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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批判是公民的权利,改进是政府的义务

   
    公民批判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在民主国家里,公民批判和政治异见的表达,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常态。当代社会的合法秩序,正在于人们可以在社会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用批判、抗争与谈判等和平方法来完成社会革新的愿望。对此,政府必须给以回应并尽力改进。政府拒绝公民批判,拒绝社会变革,就是在自己解构自己的合法性。 (博讯 boxun.com)
   
   
    公民批判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在民主国家里,公民批判和政治异见的表达,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常态。萨托利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他在《民主新论》一书中写道:“随着19世纪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多元主义的共识或(这取决于强调什么)多元的异见,不但适合而且有利于良好的政体。因此关键在于,在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即多元主义的社会和历史观中,异见、反对派、政治争论和竞争等概念,都获得了正面价值和作用。多元主义不管是什么,它首先是对多样性的价值的信念。相信多样性——相信多样性的辩证作用——与相信冲突不同。所以民主理论从其多元主义母体中推论出来的不是,也不能是对‘冲突’的赞美,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基于这样的原则:无论自称为正确或真理的是什么观点,它必须经受批评和异议,并因此而获得活力。” 因此,只有公民批判,才是推动国家兴旺发达,走向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 。


   
    中国公民批判处境的艰难与不幸
   
    然而,2007年,陈光诚因揭露、异议当地政府在计划生育中非法使用暴力,被判刑四年零三个月。他服刑期满后,山东地方当局变本加厉地囚禁他们一家,一再实施超越人性底线的殴打报复性迫害。前往东师古探访他的数百位朋友,多被殴打、抢劫、黑头套、遣返。今年,4月27日,陈光诚在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出逃,在多方正义之士的救助下,成功突破了非法监控,走进了美国大使馆,并最终踏上美国自由的国土。这是继“王立军事件”之后,又一次对中国当政者野蛮侵犯人权的掌掴。
   
    在中国大陆,如陈光诚这样受到非法迫害的公民批判者比比皆是,本案仅仅只是冰山一角。目前,中国大陆各省市都有被政治迫害的“黑名单”,不少异见人士仍被以言治罪,身陷囹圄。在中国除政治异见人士,独立知识分子、维权人士、自由宗教人士都曾不同程度遭到刁难、辱骂、罚款、抄家、批斗、毒打、追捕、关押、劳教、起诉、判刑等迫害。陈光诚可谓其中最具符号意义的代表人物。近些年来,中国公民批判与政治异议,一向被执政当局用意识形态加工敌人,从不放弃敌视“异议人士”的立场,至今都视“持不同政见”是“麻烦制造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敌对势力”等等而大兴文字狱。仅近几年来,国家就先后逮捕审判了杨天水、许万平、师涛、郑贻春、力虹、张林、陈树庆、郭起真、高智晟、严正学、胡佳、刘哓波、郭泉、黄琦、谭作人、朱虞夫等,这个名单正在我们的“和谐社会”中不断加长。特别是对陈光诚的人权迫害案铁证,充分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异议人士”进行公民批判处境的艰难与不幸的命运。哲学家马布利在《论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第一封信中这样认为:“公民有权要求社会改进他们的状况。”他还说:“如果不执行法律,新建立的社会就要垮台。”这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尊重公民异议与批判的权力,否则政府就必然要被公民意愿的正当性所否定。
   
    “红色记忆”阉割公民批判精神
   
    中国几千年以来缺失公民批判精神,尤其是上个世纪“十月革命”传入中土后,“红色记忆”一统天下,公民批判便在中国政治语境中销声匿迹,使得人们没有任何与意识形态霸权抗争的力量,新的思想也无法诞生,批判精神早已瘫痪失语了。因为社会没有监督,舆论没有砥砺的力量,因而导致了社会不公,矛盾激化,中华民族实现“社会和谐”,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目标。今天我们的官方媒体、教育、思想、文化体系都坚决要求与党的标准答案保持一致,绝不容忍异议、批判。一切的公民异议、批判都会被党的意识形态加工成“敌对势力”。
   
    当今中国表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官方媒体或主旋律文化所形成的中国舆论生态,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并带有明显的文化暴力强制性。尽管薄熙来的垮台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红色记忆”依然在阉割公民批判精神。日前,中共意识形态部门正在为高调纪念毛泽东剥夺文化自由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发起红色文化大宣传。近来,连续几天,全国各地的电视节目中尽在唱中共意识形态的〝红歌〞。
   
    中共意识形态主要执行的是灌输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使命。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官办媒体对偏离其轨迹及价值观的表达,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必然要对异端思想形成不断打压与封杀态势。当今中国在中宣部主控下,思想、理论、文化、出版、新闻媒体各领域,因背离主旋律遭整肃,被强令闭嘴的无计其数。封言、禁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社会不允许人们对社会不公提出异议,不允许人们反对官霸,惩罚腐败,甚至不允许被专制子弹击倒了儿子的“六四母亲”向社会申诉和嚎啕痛苦,这直接导致了今年六四事件23周年前夕,一直抗争不懈的“天安门母亲”群体重要成员、六四死难学生轧爱国的父亲轧伟林,自缢身亡。他在遗书中写明,因儿子的冤情20多年仍未申雪,故决意以死抗争,以命铭志。
   
