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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七章5

   
   (405)
   
   中国人应当学会追求“没有用的真理”。一时不见效用的真理,才是珍品!理解了这一点,中国人才有能力摆脱对于古玩的痴迷,不再汲汲于他们的“实用”和“利禄”。
   


   ──“先秦理性精神”还是“现世实用态度”?前一个概括显然是“康德精神的呓语”,后一个概括才是迄今活着的“中国精神的实际”。
   
   第三中国需要“精神上的武士阶级”,还是“新技术的魔术师”?前一个概括显然是“日寇俄寇的模本”,后一个概括才是“中国人擅长的专项”。宋明以来的汉人(北中国人)、唐人(南中国人),都是靠“技术”而不是靠“精神”来抵抗外侮的,因为“精神的极点”、“社会的组织能力”已经转向蛮族了。
   
   (406)
   
   儒家不追求终极的真理;而先秦大师中这种追求真理倾向的罕见例子是为老子,但他也是并不彻底的。于是老子追求“道”的热忱,最后溶化在追求权术的努力之中。
   
   根本精神极其重要。日本武士也有陶醉于声色醇酒之时,支那汉奸也有慷慨激昂之日,但由于二者根本精神不同,其结果亦不尽一样。日本人曾有一股誓死不回的劲头,而支那人却多临危而惧、临阵而逃,甚至认贼作父、充当汉奸。但中国的化石倾向也有好处:延缓了异族入侵的腐蚀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麻痹了中国人的神经,使之对世界上真实发生的事物丧失了感知的能力,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或民族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坚强”,《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所以中国人也能在异族的奴役下安之若素。
   
   日本人有什么精神上的创造吗?没有。日本人充其量不过是把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方面予以某种特殊化而已,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并不比高丽人、越南人、四川人、广东人……高明。尽管他们在近代的幸运是令人瞩目的。只是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甚至不够上“外省”,而只是一个“藩邦”──它往往误解了中国文化的精义而将之无耻地予以岛夷化了。
   
   在所谓“日本文化”(假定“日本文化”这一名号能够成立)中,还是有值得今日中国人“珍视”的地方,因为作为各民族之大杂烩的“现代中国人”(“支那人”)已经无法具有古代中国人的许多美德与创造能力。那些被遗忘的东西,许多像化石一样保留着,许多则根本不复存在了──而小小的倭国列岛却保留了不少这类在中国大陆上已经消隐的光采。这就是“日本文化”对我们的价值。
   
   中国人在接触日本文化时刻,勿忘这些不过是中国文化的反响而已:中国人从自己身上也许能比从任何人学到更多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被不肖子孙暂时遗忘──需要从别人那里转嫁而来;就像希腊人从欧洲人那里反过来学习古希腊文化一样。面对浩荡无涯的中国历史和深刻混杂的中国现状,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嘘出一阵雄风、发出更深的感叹:愿我们消除自己身上的杂质,再度趋向古典的完美。
   
   (407)
   
   中国!当我在乌何有之乡梦游时,当我沉浸在陶醉与升华的时候,古代诗人的飘渺意象就突击了我──我又怎能忘掉京畿的钟磬,而自称孤独呢?是的,我的孤独是仅就我的环境而言的。我的环境永远朝向陌生的、异己的未知。但只要我们能和自己的精神家园同在,不就行了吗?“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
   
   命运的线索并不能使我妥协,命运的线索并能使我放弃孤独,同样也不能动摇我对极点的崇仰与挚爱。这是我与生俱来的生理需要!
   
   (408)
   
   命运的线索使我想到:现代中国的力量在于城市而不在于农村。
   
   近代中国命运的种种波折已使中国农村凋敝、中国农民已成为“医治中国问题”后所剩下的药渣。现在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似乎还不是恢复这批药渣的生机,而是继续利用这些药渣的残余能量来完成中国问题的转型。这说起来十分残酷,但是等到中国问题得以解决,即中国已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那时农民的问题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我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测。而且,从现状看来,中国农村不仅死气沉沉,而且凋敝状况有甚无已。整个中国大地,好像被剥了皮一样满目疮痍。眼下中国的大趋势是:城市不断从人才、人力、物资诸多方面吸干农村,并且继续榨取农村。这也许是“为了国家工业化”,也许是社会的城市化所要勒索的代价?老毛要把中国农村当作殖民地来压榨的谋图,终于穷凶极恶地实现了。中国的农民怎么会出了毛这样一个“逆子”和“败类”,结果就成了自己压榨自己、自己阉割自己、自己杀害自己?
   
