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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北封鎖線從陝西黃龍山開始,這座山並不高,但面積很大,綿延八個縣,這一條線從黄龍山北麓,東到黃河,西到甘肅。封鎖線之所以形成,乃針對著防止共黨的幾種行為而設立的。那時延安乃是共黨的神經中樞,但其處境極為可憐,由於地處高原,耕地少糧食缺乏,氣候寒冷,作物難以成長,百姓極為窮困。陝北的問題是第一、糧食不夠;第二、棉花不生產;第三、所有的沃地都種鴉片,一種了鴉片更影響糧食。但鴉片生產之後需要有銷路,向來是銷往四川,四川軍閥在統治四川時並不積極禁煙,本來四川鴉片多數從雲貴一帶進口,直到廿四年委員長巡視雲南之後,龍雲一度對中央頗為友善,不僅參加了抗戰,而且還澈底禁煙,自此,陝西鴉片便在四川取代了雲南鴉片。毛澤東看到這一點,覺得延安的經濟能力在作物上無發展之可能,於是想再以鴉片傾銷到關中去,以換取关中的棉花。棉花的用途主要不是做服裝用的,而是用來做火藥(服装多數是由軍政部發給,軍政部對其他的部隊到冬天不過發七、八成。對共黨則十足發給。)本來共黨從外地運入棉花,大量製造火藥,在軍事上發展得很順利,但經濟上始終都不如意,因此決心廣泛種植鴉片以補償其經濟條件之不足,將其從鴉片賺來的錢,作為發展第五縱隊的費用。封鎖線的第一個作用便針對著禁止共黨的鴉片貿易。
王 微: 陝北封鎖線
……我部遵奉命令到達陝北淳化,接替封鎖中共延安老巢之任務。本排分配兩個碉堡,防守300公尺正面,構築有6公尺深、七公尺寬之外壕,留有一個進入出口,在封鎖線外,有30公里緩衝地區。中共在延安地區物質缺乏,亟需醫藥、棉花、鹽、糖等民生物資,他們在陝北地區廣植鴉片,將鴉片煙土偷運到國軍管制區內,以換取上述物資,其偷運方法無奇不有,令人防不勝防,例如將煙土用油皮紙包裝,塞進牛、羊等牲畜的肛門內,等到通過我們檢查哨後,便有人接應到隱蔽處所,將牛羊予以宰殺,以取出煙土。還有利用往生者的屍體,將其內臟取出,再塞進煙土,待縫合後,穿上壽衣,將屍體裝進棺木,混進我們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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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 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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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往可以察來 • 顧後亦能瞻前 ◆

   

我和共產黨戰鬥的回億

徐恩曾

   

序 言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巴黎和會給予中國的不平等待遇,將中國的知識青年引向一條新的道路,他們意識到這個一向崇拜道德的力量,以精神文明見長的古老國家,要想獨立生存於二十一世紀的強權世界中,非有一番徹底的改革不可。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中國的新文化啟蒙運動,便是這樣產生的。自此以後,中國的知識青年再不能在學校裡不問外事,專心讀書的了,大家熱中於一個問題——就是尋求「救國之道」。

    這個時候,我正完畢交通大學的電汽工程系的學程,遠渡重洋,進了美國的Westing House工廠實習。後又在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繼續研讀工廠管理等學科。當時我對國事的見解,以爲中國的最大病根,在於貧與愚,故救國之道,首在生產與教育,而兩者之中,尤以生產爲重要,因爲我曾記著二千年前中國的偉大哲人孔子所說的話:「既庶矣,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足證發展生產,尤應在教育之先。而發展生產,又以開發交通爲先決條件,所以我擇定發展生產,建設交通事業,爲終身服務目標。

