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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7)商界聚会

   山雨欲来(7)商界聚会

   
   山雨欲来(7)商界聚会
   
   全国工商联不算是一个民主党派,但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和另外八个“花瓶党”大致相当。


   
   1988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第六届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这次会上被安排为工商联全国执委会的常委。
   
   这次会上,最耀眼的明星是荣老板。因为他将在这次会上成为全国工商联的第三代掌门人。我也因此有机会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位老一代的红色资本家。
   
   全国工商联成立于1953年,第一代掌门人是陈叔通,继任的是胡子昂,到荣老板,已经是第三代。陈叔老是满清进士、翰林院编修,参加过戊戌变法,1966年过世。胡子昂,也是在中共开国大典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贵宾。陈叔通和胡子昂,这两位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倡导和实践“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
   
   到1988年全国工商联开六大时,胡老已经91岁,荣老板72岁,我42岁。
   
   七十二岁的荣毅仁依然相貌堂堂、神采奕奕。一头银灰相间的头发向后梳理得有条不紊,方脸、浓眉、高鼻、大嘴,典型的“南人北相”,相书上说:“贵”。
   
   荣老板一口无锡普通话,旁人听起来可能很吃力,但我的老家也在那边厢,所以有一种听到乡音的亲切感,但听过他一番讲话之后,这种亲切感便荡然无存。
   
   在讨论工商联的性质和地位时,有这样一句话:工商联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
   
   这个“下”字让许多代表感觉不舒服,纷纷提出了意见。有人随口说了一句:那我们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
   
   这时候荣老板出来讲话了,一口无锡普通话:“有人说什么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俄尼的对策就是:紧跟党中央的决策!”
   
   倒是共产党派到工商联的党代表,排名第一副主席的李定,显得通情达理。他出面讲话安抚大家,并且从善如流,把章程中的那个“下”字去掉了,变成了现在的说法:“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
   
   李定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中共统战部的副部长。所有的花瓶党,都有一个李定这样的角色,他们是党代表、监军、真正的核心。所以当遇到敏感问题时,荣老板表现得诚惶诚恐、小心谨慎,李代表却表现得雍容大度、善解人意,因为他们是当家的、真主人。
   
   李定云南人,1947年北大经济系毕业,同年入党。一张瘦瘦的白净脸,戴眼镜,很斯文的书生模样,因为他讲话得体,给我留下相当良好的印象。
   
   很显然,我是被“有关当局”安排到工商联的“新一代”红色资本家。当时海外的传媒称“四通是邓小平和资本主义十年调情的一个最杰出的成果”。其实,我和荣老板大不一样,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中信公司是邓小平的“有心栽花”,而我们四通却是政府部门“无意插柳”。据说,中信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平台,出自总设计师的构想。为了请荣毅仁出山,邓小平曾经三顾茅庐。
   
   邓小平在经济改革方面,确实有想法,也有魄力。他不仅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善于“投石问路”。请荣老板出来成立中信,就是试图让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接轨的“投石问路”。
   
   荣老板的公开身份是民建的成员,实际上他在1985年加入了共产党,是“同志”。从张学良、赵朴初到荣毅仁,许多所谓党外人士,其实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这是共产党厉害的地方,是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独门功夫。最新出炉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内地官媒称其为“同志”,大家一点都不用奇怪。中共的喉舌一向假话连篇,但有时候一不小心,也会说一、两句真话。
   
   荣老板有一句名言,说自己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在我看来,他谦虚得很。他其实是“发上等愿,结上等缘,享上等福”。他拿共产党的钱(据说是六十亿元)办起了“中信”这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然后和王震家属结缘。1993年,他把这个财团交班给了王震的儿子王军。王震则把自己摘下来的“共和国副主席”的乌纱帽,戴到了荣老板头上。这种明目张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很少被人注意到,一叹。
   
   在这次工商联大会上,阎明复代表党中央致贺词,袁木做经济形势报告。一位言辞恳切、中规中矩;一位言不及义、歪瓜劣枣。后来这两位在1989年的政治风暴中各有不同凡响的表演。
   
   来参加全国工商界联代表大会的,基本上是两类人,一类是老的有产者,他们被剥夺了财产,在会上是回顾,诉苦,要求落实政策;一类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则是担心共产党初一、十五不一样的政策。有一个年轻代表说:“我虽然挂着集体的招牌,实际上是个体,现在赚的钱和资产是谁的?如果共产党要,我马上交给他。”
   
   在这次会上,代表们对当局“一刀切”的做法叫苦连天。他们说,清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必要的。但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效益,不管市场需求、不管已经投下了多少,什么都是“一刀切”,结果是一团糟。银根紧缩,许多基本建设被迫一律下马,埋在地下的几十个亿便血本无归。还有人说,清理整顿是除害虫,当然是好事。但现在卖假农药的太多,结果没有杀死害虫,却把秧苗给杀死了。
   
   在这次工商联的会上,我又遇到了天津开发区的叶迪生,这是一位明白人。他说:如果不按国际惯例办事,一定要受惩罚。也有的代表说:我们也就是发发牢骚。还有人引用当时的顺口溜: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争取不白说。
   
   这些话,生动地反映了“花瓶议政”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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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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