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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的农业部/木小燚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周普国说,农药残留不等于农药超标。食用含有农药残留的农产品是否安全取决于农药的残留量、毒性和食用的量。残留量低于标准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而超标农产品则存在安全风险,不应食用。没有残留是理想主义,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人民日报》6月11日)
     这里,官方仍然在告诉我们不要理想主义,农药残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的底线标准在哪里?如果西方国家能够做到的农药残留标准比我们高,我们有没有理由去考虑更高的标准?农业部网站曾经发文对此作出解读,文章提到“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执行自己的本国标准,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因为制定残留标准能力弱,往往只能执行国际标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与“欧美日接轨”,是因为人家的标准更高。
     例如,中国果菜类蔬菜中甲氰菊酯的最大残留标准是1mg/kg,而国际食品法典标准、美国、欧盟均为0.2mg/kg;某些农药国际上禁止或未批准使用,中国却在使用,如茶叶中的17种农药残留有7种是欧盟尚未批准使用的,包括硫丹、三氯杀螨醇和联苯菊酯,它们被指可能影响男性生育能力和胎儿健康。国外的标准普遍超过中国10倍以上,有的甚至高达百倍。


     就算退一步讲,就是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接轨”,我们也有很大差距,比如“国际标准”的蔬菜农药残留标准有827项,欧盟有583项,而中国只有58项,涉及的农药种类分别是146、76和52项。
     中国不仅与欧美日的高标准之间存在差距,就是连能力弱的发展中国家参照的国际标准,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也是与国际接轨吗?尽管中国的粮食需求压力很大,但欧盟、日本的粮食需求压力也很大。它们的做法包括研发高毒农药的替代品,提高农作物的单产水平,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甚至增加进口。比如日本极其严格的农药残留标准,市场对农药超标产品的严酷惩罚机制,并没有出现百姓挨饿的情况,反而让农民提高了声誉意识。农药残留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向国际标准靠拢.
     最新一期的彭博中文版讲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袁仲曾带领学生做过一项问卷调查,在1000户农民样本中,有388户使用了甲胺磷,151户使用了除草醚,此外还有使用对硫磷、硫环磷、涕灭威等,在收回的788份问卷中,平均每户用到1.24种农药,有的农户会重复打农药6次之多,而这些农药都是禁止使用的。
     山东烟台的“毒苹果”所使用的药袋,及其里面含有的福美胂和福美甲胂,尽管并没有被农业部正式通知或公告禁止使用,但是2011年底,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一致建议注销此类产品登记,在业内也普遍认为是禁止用药,当地政府也是禁止使用的。更令人感到恐惧的是,这种禁止使用的药袋不仅大张旗鼓地使用着,而且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北京市农药检定所、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北京理化检测中心、普尼测试等多家检测机构,都表示难以检测。
     也就是说,面对违禁农药的使用,我们不仅监管不住,甚至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够检测出来,农业部官方一面承认检测技术不如发达国家,却一面要求我们不要太理想主义。但,既然是禁止使用的农药,就不应该出现在农业生产当中,如果民众的这个诉求也是理想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倒要问问官员们还有没有底线?
     不仅如此,农业部官方还辩解说,我们的农药残留标准是跟国际接轨的,而西方国家的标准则是为贸易技术壁垒服务的。“我国的农药残留标准尽可能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而不是欧美日标准)接轨。”
     然而,农业部却无视这些差距,在认识到检测技术、农药使用监管上存在问题,不仅不思进取,反而要求人们不要太理想化。政府部门不仅不想法提高底线,反而在放弃底线的坚守。正如某家报纸说,大家对腐败不要太理想主义,应该允许它的适度存在一样。如果你没有办法,可以去“山寨”别人的,如果你不想“山寨”别人的,你就要有创新,总得让人们感到进步,而不是一味接受现实,听天由命。在量化的标准上没有逐步提高的意识,只有让人们降低期望值,这表现的是政府部门的堕落。套用崔永元的话,就是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
(2012/06/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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