    但是,這個抱負在我快要離開學校的時侯就發生變化了,原因是受一個已參加國民黨的同學的勸說,當我們開始討論到畢業回國以後的行動計畫時,我不免將自己的抱負告訴他。但是他說:「從發展生產,而開發交通,而普及和提高教育,以達成建設現代化中國的目的,這條道路是正確的,但是中國目前沒有這個條件。因爲任何的建設,需要一個安定而健全的政治環境,目前中國因政治不清明,軍閥時常混戰,一切都在混亂中,不容你有從事生產建設的機會。所以要實現建設救國的目的,首先要改革政治、建立一個足以保障一切建設事業的安定社會。」這一番話,我當時深受感動,因此就決定參加中國國民黨。不過,世事的發展,常是出人預料的。後來我雖投身於政治漩渦,但建議者本人却始終從事交通工作,最近恐已被共產黨所清算。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我回到上海,擔任上海一個私人經營的南市自來水公司總工程師,我對於這個離開學校後的第一個職務,本抱著滿腔的希望與熱忱,企圖運用我所學到的進步技術,對於這個落後腐敗而關係數十萬市民健康的公用事業有所改進。但是我的努力與公司裡的腐惡勢力的個人利益發生衝突,他們多方牽掣,使我的改革計畫一步也無法推動。經過這短短一年的實際體驗,更證實了這位同學的勸說的正確。這時,廣東的革命軍已開始北伐,一路推進到武漢和南昌,於是我就捨棄了這個已無意義的職務,跑到南昌,投身於革命的巨流中。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國民革命軍到達南京,我受黨的命令,辦理江蘇省的地方黨務。第二年又奉黨的命令,負責建設國民黨的第一座廣播電臺。電臺完成後,我又在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的主持之下,負責在上海籌備建立中國第一座商用無線電臺,繼又籌備成立國際無線電商用電臺,經過二年的努力,直到這一新興的交通事業,已證明其有輝煌的前途時,才移交於交通部管轄。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初,在我交卸了經辦的商用無線電事業之後,回到南京,國民黨的中央突然徵求我的意見,要我主持國民黨的調查工作,這個命令,我初聽之下,簡直無法考慮,要使一個對於自然科學感覺興趣的人,來從事於這種嚴肅而神秘的政治鬥爭,該是如何的不可思議呀!但當我明瞭這一任務的眞正內容,就在對付共產黨的地下活動,這又是一種前人未曾做過的新興事業時,不由又引起我的嘗試興趣。因爲我素有好奇心,凡是沒有人走過的路,我總想去探險一下,任何新鮮事業,我都願試驗一下,我願意不斷地創造新的事業,創造好之後,移交給別人辦,我再去創辦另一新的,我以爲凡事愈困難、愈複雜,做起來也愈有興趣,這個工作,正完全具備這些特點,何況在政治上還有非常嚴肅的意義!所以我終於答應下來。這一答允,我爲了它竟消耗了十四年的生命時間。

    從民國十九年(一九三○)春季開始,我主持國民黨的調查工作,直到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春季卸職,之後,我又回到交通事業的崗位上來。現在我是一個民間的航業從業員,對於這一段在我生命史上不算太短的往事,一則時間已愈走愈遠,有些事情已經淡忘了;二則國共兩黨的戰鬥,我們不能不承認暫時是失敗了,中國有句古諺:「敗軍之將恥言勇」,所以我以爲再沒有記述的必要和興趣了。並且由於近幾年來共產黨惡意宣傳所造成的對於這一工作的誤解,我更不願再提起它,甚至希望在世人的記憶中能早一日被抹去。

    然而,最近間接來自美國友人的提議,他們頗希望我把這段往事記錄下來,他們提議的理由是那樣令人感動,他們說:國際共產黨侵略世界,現在正對自由世界發動全面的攻擊,美國國內爲應付赤色第五縱隊的滲透和擾亂而產生的困擾,正日益增加,中國在這一方面的應付經驗,比任何一國爲多,正可以提供世人的參考,作爲一個因不堪忍受共產暴政的奴役,而避難在臺灣的我,對於這樣一個動議,在道義上我是無法推諉的,我覺得我有責任把我們的共同敵人的面目和手段,忠實地刻劃出來。讓大家來認清它,因爲這是戰勝敵人的先決條件。

    我所記錄的時間,自民國十九年(一九三○)起,至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初止,其間以抗戰的發生爲分界,區分爲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中共的黑暗時期,也是我的工作的輝煌時期;後一階段,是中共的復蘇和活躍時期,也是我的工作遭遇困難與打擊的時期。其所以有此變化,癥結所在,在我看來,是不能從技術方面去求得答案的。

