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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的高层在担心什么?

端宏斌:为什么政府高层热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故事要从一则微博说起,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几个月前发了一条微博:
   
     “去海里见老领导,被推荐读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他见的这个老领导就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只要在网上简单搜索,你就会发现王在各种场合对不同的人推荐此书。不仅是他,央行的副行长也在推荐此书。据说京城的高层前段时间都在热读该书,那么这本书到底有什么魔力呢?
   
     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书名,总觉得非常眼熟,仔细想了想,这不就是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序言中所提到的那句名言: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的出处嘛。其实不仅追求自由是假,追求平等也是假的,霍姆斯说过:对于那种追求平等的热情,我毫无尊重之感,因为这种热情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妒忌而已。
   
     我找来此书开始看起来,书并不厚,一天不到就能看完。书中提到的“大革命”就是指法国大革命,由于这场革命称得上是天翻地覆,因此相关的反思书籍不胜枚举,那本著名的《乌合之众》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托克维尔的视角略有不同。看完此书,我算是彻底明白了政府高层到底在担心什么,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同现在的中国实在是太像了!
   
     托克维尔出版此书的时间是1856年,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仅67年,原本他还准备写第二卷,可惜三年之后就因病去世。他出身贵族,短短的一生就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他曾经是法国的外交部长,出于对政治的失望,后期就安心写作。托克维尔写完此书之后就被淹没于历史之中,国外掀起托克维尔的研究热潮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儿。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这几乎颠覆了史学家的观点。革命并非从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从最轻的地方爆发,在压迫少的地方,人民反而最无法忍受。
   
     以法国的近邻德意志为例,那时候的农民等同于农奴,农奴不得离开领主的庄园,如若敢私自离开,就要被通缉,抓回来之后还要受到惩罚。农奴的地位终身无法改变,职业也不得更改,能否结婚还要看主人的喜好,大部分时间要为领主服劳役。农奴的土地不能随意买卖,土地上种什么还要领主说了算,死后土地也不能全给儿子继承。
   
     可是类似的情况在法国早就不存在了,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土地,农奴制早已经绝迹,农民不仅不是奴隶,而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比例几乎是全欧洲最高的。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
   
     看到这里你再想一想中国,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热衷于购买住房,住房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目前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是全球最高,调查显示,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在中国,下层老百姓的所有积蓄,基本上都是为了购买住房。虽然中国已经有了这么高的住房自有率,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在喊“买不起房子”。
   
     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人这边会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呢?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试想,如果土地本就不是农民自己的,那么强加在土地上的各种负担同他又有何干?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虽然他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来个大革命,有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更加自由的制度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最终却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路易十六(当时的法国国王)的财政总监说道:“原本可以用来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土地被平均分给5-6个孩子,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此后完全无法依靠土地生存。”这又变成了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自由的土地政策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更多的粮食也孕育了更多的人口,可是土地却没有增加,大量没饭吃的年轻人最终要走上街头。
   
     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恰恰是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路易十六也绝非人们印象中的残暴统治者。例如,国王的猎物在狩猎区边缘毁坏了农民的庄稼,国王还表示应该予以赔偿。并非是国王自己损毁了农田,而是国王在狩猎区饲养的野兽干的。
   
     路易十六虽然是一国之主,但公众舆论对国王的影响非常大,据说他自己实际上服从于公众舆论,不断地向舆论咨询,对其表示敬畏。大多数外国人很难想象公众舆论在法国的权威地位,很难理解这股甚至能对国王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后来的研究发现,当时的法国正在进行飞速的改革,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护。
   
     有趣的是,在这位开明、民主的国王统治下,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剧,民众的仇恨情绪并非只针对国王,而是针对一切旧的制度。以至于有人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差,更有可能是: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法律压迫的人民,一旦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其猛力的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政权更好。在法国人看来,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国家)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看到这里,让我们再来想一想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于30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人民对于社会的不满程度反而是越来越深,最常见的一句抱怨就是:“这全都是体制的错!”在30年前,你很难想象公众舆论能够左右高层决策,而现在政府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给网络流言辟谣。在30年前,老百姓对于报纸上的东西是深信不疑,而现在人们宁可相信网络谣言。现在没有人会否认整个社会的法律制度越来越人性化,但是老百姓似乎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了。比如,政府官员抽高价烟,被放上网之后,就丢了官。这在西方国家根本不会出现的事情,在中国却发生了。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政治家是谁?不是国王、不是大臣、不是贵族,而是普普通通的文人,或者叫知识分子。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很吃惊?法国的知识分子同德国的完全不同,德国同行完全不问政治,只埋头于研究纯粹的哲学,但法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热心于公共事务,因此你完全可以称他们为法国的“公知”。
   
     这些法国公知看到社会上特权泛滥,自然而然的觉得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并延伸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思想。他们对一切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准备用新的蓝图重建整个社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拥有从政的经历,一切仅仅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之中。正因为他们脱离实际,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这套理论盲目相信,并充满热忱的加以传播。法国公知对于伴随着革命而来的破坏,连想都没想过。同样是因为愚昧,法国民众对于公知言听计从,衷心拥戴。
   
     想想看,纳税人深受摊派之苦,听公知说人人均应平等,当然很是振奋;一个农民,种的庄稼被贵族养的马吃了,他听说一切特权都应受到谴责,自然是欢呼雀跃。就这样,每个老百姓都成了哲学家,政治被植入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于是,公知控制了国家的舆论导向,摇身一变成了政治领袖,没人能够与公知争夺这个地位了。
   
     公知不但获得了底层民众的认可,还获得了很多贵族的支持,不少贵族纷纷解囊资助公知的写作事业。这些贵族们完全忘掉了,一旦这些理论受到普遍承认,就不可避免的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最终要打破整个旧制度。于是你就看到很奇怪的一幕,贵族们一边享受着缴税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一边又大力的抨击这些旧制度如何的荒谬,贵族们正在亲手埋葬他们自己。作者的评价是“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然这样盲目的促进自己的灭亡”,你是怎么也无法相信的。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又觉得中国的现实几乎是法国当年的翻版?中国的公知们完全没有任何的行政经验,但是他们全都坚信自己的理论能够让每个中国人更好,并用种种美丽的口号来获取民众的支持。在网络上,他们有着呼风唤雨的地位,数以千万计的粉丝对他们言听计从,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被当做了真理。而体制内的人,一边享受着特权,一边却纷纷抨击整个体制。而老百姓呢,没人关心具体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大家都只关心“你是不是我们一伙的。”变成了纯粹的站队游戏。就这样,整个社会上下一齐在努力,准备推翻这个体制。
   
     最终大革命到来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没能预料到大革命的爆发,但是他们此前的所作所为,全都在促使革命更快的到来。革命之后,人们所期待的东西没有一个到来,来临的只是繁忙的砍头大戏。
   
     继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断头台的“荣誉”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据勒庞描述,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断头台的效率惊人,21名吉伦特派用了30分钟,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其中近代化学之父,著名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因为税务官的身份也被砍头。在临死前,他做了最后一项实验,他和刽子手约定,想知道头被砍下来之后,意识还能维持多久,他说脑袋掉下来他就眨眼睛,刽子手仔细数了数,一共眨了15下。不过这一说法不见于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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