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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观察:“十八大”后将形成双太上对峙乱局,政改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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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局观察:“十八大”后将形成双太上对峙乱局,政改无可能
   
     最近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突然无事调离贵州,“另有任用”,而多维、明镜等多家海外亲共媒体放出栗战书将取代令计划,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小道消息”。这个消息应该是真实的,因为多维、明镜等媒体此前放出的“小道消息”几乎都被事实验证,多维等媒体有中南海派系背景,其内幕信息渠道的优势是其他中文媒体难以比拟的。
     如果此消息属实,这就是中共高层争权夺利的一个重大的变故,令计划的失势,表明胡锦涛失去了对“十八大”的主导权,胡某人企图效法江泽民赖住军委主席不退的努力,遭遇了重大挫折。  栗战书与胡锦涛关系不深,而与习近平的关系亲密,栗战书将取代令计划,不仅表明江泽民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习近平地位进一步巩固,而且反映习提前迈出了接班的步伐,而胡锦涛的大内总管,已换成了新皇帝的人,这显然是胡正日同志行将“裸退”的强烈信号。如果胡锦涛恋栈在望,令计划决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人取代。谁掌权都要用自己信赖的人,尤其是在关键位置上,即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权力运作的规律,在美国搞政治也概莫能外,新总统上任,国务卿几乎都得换人。“中办主任”是何等要职?该职虽然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实际权力却超越总书记以外的其他常委,因为党国军机大事都要经过中办主任之手,加上在红朝皇帝身边工作,有“枕边风”优势,因此谁当上中办主任,等于做了半个总书记。中办主任的角色,就好比慈禧身边的李莲英,照满清官制,李莲英七品都算不上,但一品大员李鸿章、张之洞还不是得对李公公唯唯诺诺、行贿巴结?
     退而不休的重要人事安排之一,就是安插亲信担任中办主任,江泽民十年前赖住军委主席不退的同时,是望中办主任位置上安置了亲信王刚、望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位置上安置了亲信贾廷安,王刚和贾廷安都任职至2007年,贾廷安现在还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部长、军衔升至上将,监视李继耐。邓小平没有安插亲信担任中办主任,是因为邓小平权威远比江泽民为高,用不着安插中办主任,但邓小平生前仍然安插心腹杨德中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令江泽民长期战战兢兢。


     栗战书取代令计划的消息传出后,胡共五毛和一贯亲胡挺的胡法轮功出乎意外地不再嚷“江系造谣”,而是大肆渲染胡锦涛撤换令计划是“挥泪斩马谡”,是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大义灭亲”地赶走了腐化堕落爆出“法拉利车震事件”,且与周永康勾结的心腹总管令计划。稍有头脑的都知道:这哪是什么“铁面无私、不徇私情”,这分明是迫于无奈地丢车保帅之举。
     翻翻老皇历,胡锦涛是“铁面无私、不徇私情”的人吗?从来都不是。胡团派干将李克强政绩平庸,从河南到辽宁,走到哪里都重大事故不断,还不是在胡锦涛的扶持下节节走高,终于蹿升至常委,后来李克强流露出一点执政的人性化倾向,胡正日同志却立即变了脸,转而大力扶持团派边疆杀人犯团伙胡春华、郭金龙、张庆黎、王乐泉上位。
     杀人放火仅次于胡锦涛的“西藏王”张庆黎,名副其实的西藏屠夫第二,二十一世纪以文革式的语言当着外国记者的面大骂达赖喇嘛是“披着狼皮的羊”,把红朝的国际脸面都丢尽了,反被胡正日同志提拔到直隶总督大位上。
     胡春华不仅平庸,而且到哪里都贪暴枉法,任职直隶总督期间放纵三鹿毒奶粉制售、压制毒奶粉报道、而且丧心病狂地镇压在三聚氰胺人祸中痛失独生子女的维权父母,调到内蒙也是暴政弥彰,频频激起民变...还不是被胡锦涛拼力死保,甚至企图隔代指定为习近平的接班人?