    我雖因這幾年來生活的播遷,散失了必要的文件以作論述的佐證,但我保證我所記錄的百分之百合於事實。同時,我也不願意爲了增加讀者的興趣,而增添若干誇張或穿插,因爲我所記錄的,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它不是咖啡座上的談笑資料,所以我覺得向讀者保證「忠實」是我撰述本文的第一天職。

    最後,由於本文之作,使我追念到十多年來沉默犧牲於赤色魔爪下的許多忠烈戰友,我對他們的不朽貢獻,謹致無上的崇敬和悼念!我更關懷現尚潜居於大陸赤區內的許多舊戰友,虔誠地祝福他們能安全無恙,我對於那些現仍健存在臺灣和其他自由區域中的舊戰友,更寄以衷心的慰問和希望,我期待他們的那套千錘百鍊,精奇巧妙的戰鬥經驗,有一天能對自由世界作出比過去更偉大的貢獻。

    同樣的,我對於中國以外,自由世界中所有現正從事於同一任務的國際戰友們,對於他們的由於敵人的誣衊攻擊所產生的一切誹謗、誤解和困難,寄以莫大的關懷、同情,和敬意!

   

共產黨的地下戰術

一 國民黨的容共與清共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七月,毛澤東爲說明他即將揭幕的北平赤色政權的性質和未來任務而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曾這樣寫到:

   「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眞理。洪秀全、康有爲、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共產黨沒有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眞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学校,努力學習西方。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認爲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他們成功地建設了現代國家。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俄國是落後的,很少人想學俄國,帝國主羲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中國人向西方學的很不少,但是行不通,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孫中山的一生中曾經無數次地向資本主義國家呼籲過援助。結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無情的打擊……孫中山在絕望裏,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和他合作……。」

    這話雖出於共產黨人之口,但我們却須承認它的確說明了一部分事實。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正是始終盼望能獲得西方民主國家的同情和援助,我們從中山先生的一生經歷來看,他的大半時光都在海外度過,他把發展中國革命的重點,放在海外。在中山先生的著作中,不止一次的指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必須爭取西方國家的同情;而西方國家援助中國革命也與他們本身的繁榮有益。中山先生對於新興的美國,尤其寄以最大的敬慕和熱望。他把林肯總統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名言,來解釋他的三民主義。然而,可惜的很,他雖這樣熱烈地盼望西方國家的合作,而西方國家仍迷戀於殖民政策對他們所產生的非法權益,對東方民族的自救運動,都毫無考慮地給以忌恨和破壞。(這問題,在東方現在不仍是值得警惕的嗎?)中山先生在失望之餘,才對革命後的蘇俄,寄以合作互助的希望,結果,便產生了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的容共政策。中共稱爲「國共合作」。

   「容共」的方式,是國民黨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的資格加入國民黨。此舉,自表面看來,自然主權仍操在國民黨之手,共產黨不能發生決定作用。其實不然,因爲國民黨雖有二十多年歷史,但當時仍缺乏現代政黨的組織和活動,尤其是羣眾運動的經驗。共產黨則反是,他雖僅有四年歷史,但一切都有共產國際代表傑出的俄共領袖的直接訓練和指導,以俄共的豐富鬥爭經驗,教導著中共,所以在短期內每一中共分子都學會了一套分化滲透、宣傳鼓動,和對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各種羣眾運動的技能經驗;國民黨人大都秉有中國優良的傳統精神,忠恕待人,缺乏機心(照共產黨的说法,是缺乏「政治警覺性」),既決定容共政策,便一切推誠相與。這時,外表上作國民政府的顧問,實際則是共產黨的幕後牽線人的俄共代表鮑羅廷,便向國民黨提出一個動人的建議,說是爲要發展革命勢力,必須廣泛地發動工、農、青、婦女各種羣眾運動;這個建議,原是很正確的,國民黨當然毫不猶疑地採納了。這原是很自然的發展,但後來才知道這正是共產黨滲透戰術的第一次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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