   (409)
   
   力挽狂澜是不可能的。只有顺遂天命而不计成败利钝者,方能成功。同情不能放在失败者与被历史淘汰者一边,而必须放在应运而生的新人身上,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克制感情。
   
   第三中国要创立一种新政治的学说与实践,一劳永逸地告别狐狸与乌鸦的儿戏。
   
   (410)
   
   新的政治终于理解:“义务”与“权利”是相对的两个观念,而义务应先于权利。也就是说,必须先行付出义务,然后权利才可能得到: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天生的权利”。“天赋人权”只是由父母透支给子女的,这是否构成新的悲剧,那时我们无法预料的。其余诸如此类的诺言,完全是一些煽动家的伎俩,因此“天赋人权”在提出的当时也不是授予黑人的,后来也不授予亚洲人和其他“被压迫民族”。这是因为,任何权利都是对此前的责任与义务的一种报酬!因此,任何权利说到底都只能“通过武装斗争”来获得,根据同样的逻辑,任何权利都需要通过经济斗争来维持。权利大者其义务与责任也大,其付出之代价亦大,否则,此权利即为“篡夺”的。任何人若得以“继承”为借口而逃避义务、获取权利,那么他的权利一定是不牢靠的。除此之外的权利都是特权。一切型号的特权,其本质都是因承受上辈的福泽而逃避履行自己的义务!
   
   另外一方面,对社会承担了较多义务者,其权利亦应相对增加,否则才会构成真的“剥削”,否则社会的义务权利观念将遭毁坏!从这种意义说,统治者该是社会的第一仆人!
   
   “国家高于国王”,是一切政治现代化的前提。这样的国王,才是天命的象征、人群的表率、万物的灵长、无可违拗的统治者,因此他的义务也必然成为宇宙间最沉重的负累!国王决不回避义务,否则国王就不是“太极之仆”的天子了!
   
   好的国王是用权利来维护义务;决不是用义务来粉饰权利!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在于义务,这是宇宙之间最沉重也最光荣的义务,而权利呢,仅仅是一种手段:用以实现无可匹敌的更大义务!
   
   这义务就是保持天下的和平!这义务就是保障社会的幸福!这义务就是保护礼制的纯洁!这义务就是保有文明的潜力。
   
   中国文化的征服史也是一部“以武力开其端、以文化继其成”的漫长历史,以为只靠文化本身的力量就能实现征服的人是不切实际的人,或者,他所说的征服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征服……例如,那是通过文化的腐蚀作用来击败对手,例如汉人用自己的腐败同化了满洲人。
   
   但是,好的征服,从来不以压榨为目的,不论这种征服的手段看起来多么非和平与非善良……否则,那实际上不是征服,而只是助长敌人的力量。
   
   诸如佛教之于古代中国,儒学、西学之于日本,马列主义之于现代中国等等,这些所谓的征服到头来不但达不到征服的目的,反而为助长别人而付出了代价,最后别人还把接过去的文化变了质来进攻他们自己,这是“只信文化、不懂政治、不用武力”的结果。这实际上也并不是王道,只是在传递文化罢了……
   
   至于中国文明,其核心始终是政治也就是“社会的治理”……不论书经时代的史官文化传统还是后来继起的诸子百家,皆缘于是。即使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宋明诸子哲学,亦出于此,不胜枚举。有人可能以庄子来驳难我的上述说法。可是明眼人都会看出,即使庄子哲学也并不较老子哲学更加远离政治的影响。庄子中既无科学亦无宗教,有的只是一种人生哲学,这种“人生的哲学”与“社会的治理”之间,完全是一种直接的关系。
   
   从后世言之,中国文化中“非政治的因素”可谓大都可以追溯到庄子,甚至连中国的佛教传播翻译及“佛教的中国版”道教,都受庄子影响。不论文人的出世生活,抑或画派的山水味道,都是如此。例如中国画在先秦两汉一直还以人物画为主,直到魏晋南北朝之际才开始有所转变。这与佛教有关,但似乎与玄学与社会政治的变迁,关系更深。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6/0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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