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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社会主义大家庭”是罗斯福总统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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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四章4


   (216)
   
   器是精神的体现。欲治器者,必先调养精神。中国人若不明此理,一切“现代化”之器都是无缘的!飞机的前身是汽车,汽车的前身是奔马,而正是训练了奔马的那种飞马精神,创造了一切现代交通工具!首先飞翔起来的是精神,这在神话里已经体现得活灵活现了:飞翔的希腊精神,天马行空的中国精神。
   

   “人类的巨大牺牲究竟为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无法回答的。看穿了,那一切吸引人类为之赴死的目标,也就是希腊神话所总结的财富、爱情、权力、智慧、名声等等,都是虚设的,是一些勾引人们上当的圈套而已。在我视之,人的一切牺牲,其价值就在牺牲行为本身的壮丽,其目的就在于显示生命循环本身的力度。除此之外的“目标”、“召唤”之类,都是虚设的圈套,一些网鱼和捕兽的诱饵。
   
   (217)
   
   在中国的风景网点中,存在太多的“天下第一”:天下第一关,天下第一浴,天下第一山,天下第一谷……其要害在于,正如中国生活的其它方面,这里也缺乏一种“有效、普遍、权威的评价机制”,结果,太多的“天下第一”在那里聚讼不休。甚至更糟:互不闻问地自在,仿佛其他一切都不存在!
   
   (1978年7月5日)
   
   (218)
   
   中国古人对“名山大川”的赞慕,其实含有风水观念和宗教观念。当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对于自然都有敬畏,只是他们的观念不同于“风水观念”而已。中国的风水观念不仅含有审美意味和卫生内容,而且含有宗教甚至迷信思想,以为风水设置能够影响政治兴废以及天下兴亡。
   
   (219)
   
   古代中国还有一种哲学教义,通过《周易》卦象与卦义,把事物分为现象与本质两种形态。前者构成现象世界中的一切:天地、万物、星辰、日月、雷电、云雨……后者则被人类的语言概括为“乾”、“坤”、“屯”、“蒙”、“需”、“讼”、“师”……前者是后者的现象化、物质化,后者则为前者的抽象化、本质化。由是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完满的宇宙秩序……
   
   (220)
   
   从《周易》的阴阳化合来分析世界,哪一种要素相当于阴,哪一种要素相当于阳?我以为:此两大要素之任何一种,本身都是阴阳运化之结果,都是既包含阴又包含阳的。所以,这两大要素的任何一种都不可以独立存在。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复合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如此复杂”。
   
   “开辟新生活、创造新文化”这一思想本身,也是复合的:它摄取儒、道两家特点而成。一方面它是入世的;另方面它寻求异境,所以这一思想兼容并蓄了儒道阴阳。
   
   (221)
   
   中国哲学里的“天”,本身是不具备人格的:“天”只是一种天上的秩序即天道的简称。只有“天帝”或“上帝”才具备人格,因为他是天的统治者,而在西方他还是天的创造者。古代中国的神明,只有文化世界创造者的身份,没有自然世界创造者的功能。
   
   (222)
   
   一个产生庸人的时代肯定是一个“幸福”的时代,即比较“阴”的时代。
   
   在“痛苦”而伟大的时代即“阳”的时代里是很少庸人的。不是善者,就是恶者,产生庸人的平衡已被打破,有的只是失重的人、奇特的人。中庸难矣哉!中、庸,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征。革命时代则可能反之。所以从更深一层而言,子程子解释“庸”为“不易”,是有道理的。“不易”不就是“特定”与“长在”吗?
   
   中庸实为和平时代的政治要素,在那样的时代,不中庸则危矣!中庸也是不走极端而富于自我调节能力的表现。中庸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靠中庸来维持或创造”。
   
   中庸之道是和平统治的真理,是保守勿失的真理,是歌舞升平的真理,不是革命、进取、苦斗的真理。因为,革命、进取、苦斗时,即使需要“中道”,也不会需要“庸道”的。
   
   (223)
   
   伟大天才之所以不同凡响,不在于他们从不失败;而在于他们能从失败的残酷击打中迅速恢复;更在于他们能从失败的耻辱中汲取教益与革新的力量,经过一番重新酝酿后,用前所未有的热情与勇气、技巧与狂妄,投入新的战斗,用精血洗清失败的耻恨,此之谓“失败者成功之母”也。第三期中国文明在各个领域的表现,很大程度要取决于阴阳两大要素之间的互相冲突、消长、厮杀、融合……
   
   (224)
   
   儒家学说是史官文化心灵的公开表现形式;道家文化则为巫觋文化心灵的秘密表现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北风(史官文化)终于压倒了南风(巫觋文化);南风只能在北风的隐蔽形式下找到自己的出路,并以北风的观念为自己的外表形式。
   
   儒家文化是动的、入世的;它要达到的目标却是静的。即实现良好的秩序、宏大的天下统治。
   
   道家文化是静的、出世的;它要达到的目标却是动的。即不断寻求异境、与天地造物者游。
   
   这样说来,儒家以动为静、静里动表;道家以静为动、动里静表。它们一往一来、一张一弛、错综反对、殊途同归──不断形成中国的浪潮与文化潮涌,暗淡的消歇与灿烂的崛起互为交易……
   
   中国政治史、社会史表明:每当政治紊乱、社会崩解的时代──道家文化就油然复兴。每当政治稳定、社会升平的时代──儒家文化就占有主导地位。这表明了什么?而中国的艺术和有活力的文化──却往往和道家文化的兴衰同其命运;而与儒家文化却取互相消长的态势……
   
   两大文化要素哪一种更“好”呢?我们更需要哪一种呢?
   
