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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邵阳全州常宁文革大屠杀记/京诧等
大兴文革大屠杀/京诧
邵阳大屠杀 何莲清
全州黄瓜冲坑杀案 桂冠
常宁大屠杀 萧一湘
大兴文革大屠杀/京诧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支持鼓励杀人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全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现在还活着，据说在县城开店铺。
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8月31日夜里，一夜杀了100余口人，当地人称为831事件。过来人老韩回忆，大辛庄的杀人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的大队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也有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上电线的，人一出来就触电而亡，没任何声响，顺利地将其全家杀害。老人和小孩儿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凶手向他们身上扬土，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不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黑五类。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好几个大队，都把黑五类杀绝了。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16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把井塞满。后来，井里往外泛白沫，发着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了，然后把井填了。
那时一个劲儿宣传毛泽东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至于怎么“打”，什么是“倒”，各有各的理解。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打倒在地上是“倒”，彻底打死也是“倒”。
韩宗信一家五口就惨死在那天晚上。韩家是中心大队人，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是中学生。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一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韩宗信地主出身，从小离家，参加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1955年回乡，有罗荣桓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希望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保护。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枪，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放出来。8月30日，老韩的内侄听说姑父获释了，特意去看望他。到了第二天，却得到消息，姑夫全家都被打死了。那些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来，怕给宰了。
落实政策时，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小女儿1800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大辛庄屠杀的主谋高福兴、胡德福被关几年放了，九人小组里的其他人，该当干部还当干部，没听说谁受处分。
8月31日那天，大辛庄的黎明大队、红升大队、昕生大队和中心大队杀了106口人，最老的80多岁，最小的还不会走路。黎明杀了60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杀20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2个。
9月1日上午，大兴县副县长刘英武、傅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共杀了20多人。同一天，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持木棒、铁棍，有的手持铁锹、刀子，不准来人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他们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们反复强调：“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
许多杀人动机都出于个人恩怨，甚至是为了一点儿个人的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人，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姓田的欠了陈家的钱，把陈家一灭，就不用还钱了。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掉。更有甚者，有人霸占了黑五类家的妇女，还说“给你换换成分”。
在北臧公社新立村，赶车的把式装运尸首时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就把她藏在车辕底下。在车子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把她劈成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干了。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多数大队没有发生大屠杀，西白疃大队就是一例。西白疃大队书记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李树珍，是堂兄妹，平时很看重邻里关系，不爱搞阶级斗争那一套。土改前李树珍是村里最穷的人，生在庙里，直到土改一直住庙里。有一年组织上要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8 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该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也险些被杀。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分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李树清回到大队，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说：“咱们大队的五类分子连同亲属有280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200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张万义是几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说话硬气，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议上，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人闯进西白疃乱杀，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于是大家商定，派村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
幸亏第二天（9月1日）县里来人制止屠杀，否则西白疃能否顶得住这股杀人狂潮也很难说。9月1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西白疃村的五类分子也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
邵阳大屠杀 何莲清
1968年，我10岁。“停课闹革命”，孩子们无书可读，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和传单。一天，邵阳市大大街上有一张传单赫然入目：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传单列举了发生在道县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事件，称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和贫下中农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将21种人及其家属定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以至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未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已经腐烂发臭，成堆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飞去，一些尸体长满了蛆虫。传单作者说，他本人是一个原籍道县、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干部，回乡看到如此惨状，经私下调查，了解到这些被冠以黑杀队员名义的人，几乎都是无辜者，因此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印制了这些传单，吁请中央军委赶快出面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一天晚上，父亲的一位朋友悄悄来我家，将我们这些孩子屏退后，告诉我父亲，他去道县出差，所见所闻正如传单所言，并且预言，这股风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刮到我们邵阳这边来，如果外地有可靠的亲戚，还是将孩子们送出去躲一躲，过了风头再回来，免得斩草除根。我躲在窗外听壁脚，客人走后却不敢问父亲。当天晚上，父亲一整晚没合眼，看着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
确如父亲的朋友所预言，道县屠杀的血腥味很快飘到邵阳。邵阳县决定效法道县，有组织、有计划地屠杀21种人及其家属，这些人家在外工作的子弟也要抓回一并屠杀。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20岁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产队的农民抓走，路上试图逃跑，被锄头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尸几天，最后几位街坊收了尸，没钱买棺木，拿一床旧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亲那天外出做工，侥幸躲过，后来思儿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变得疯疯傻傻，半年不到死去。与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干部，被老家的农民从家里五花大绑地抓走。其妻姚某闻讯，从其上班的商店赶回，骑单车尾随其后。来抓人的农民不认识她，故无提防。到了南门口，农民们将覃某捆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自己进店里吃面。姚某趁机从一家肉铺里拿一把屠刀，将绳子割断，让丈夫骑上单车逃走，她本人则被农民抓住将腿打断。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获悉后，派人将其抬送到医院。市运输局一位刘司机，住在运输局家属院，老家几十位农民来家抓人时，刘妻见势不对，立刻跑到邻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刘司机的大徒弟正好是运输局工人造反派的头头，马上带几个工人，拿上棍棒，到刘家阻拦，另派人召集大队人马增援。老家来的农民强龙不敌地头蛇，被打得狼狈逃窜，刘司机得以保住一条命。
邵阳市一些大型国营单位，为了保住老家在邵阳县的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不受杀害，腾出房子或招待所，让这些人全家住到单位里来。老家的农民无法进入单位找人，这些人因此得以保住性命。我家的另一位朱姓邻居，在运输公司工作，刘司机事件发生之后，全家搬到单位避难，直到半年后杀人风潮完全平息才敢回家居住。这种被单位保护起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自己想办法投靠与邵阳县毫无瓜葛的亲友。
由于被杀的黑杀队员实在太多，掩埋尸体成了一大麻烦，靠近河流的村庄就将尸体弃置河中“水葬”。资江河流经邵阳县与邵阳市，邵阳市地处河流下游，于是邵阳市境内的资江中，每天都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状奇特。一时间邵阳市万人空巷，倾城出动，每天河岸上站满黑压压的人群，等着观看从上游陆陆续续漂下来的尸体。邵阳市当局发了恻隐之心，下令邵阳市公安局处理掩埋这些无名尸体。市公安局招募邵阳市郊区的农民打捞，每捞得一具尸体，发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10元人民币作为打捞的报酬。当时国营企业工人绝大部分每人每月工资36元，集体企业只有34元，三年学徒工期间每月工资20元，五保户每月生活补助仅5元，所以这10元打捞费还是比较诱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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