霾也不能遮盖整个民族。
   
    俄罗斯的叶利钦在对比中俄两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曾感叹中国有一个香港作为参照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仅有香港,我们更有台湾。六十多年来,台湾走了一条跟大陆很不相同的道路,从贫穷到富裕,由专制到民主。“天意从来高难问”。不管苍天是有意还是无意,台湾事实上已成为中华民族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实验区。台湾人民所取得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不那么成功的,都将有助于整个中华民族选择正确方向和减少转型代价。
   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实践,我们会天真地以为,只有通过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只有使用暴力活活斗死了成千上万的地主和富农,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铺平道路。
   
    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实践,我们会沮丧地以为,一个政治人物只要爬上了权力巅峰,就将被永远供奉在神坛上,即使他犯下了惨绝人寰的滔天大罪,生前照样不受惩罚,死后依然无法清算。
   
    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实践,我们会恐惧地以为,对待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政党,人民只能像侍奉亲爹亲娘一样永生永世供养它,因为它一旦下台,就意味着千百万人头落地,人民从此就再也看不到太阳了。
   
    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实践,我们会悲观地以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获得的普世经验,并不适合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中国人由于天生的素质低下和冥顽不化,解决政治纷争只能依靠枪杆子而不能信赖票箱子。
   
    然而,台湾人民用自己的实践,铿锵有力地告诉我们:理论有多重色彩,历史有多种选择,中国并没有模式,一切在自主探索。“我欲仁,斯仁至矣”,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做到的事情,中华民族同样能够做到。
   
    两岸分治六十年,不管是对抗状态,还是缓和状态,始终是在互动中。只要一方有所动作,另一方必然予以回应,无论这种回应是正面的、反面的还是侧面的。就这一点而言,两岸确可谓血脉相连。大陆闹“文革”,自我封闭,民生凋敝。台湾恰恰在此期间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这也成为促使大陆执政者毅然决策改革开放的动因之一,而且是最不愿明说、却最关痛痒的重要动因。因为在两岸分治的状态下,两个政权“谁战胜谁”始终是最大的政治。大陆经济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又对台湾形成了压力。尤其是1989年北京发生的不幸事件,深深刺激了台湾人民,进而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军队脱离党垄断、公民直选领导人等等相继成为现实。台湾的民主化进程鼓舞了大陆人民,也令大陆执政当局惶恐莫名。“三个代表”这一说法的强力推出,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因应台湾地区政治生态巨变给大陆人民带来的心理冲击,而这一点恰恰是为许多观察家所忽略的。
   
    有人曾担心,中国大陆的改革进展到一定阶段后,将因失去动力而停滞不前。如果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种担忧并无必要。一个党固然有私利束缚,一个民族同样会因循苟且。然而,正是两岸分治的格局,保证了整个民族在转型过程中无法停下脚步。中国尚未统一,就是最沉重的现实压力;两岸和平竞争,就是最强大的改革动力。经济贫困,将淘汰出局;政治落后,照样被人民唾弃。因为人民不仅向往富足和安宁,同样渴望在更自由、更民主、更符合人性的制度下生活。“东家种竹,西家治地”,中华民族内部的这种血脉联动,无论多么坚固的政治屏障也休想隔绝。
   
    “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中华民族既受累于两岸分治,又受惠于两岸分治。这两方面的作用同时存在,至于哪一方面更大些,则要看两岸执政者的政策导向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从近三十年的状况来看,应该说后一方面的作用更趋明显。中华民族被迫分裂为两个政权,既是难以抚平的历史创伤,也是走出旧格局、步入新轨道的契机。对于大陆的改革事业来说,台湾跟香港一样,不仅是参照物,更是助推力。正是两岸分治的格局,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资源。回溯千年华夏史,即使在皇权专制登峰造极的年代,空间性、地域性的差异不但始终存在,而且也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内部动因之一。在中华疆域内,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我们为什么不能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些呢?
   
    台湾海峡风和日丽航路畅通,两岸人民安居乐业频繁往来,这是两岸关系现阶段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根据近年来台湾地区的民意调查,尽管在发展方向上分歧严重,但赞成“维持两岸现状”的民众仍占大多数,这说明两岸分治在现阶段是最安全且最具正面意义的。两岸分治六十年或一百二十年,在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上都不过是短暂一瞬,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能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去急切追求心目中的“伟大目标”。经验早已证明,凡是不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而强行超越者,带给人民的必定是灾祸。
   
    我们以最大的诚意期盼祖国统一,但我们并不迷信“统一”。正如经济学上的“顺差时代”未必优于“逆差时代”一样,一个领土完整、治权统一的国家,带给人民的未必就是幸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早已警示我们,在党权高于民权、舆论强行一律的专制政体下,统一的面积越广,饿死的民众越多。春秋战国时代涌现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群星璀璨,辉耀千载,令后人只可仰望而无法超越,其原因就在于那是一个既没有“统一号令”也没有“标准答案”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号令”误了我们的民族,“标准答案”毁了我们的后代。
   
    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分治还是统一并无必然联系。六十多年来,中华民族正是在分治中成长,在分治中壮大,在分治中走向现代文明。只有当两岸在各个层面的交流几乎都没有障碍了,当两岸人民在未来方向上取得了高度共识后,当两岸的大多数人都感觉到继续维持两个政权成本过高而价值越来越低时,一种更高形态的融合将水到渠成势不可挡,和煦的春风将翻开中华民族史册的崭新一页。在那个伟大的时刻到来之前,一切焦虑和躁动都是无济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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