    政府拒绝公民批判就是在解构自己的合法性
   
    当前,官方一面在倡导改革创新,社会和谐,一面又将萍吃公民批判精神的异见人士投进大狱,这如同一面期待果树开花,一面又在掘挖果树之根一样,它给世人留下的哲理警示,就是彻底封杀国民的批判精神与异议立场。这种用如此生动的例证,扭曲社会价值取向的做法,其结果就是对民族创新能力的破坏和寻求和谐信心的消解。100%的赞称,是100%的假象。昨天的齐奥塞斯库、萨达姆,今天的穆巴拉克、卡达菲,都为这种假象的悲剧性谢幕做出了最好的诠释。靠压制不同声音来维持稳定,赢得和谐,是在透支全民族的生命。那种没有批判,没有异议的时代,只能是一种病态的时代。“十年文革”与“两个凡是”时代就是例证。一种和谐的社会,一个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对政治异议与公民批判的砥砺,这是社会生长机理的辩证运动使然。政府不仅要平和面对、包容,更要积极回应,勇于改进,才能确保自己的合法性资源不会流失。
   
    不断变革秩序以追求社会制度的完好,这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天职。任何社会秩序的产生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会是最高的、最后的和最理想的。而无论它如何乔装扮演、自我标榜,都不可能迷惑人们不作探索更平等、更自由的社会秩序的努力。当代社会的合法秩序,正在于人们可以在社会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用批判、抗争与谈判等和平方法来完成社会革新的愿望。对此,政府必须给以回应。政府拒绝公民批判,拒绝社会变革,就是在自己解构自己的合法性。
   
    尊重与保护公民批判是政府维系国际声望的主要来源
   
    美国自1966年以来,在总统每每发表完咨文以后,反对党便会在电视上质疑、反驳总统的咨文报告。例如,1970年,民主党员就在一个电视上节目上对尼克松发表的咨文进行反驳;1973年,美国电视又播出了对尼克松发表的国情咨文的反驳稿;总统里根于1982和1985年发表国情咨文之后也遭到了反对派的公开批判。最近的一个例证是,美国总统奥巴马1月26日在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演说,尽管他充分展示了雄辩的才华,但获得的掌声却并不多。在美国国会中,永远有一群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他们中既有必须保持公正的姿态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有反对派的议员,他们都是用自己独立的方式向政府表态。这就是美国议会政治中,极其可贵的永远“不起立、不鼓掌”群体。公民批判颠覆不了美国的国家制度,反而成为了美国不断创新的国家精神。
   
    人类社会发展史实一再印证,哪个国家拥有最彻底的接受公民批判与不断变革的国家精神,哪个国家就会创造出最先进的自由制度与科技体系,哪个国家就无庸置疑的会领衔、影响全世界。由此可见,尊重与保护公民的批判、变革社会的国家精神,是一个强大的政府维系国际声望的主要来源。
   
    公民约定基础上的制度安排
   
    批判是对事实的澄清,是对权威的解构,是对规定性的分析,是对包装的还原。如果时代丢弃了批判,就会从盲从走向愚昧。当一个国家出现“我爸是李刚”,“公权力”坚决搞“两个绝不”时,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就无法实现,社会就会失去正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就必然被激化。这就是眼下中国大陆不断发生的官民剧烈冲突的根本原因。
   
    记得最高检副检察长借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接受记者采访之际向社会发问:“为什么这么不相信法制的力量呢?”其实在真正的法治国家,法制体现的是一种规则与秩序。规则与秩序本是一种在公民约定基础上的合意状态。当一种社会规则与秩序的公正性受到公民普遍怀疑时,当多数人的批判、异议权利被否定时,官方单方强调的规则与秩序也就不会再被信任与遵守,于是社会合意状态就会崩溃。
   
    人们是为了追求幸福和自由而制定法律,建立秩序的。这种法律和秩序如果导致了欺骗和暴力,人民就有权蔑视它。人们在让渡自己的权利时,约定规则与秩序之初,就以获得平等与自由及享有不断反思、批判和变革它的权利为条件。一切秩序的真正生命力在于,人民有权对它进行批判,秩序才能自我更新,保持活力;才能创造出有效的制约机制,防止侵犯权利和政府腐败。在普世价值观看来,尊重与保护公民的批判,容纳各种政治异见,应是所有先进、文明国家公民约定基础上的制度安排,而民众批评政府,监督官员,表达不同政见,更是宪法保护的自由权利。因此,批判应当是公民的权利,改进必须是政府的义务。
(2012/06/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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