    令计划是胡锦涛八十年代初出道不久就结交的共青团铁杆哥们,其僵硬左倾精细阴毒,与胡同志臭味相投,以致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稍有脑的都知道,令计划一度勾结周永康,并非因为变节,乃是因为“法拉利车震门”事件被周永康抓住把柄,而不得不妥协,治国无能而抓权有术的胡锦涛,如果真想上演“大义灭亲”作秀,也会在恋栈成功之后,而不会选在这个节骨眼上。即使胡锦涛真想这时候换中办主任,他也会选择胡春华,而决不会选择素未平生的栗战书。
     那么,胡皇太监总管令计划突然失势的原因何在?我以为:还是“法拉利车震门”事件发酵的后果。我在三个月前就判断“法拉利车震门”对中南海的冲击将比“薄王事件”还大(详见拙作《“法拉利车震门”的冲击波超过薄王事件》)。“法拉利车震门”事件后,令计划被迫与周永康合作,在十八大前开黑会搞小圈子“预选”,这些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必然被江泽民势力抓作把柄,迫使胡锦涛不得不作断臂之举丢弃令计划。江泽民搞掉令计划,不仅报了胡锦涛打倒陈良宇一箭之仇,而且令胡锦涛连任军委主席企图大受挫折。
     薄熙来倒台四个多月了,到现在才以刑事罪名孤立起诉薄谷开来,这说明倒薄运动遭遇了重大困难;原定七月份结束的北戴河会议现在还开不了,胡锦涛掌控的党宣媒体甚至以文革式的语言,喊出“保卫十八大”,都说明胡锦涛主导“十八大”的企图,遭遇了严重的障碍。
     胡锦涛势力现在不仅遭到江泽民的强力制衡、而且遭逢左右齐反的困境,薄熙来的倒台虽然给胡锦涛带来了扩权的机会,但也引发中共顽固派(崇毛派)阵营分裂,胡锦涛不仅为右派声讨,也成了左派的敌人。胡锦涛近年三月十九日发动未遂兵变,企图一举铲除周永康、排挤江系势力,建立自己的新独裁,但兵变的半途而废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和意图,刺激了政敌加强戒备、抓紧反扑。江泽民一个警告电话就吓得胡锦涛撤走了军队,反映出江泽民在军中势力的强大,而胡锦涛只能控制北京军区,胡锦涛非常惧怕逼急了江泽民在上海另立中央。
     但是,胡锦涛也不是省油的灯,此人虽是治国白痴,却是抓权的专家,胡团派十年来通过“地方包围中央”的苦心经营,也形成了相当的势力。双方必然谁也吃不掉谁。“十八”大即使胡锦涛“裸退”,其退位后一定程度的干政在所难免。
     当年江泽民的处境比胡锦涛还要艰难、还要狼狈,但江泽民幸运地熬得邓小平自己任上病死,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婆;胡锦涛苦熬十年,望眼欲穿地盼江泽民病死,但江泽民每次病危都“死去活来”,这不能不说是天意,胡锦涛只能叹自己没有做慈禧的命。可以预见的是:“十八大”后,中南海将形成江、胡两大“太上皇”势力对峙+常委会寡头共治的多头专制局面。这种奇特的专制权力结构,在全世界绝无仅有,恐怕在世界专制独裁史中都绝无仅有。
     这是一种谁都无法个人说了算的集体专制。邓小平死后,中共再无一言九鼎的政治强人。江太上虽然说话比胡锦涛更有分量,也无法个人说了算。江泽民叫停胡锦涛过分“国进民退”、扭转胡记一边倒反美挺朝鲜错误外交路线、吓退胡锦涛清洗党内异己之兵变,等等这些都成功了,但老江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主张就遭胡锦涛抵制、江泽民(同时通过温家宝)要求平反“六四”笼络民心的建议,胡锦涛至今拖着不办。
     这种没有政治强人、并杜绝政治强人(薄熙来的倒台反映了这点)的多头集体专制,要比政治强人的独裁更无可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现今中共国和蒋经国台湾的不同之处,因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个人独裁的权威。
     而且,无论是从主观动机和体制能动性两方面来说,现今的中共国都不可能重现八十年代那种主动变革。
     胡锦涛昔年刚上台时,反对派一片热望憧憬,但胡锦涛十年来的更丑恶执政,令其比江泽民更无可塑性的真面目逐渐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那么,众寡头中最有势力的江泽民是否还有指望呢?
     从照片上都能看出:胡锦涛与李光耀格格不入,而与金正日心心相惜;江泽民则相反。与毛共脑残胡锦涛不一样,江泽民是伪共产党员。完全抱着投机目的入党的江泽民,出身汪精卫政权高官世家,受过完善的“旧社会”教育,浑身都是上海滩买办习气,其内心对共产党早就无忠诚可言。与李光耀心心相惜的江泽民,心仪新加坡模式久矣,巴不得早点改旗易帜,摇身变为“自由中国”的“资政”,名正言顺地大权贵资本主义,顺便甩脱法轮功的追究——因为袁世凯、叶利钦式的胜利者是不受追究的,受追究者永远是垮台者和末代皇帝,江泽民心里清楚得很。
     但江泽民也不会真心接受宪政民主。江泽民嘴上虽然唱“五个全要搞”、“平反六四不要再拖了”,但决不会接受财产公布、普选制、高度新闻自由等“美国那一套”,众寡头中即使开明如温家宝、李克强者也不会接受宪政民主,为什么?因为如今的中共当权派集团不仅是特权集团,也是一个与市场紧密结合,并且垄断着市场的利益集团,这是中共国与前苏联和前东欧的重大区别。
     因此,现今的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一个政党,不如说是一个披着共产党画皮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中共国无可能发生象前匈牙利、前苏联那样的自上而下变革。
     由于没有邓式经济“改革开放”,前苏联、前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高官的既得利益还停留在特权待遇上,现今中共当权派集团不仅据有高高在上的特权待遇,而且坐享垄断市场的既得利益,这是一种远为巨大的既得利益,而这种巨大的既得利益,完全由毛共所缔造的、沿用至今极权专制的政治制度支撑和保驾护航,所以前苏联、前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高官尚有“改天换地”的冲动,以“走资”的方式将手中特权资本化,而邓小平开启的“挂羊头卖狗肉”式“改革开放”,却开创了一种邪恶的新模式:使得共产党高官不用抛弃共产党一党专制,也可以充分将特权资本化,而且在这种不受监督的模式中,贪腐欲望获得最充分、最安全的满足,这种以权谋私的便利,远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来得爽。因此,现今(后邓时期)的中共官僚集团,尤其是中高层官僚,不仅没有政改的愿望,反而无比顽固地抗拒政改,死心塌地地维护现行体制。这是与当年苏联、东欧很不同的地方。  
     而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与共产专制瓦解前的苏联、东欧颇为相似:八九民运期间,不仅众多的学生和市民渴望自由民主,连许多党、政干部都走上了街头声援民主运动,共产党政权一时间真的摇摇欲坠...但随着邓小平“南巡”全面开启权贵私有化闸门,中共官僚集团的主流迅速异变为宪政民主的死敌。自此,中共国再无可能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再无可能出现赵紫阳时期的那种变革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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