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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来自“中国特色”监狱里的内幕

    2001年8月13日,我因撰写了8篇批判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及传统社会主义错误实践的理论文章,在太阳斜视的那个下午,被青岛公安当局悲剧性地押上了囚车,从此走进了21世纪“中国特色”监狱里的内幕。
   
    入狱三个月后,我所在的监号相继走了不少的人,也进了不少的人。按中国诉讼法程序规定,在押人员从拘留到判刑,通常都要四个月左右,而那些已判刑了的犯人,很快即被发往到劳改队。看守所仅是临时性关押、审讯犯人的地方,随进随出,所以比劳改队条件恶劣的多。用在押人员的话说:在这里,死不了就行,反正几个月就转走了。
   
    那天,看守所内突发了一起重大伤人事件,气氛异常严峻。狱警们楼上楼下来回穿梭,对狱内各号进行人员大调整,但谁都不准打听,好不神秘。然而,消息还是不翼而飞,每个监室里都流传楼下监室内打坏了人。有的说已打死了;有的说还在抢救。所里领导、狱警忙成一团,各个号的嫌犯,都从小窗口里向外窥视、侧听。


   
    本来,看守所内打人司空见惯,自古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类坑蒙拐骗、强奸、盗窃,甚至杀人如麻的刑事犯罪群体中,是没有道德、公平与民主可言的。这里贯彻的是“强者为首,其余从之”的自然程序,和依赖力量对比决定各自地位的游戏规则,只不过由于现代社会腐败的参与,使力量成份又掺入了权力、金钱、裙带等多种因素。而中共狱内用犯人管理犯人的实践,更加剧了每个监室内维护一个权力核心构成等级秩序的状态。好像这种秩序的形成,降底了他们的管理成本。否则犯人谁听谁的,里面的强迫劳动怎么完成?是件劳心费神的事。说穿了,官方在有意进行制度偷懒!这就是看守所里牢头狱霸禁而不止的内在原由。正是基于此,号里产生冲突,狱警们总是站在维护老大权威的立场出发,严惩不服从管理的人。由此以来,在这种环境中,形成权威就是真理的事实。
   
    “中国特色”监狱文化里,从来就没有是非曲直的概念。我多次想为弱者们抱一点不平,制止打人,但结果是被欺凌者都不敢与你一起抗争。监狱里的习惯力量,由不得你不平。我有时倍感到螳臂挡车般的无奈。我甚至悲哀自己连一个小小监室里的正义都伸张不了,还硬要担当社会的良知,为真理挺身,堂吉诃德般地挑战大风轮,岂不可笑?狱中的暴力,不能不说有时是一种简单、高效解决问题的道理。可这道理太有限了。靠暴力维持的秩序是不稳定的,不持久,不彻底的。一旦发生问题,它的成本会更高,代价也会更惨。如果一些人肯联合起来付出代价,维护正义,制止暴力,也许会避免年年都有伤人悲剧的发生。对比之下,还是依靠科学的、公正的管理群体的规则更可靠,更划算。可惜国家、公民、罪犯并没有对此达成共识。那么,该发生的就注定要发生了。
   
    此次伤人新闻,震撼了看守所里的每个角落。不仅所里的大小头头们忙碌起来,也令所有的在押犯人们都忐忑不安。因为每次看守所发生问题,都不可避免地要拿犯人出气,进行严管。
   
    那天所部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将楼下出事监室的人员拆散,分到各个号里。发生事件监室里的号长与打手们,都被打了脚镣,戴了“捧子”,勾了起来。所谓“捧子”,是用铁板加螺丝制作的一种,卡在双手腕上,使之不能动的刑具。所谓“勾起来”,就是将手上戴上“捧子”与脚镣勾在一起,使之日夜无法直立,只能蹲着生活,这便是一种极其残酷的“中国特色”惩罚违规者常见手段。人一旦被“勾”了起来,吃饭、睡觉,上厕所都需别人帮助。我所在的监号隔壁,就有一个涉嫌贩毒的人员王鹏,自称头痛难耐,经常在监室搅闹,被勾起来6个月,结果导致无法站立,长期躺在大铺上,连每次提审都要担架抬他,后来判了刑都无法去劳改。
   
    出事那个监室被拆散后,我们监室也分来一个。他高高的,胖胖的,是个打手,也被勾了起来。送他来的狱警对号里人严肃地说,谁也不准问他什么。因而尽管大家对他的到来充满好奇,但谁也不主动开口。狱中各号的情况都如此紧张。接下来所里分管狱警就对打人号里的人连夜进行轮番提审,连饭都不吃,一夜提审几次,监室内的人都没法睡觉,一直忙活了好多天。从那时开始,所里对打人现象开始重视,进行整顿,但并未触及狱中实际存在的等级问题和管理偷懒问题。后来得知,楼下受伤人被打碎颅骨,经抢救脱险,成了植物人。所有打人者都被起诉加刑。后来听说受害犯人家属,起诉了看守所。有责任的狱警都受到降职处分,而所长也受此株连,不久便被调往市公安交通支队任职。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我在伤人事件风波中,渡过了狱中整顿秩序的十多日,天气渐渐凉了下来。外面的人已经开始穿起厚厚的外罩。这天,青岛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终于来所提审我了。
   
