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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之间的最重大区别

   中西方之间的最重大区别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中西方之间的最重大区别是什么?许多人会象背乘法九九表一样,不假思索地回答:民主和不民主的区别(准确地说:应该是宪政民主和非宪政民主的区别)。其实,宪政民主和非宪政民主只是某种深刻原因的结果之一,这是我移居美国以后的第一项重大发现。
   


   通过关注一些细节,我深深领悟到:中西方之间的最重大区别,是残忍和非残忍的区别。中西方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一切人文建筑,都是建立在这两个有区别的基础之上。
   
   上个星期五,如小象一般的美国白人胖女工罗琳,扛着一包东西跨出厂门时,忽然一个踉跄连人带货重重地摔倒在地,“Oh,My GOD! Are you OK?”周遭四五个美国人工友,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喊了起来,我跟出来看时,早有两个白男把罗琳搀扶坐起来,检查她的伤势,幸好只擦破点皮,贴了工友递来的创可贴后,罗琳站起来墩墩地走了。
   我注意到这几个人没有一个笑的,罗琳摔倒的样子有点滑稽,就像昆明动物园中卧倒在泥里打滚撒欢的母象,但是美国人却笑不出来,显然是同情心压倒了滑稽感,这是一种惯性。我以经验保证:她要是在中国这么摔上一跤,保管引起观者的哄堂大笑;如果她摔倒在中国街头,不仅会遭到嘲笑,而且断不会有人来搀扶和安慰她。
   
   我见罗琳跌倒心里犹有滑稽感,这说明我身上仍有中国人的劣根性,但这次我心里没有太多的笑意,这说明赴美以后,我已经进化了。
   
   以前在中国,无数次目睹有人跌倒而众人大笑的场面。
   
   1995年夏的一个星期日,我冒着酷热,骑车从广西大学到南宁市新华书店去买古典音乐磁带,回来时在朝阳路上,见一个衣衫褴褛的骑车男人,忽然从车上鱼贯而下,摔了个狗吃屎,原来他的烂单车整个前轮都脱落了,霎那间半条街都笑翻了,但当时没有一个人帮扶摔倒者。观者那快活的神态,犹如偷看了最精彩的马戏表演,我虽然没有驻足,在车上也笑出了声,那人伤得怎么样既不知道,也没放在心上。多年以后,我才懂得以这种心态为耻。
   
   1996年大学毕业前夕,在校内进行体育五项达标测试,我在五十米跑时摔了个狗吃屎,两只膝盖、一对手肘皆皮破血流,在场测试的几十个大学生都哄笑起来,简直比手淫获得高潮还快活,只是没有一个人过来问候两句,同宿舍那个稍有同情心的周某某似乎看不过眼,对平时和我关系还好的玉林佬罗某某说:“要不要陪他到校医院一趟?”罗某某一口回绝说:“这点小伤要什么紧?自己去自己去!”边说,边去树荫下可口可乐去了。我当时内心在大骂白眼狼的时候,竟不曾想到自己和罗某某等人是一路货色。
   
   1998年春,我作为桂林电视台记者,跟随桂林市市委、市政府考察团,去广东省“考察”农业,归途中被锈钉刺入脚掌,但同车的桂林日报黄记者、桂林电台朱小姐、桂林临桂县农业局阳局长、临桂县公安局某警官,统统无动于衷,车到桂林后,连顺势送我到人民医院的事都不做,我不得不于夜色中,自己打的到桂林市人民医院清洗伤口、打破伤风,他们则驱车到象鼻山下的酒楼,点菜吃饭去了。
   
   这就是中国人的残忍本性。
   
   2002年秋,我和一个江西来的异议友人骑单车行在桂林市东环路上,恰撞见一直黄狗窜过马路,被一辆小货车撞倒刮入车底,碾压得吱吱惨叫,幸而保住了小命,拖着残肢一瘸一跳穿过花圃隔离带,跳上人行道跪着哀号不已,看来伤势不轻,众人都围观欢笑起来,一个男的指着狗鼻子笑骂曰:“舒服吧?还乱穿马路没有?”一百多年前,在菜市口围观凌迟死刑的人群,肯定也是这副样子。
   
   这就是反映华人残忍劣性的典型事例。
   
   有人会说:这是“党文化”现象,是中国共产党毁坏了中国道德的结果。那么,如何解释远在中共上台之前,出现在中国的种种残忍现象呢?
   