   这还要到中国精神本身去寻求答案!
   
   伟大神奇的《易》曾用阴阳观念启示我们:两者都不可偏废。它们的各自价值随着易道的轮回而不断移易、永无固定的一天!我们的需要也无非如此:不断地迁异、不断地自新、不断地革命……永远存在的只是一颗不安的心灵!
   
   不应彼此指责、评判孰是孰非;只应该说:我们顺从天命的呼唤、挚爱终极的善,并奉此为最高的善:谁胜利了;谁就是圣人。这就是准则。
   
   总之,阴阳两大要素在易化的浩荡中,和谐地融汇贯通。儒道要素之于中国文化,犹如阴阳观念之于易学。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体现在他的古籍就已谆谆告诫人们:“兵者凶器”、“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等等,所以中国古籍中很少印欧民族那样的好战神话。但是,这些还不是主要的,中国和平还在其悠久的政治传统、礼制的天下秩序,以及把长治久安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
   
   (225)
   
   中国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史官文明,用人的力量、社会的规范、政治的算计来代替宗教,也就是代替一意义的“宗教”即“对神的崇拜”,其结果造成了“中国的政治传统”,也就是“礼制的天下统治”。
   
   黄河的不肖子孙们,现在已经丧失了自己祖先的可贵品德,在因循守旧与惰性消沉里奄奄一息了。但是,古代中国并不比近代日本更少自我调节能力,黄河更不比日本海更为减色。中国只是被二千余年大统一帝国所搓成了一团烂泥。
   
   我读《左传》,就发现其中的人物更像近代的日本人,行事为人比较干脆,敢于负责,不像现代中国人这样首鼠两端、拖泥带水。
   
   (226)
   
   圣人出而黄河清,这是一个真理吗?无论如何,中国文明的每个胜利,都是对黄河的胜利,都可以表现为“消除黄河的弊害”。有人曾经解释,“黄河清”的原因主要是农耕减少、水土得到了保持,以此使得黄河能清的圣人,该是游牧民族的野蛮杀伐者与征服者。黄河清,也就是农业文明退化的结果。
   
   但我们却是要用一种文明的方法而非野蛮的方法根除黄河弊害的,我们要让黄河流域比欧洲更像一个花园。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国文明的再造者。我们如果不能根除黄河之弊,就不堪称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创立者。
   
   在古代,中华民族在其无与伦比的艰苦环境中,在黄河流域糟糕的地理条件及其严酷气候下诞生了!在这种惨淡困难的包围之中,它产生了什么?它产生了礼制的文明!它用礼制的光芒照亮了黄河,也照亮了中国,也许,还能照亮整个世界,用礼制恢复世界的平衡。
   
   (227)
   
   考不上大学的毛泽东晚年用枪杆子强迫推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荒唐闹剧,自以为是一大发明,其实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完全不懂,这不过是东汉“察举征辟制度”制度的回光返照,诚如桓灵时期童谣所嘲讽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才怯如鸡。”毛的“工农兵推荐”,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整个共产党中国在毛的癫痫发作中垂死挣扎,漫漫长夜之后,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其兴乎。
   
   (228)
   
   由于中国在先秦王国时代的伟大成就和后秦帝国时代的奇异命运,它在近代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与严重的失调,似乎就是“罪有应得”的了,这正是所谓的“祖宗造的孽要由子孙来偿还”。这也许是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必感到委屈和绝望的,尽管落在每个“无辜者”的头上备感痛苦。要知道,想从一种坚固的传统与奴性的习惯中挣脱出来,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更何况这种传统与习惯曾经取得如此持久的成就。
   
   这里的成就,是指中国的历史连续性在世界历史所占有的独一无二的位置。且中国社会还有一种绝境求生的奇特能力:指不被异族征服所消灭、瓜分、蚕食,或没有因内部动乱而彻底分裂。中国对抗异族压迫的力量,比起埃及、两河及印度来,似乎还略胜一筹。相比之下,和中国的处境十分相似的希腊,现在的状态比中国还不如。
   
   (229)
   
   最伟大的胜利往往来自不流血的政治,而在当代,中国的悲惨遭遇已经证明:流血将导致进一步的流血。在此,我们应该好好回顾明智的《孙子》所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
   
   近代中国社会的重建之所以一再失败,始终未能达到其振兴中国的目的,是由于犯了一个方法上的错误:没有将新野蛮主义(这是一切真正革命的原动力)与复古主义(这是一切文明民族创建新文化时所惯常借用的斗蓬)结合起来,反而使二者对立,并进而互相摧残──这是一个可以理解但决不能重犯的错误!这个错误一再妨碍我们刷新民族的历史目标。纠正这个错误,使得中国社会的“变革力量披上复古主义的外衣“,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进而创建一种能给世界带来希望的新文明:第三期中国文明。
   
   (230)
   
   我坚决反对把中国文化做为一个不变的机体来看待,王国时代的公学变私学、帝国时代的儒学变道学……都可为我作注脚。当然中国文化始终都有一个核心遭人忽略,那就是易学及其派生物:政治精神与艺术精神、史官与巫官、传统与神话……可谓其大端矣。别的都是其派生物的派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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