    我走进提审室,迎面坐着两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为首的那个四方脸,宽臂厚背,披着件职业黄大衣,给人一种刻意包裹出来的道貌岸然样子。他看你的神色都要显示一种“革命干部”的派头与造作。那形象突然让我联想到文革时期专以整人为业的政工干部形象。后来我得知他叫李建忠,是检察院一位新提拔起的处长。那年头,能提干的,不是裙带关系,就是能说会道,看领导眼色办事的人。另一位稍瘦,相貌平平,也是个老资格公诉人,据说是副处长。李建忠见我在审讯台前坐好,便自我介绍说是市检察院的。我首先向他提出极其残酷的“中国特色”惩罚手段问题,接着又提出狱中强迫劳动和恶劣环境折磨人的问题。而他却避而不答。我又问:为何对我久压不决,超越诉讼时限,拖延办案。李说我写的文章太多,他们需要时间,并借机炫耀说,市检察院里也就他们俩有理论水平,能办了我的案子。
   
    我问:为什么至今不允许会见律师?
   
    他们俩默契地交换了一下眼神说:我们找不到你家的电话号码了,所以还没与你家属联系。
   
    这话明摆着是在说谎。我家的电话号码就记在他的案卷里。而且他们检察院来送委托通知书时,再次登记了我家的宅电。如此执法监督部门,为掩盖真相,不惜拙劣到极可笑的地步。事实上他们以后的行为,有力地验证了这种欺骗性。他们的此次提审,根本不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审查核实起诉事实来的,而是夸夸其谈国家形势很好,一派“文革”专案小组的遗风。末了,李建忠声称,本案毕竟是意识形态问题,他们要打击与挽救并举,只要我有个认罪的好态度,他们就可以从轻发落。真是强盗逻辑!我践行宪法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温和的表达不同政见,何罪之有?而恰恰相反,违宪侵权的是他们。我理所当然对他们颠倒黑白的要求严加谴责。
   
    在我的印象里,公检法三部门的办案人员,屈从强权说违心话的有;说假话、空话、推卸责任的也有;但还没有一个像李建忠那样虚情假意地打着官腔,酸酸地一种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极左形象,而根本不关心在押人员的死活,我以我所亲身经验的事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特色”监狱文化根本就不存在人权意识。应该说那次提审让我很恶心,回到号里就想吐。
   
    公诉人走后,狱内又开始忙于应付上级检查。所有犯人都必须熟背《狱内规则》和《在押人员行为规则》等,干完活时,必须排在床上正襟危坐。这本是些表面文章,做给领导看的,但各号老大却以此为借口,整治、折磨他人了,谁背不下就挨打,掌鞋底是常事。与此同时,看守所里里外外忙于打扫卫生,清理环境。监室各号搜查违禁品,禁烟,也禁食品,把各号的烟和食品都集中起来,暂时藏进仓库。狱警们把各监室号长召集起来开会,交待他们回来传达上面来人检查时,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例如不准说号内都有狱方指派的号长,即读报员;不准说夜晚让犯人轮流值班;甚至不准说随便抽烟,夜里干活等等。如此忙活了一个月,终于迎来了省公安厅检查团,结果他们进所不过走过场看了一下,便打道回府了。检查团走后,一切又恢复正常。
   
    又过了几天,下午号内刚干完活,我便铺了个小褥子坐在床里眯瞪,号门突然打开了,只见副所长、队长陪着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的人进号检查,要求每人都熟背《狱规》。大家都背的很好,只有我坐在床里面没理他们。那个领导模样的人,认为我是狱内老大,关系户,否则岂敢大白夜半仰着眯瞪。他心里老大的不快,指着我说:你也要背,背背我听。
   
    背不下。我说。
   
    一句也背不下?他问。
   
    我有些不耐烦地说:能背我也不背。
   
    他刚要发作,队长在他耳朵旁边嘀咕了几句,他立刻微笑了一下说:噢!牟传珩,你记不得我了?
   
    当时,我仔细看了看他胸前的牌子,是监管支队的副支队长。我有些面熟,但想不起来了。
   
    他见我犹豫便说:我当年办过你的案子,现在又遇上你了。
   
    我好像有些印象,但嘴里说:记不太清了?
   
    他带着人一面向外走,一面说:是啊20多年了。
   
    是啊,如今又过了10多年,已经是30多年了。
   
    那是1981年4月12日,我因参加民主墙运动,创办“民主志友学社”及《理论旗》《志友论坛》两个刊物,被冠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深陷难狱,关押于青岛市常州路看守所。记得当年我把吃饭用的竹筷,劈下一片,蘸着抹疮用的紫药水,在节省下的大便草纸上,天天偷着写作。先后写下《镣铐哗啦》诗集和《对规定的否定——我的多元非决定论》哲学文稿。我把这些文稿偷偷缝在枕头里,但不知是谁打了小报告,狱中清号时,狱警撕开我的枕头,拿走了我的全部底稿,直到我获释后,才凭着记忆恢复、整理出那些底稿。尤其是我那首“独持已见说自由,奋笔纵横扬国忧。文章沉浮成冤狱,铁窗试枷也风流。”一诗,还特请了书法家,写成条幅,悬挂家中,以为对因言治罪铁窗生活的永久纪念。
   
    ──《观察》首发
(2012/06/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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