   英国左派思想家伯特兰.罗素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在北京街头,目睹了中国路人微观嬉笑一条伤狗的一幕,他所见到的,和八十年后我见到的,惊人的相似。对于中国人的这种残忍,罗素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成为罗素对中国人的所有好感当中,极不协调的一道神秘的阴影。
   
   只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有几分呢?
   
   若硬说这种残忍这是共产党党文化造成的,那么太监制度、凌迟死刑登堂入室,成为国家正典的时候,共产党又在哪里呢?要知道,为保帝王对后宫的性垄断,而集体割除男仆生殖器的残忍传统,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而且绵延达两千年以上;而凌迟这种把人一刀一刀割死的千刀万剐酷刑,成为国家明正典刑长达一千年的例子,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才有。
   
   刺或玻璃扎进肉里稍微深点,把玻璃和刺挑出来时人都会痛苦不堪,甚至得上医院上麻药、做小手术才行,可想而知那种把人一刀刀割死、剐死的死刑会痛苦到何种程度!?据说“规范”的凌迟得割上三千多刀,如果太快把人割死了,刽子手要受处罚。千刀万剐,稍微设身处地、将心比己都会不寒而栗、于心不忍,只有魔鬼才想得出、并且忍心去实施这样残忍肉刑!
   
   那种视地狱般哀号惨叫血淋淋凌迟为正常的头脑,只能说是一种不正常的头脑,这种头脑彻底丧失了设身处地同情他人的想象力。这是什么造成的?现在还说不清楚,我怀疑是中国人头脑中缺乏营养造成的,与食谱有关。其中之一就是喝茶过多过浓,导致头脑频繁营养缺失,于是产生种种恶毒的想法。例如:广东人、福建人嗜好浓茶是出了名的,所以广东连活吃猴脑都敢,而福建人民风之贪鄙、恶毒、无赖...简直无以复加。
   
   一个民族,既然连大量割男仆生殖器、千刀万剐都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供奉起来,上千年地熠熠生辉,那么对共产极权的灾难——什么“镇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又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而“计生”、“严打”、“六四”、“强拆”等邓江胡伪共超法西斯暴政,就简直是“小康”了。相反,对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反倒稀奇、过敏,总觉得手足无措、格格不入...所以“八九”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所以“茉莉花”在中东沙漠里都盛开了,在中国就是开放不了。
   
   残忍和非残忍是中、西方根本区别的基础。人道主义是宪政的基础:欧洲人中世纪时都远没有秦、汉、明、清那样残忍,走出中世纪时就告别了残忍,所以开创了宪政文明;中国人一直在残忍的污泥中打滚,所以现在还实现不了宪政。欧洲的人道主义是基督教带来的,中国则根本没有民族性的宗教信仰。
   
   所以,中国横遭共产浩劫,至今未了,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与东欧“卫星国”不同,中国之赤化,非纯由外部势力强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苏俄最先欲赤化的是土耳其,花了几亿美元,结果怎么样?中国实在不争气。
   
   极残忍的传统在中国堂皇存在上千年,儒家不可能没有责任,儒家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匮缺的学说,从以言治罪诛杀少正卯的孔子,到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的朱熹,到王阳明、曾国藩,大儒而残酷者比比皆是。中国唯有的一点人道主义是佛家和道家的影响,相对优容而文明的李唐、赵宋,皆尊道家而非儒家;搞儒家理学登峰造极的是明、清。
   
   儒家不是共产主义的原罪,但前儒家传统的共产党国家的专制都很稳固,却是事实,如:中国、朝鲜、越南,东方国家中只有蒙古随东欧和平演变,蒙古恰恰是传统上的佛国而非儒国,这是一个甚勘玩味的现象。
   
   曾节明 (中国社民党人) 写于2012年五月十五日于纽约州春暖草香中
(2012/05/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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