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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六章7

   
   (357)
   
   “革命”有两层含义:作为结果的“鼎革天命”;作为过程的“性质突变”。综合上述两层,可以思考一下几层:
   


   1、突变意味着打破常规、过激反应。
   
   2、“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应急状态,往往采取杀人放火、恐怖措施。
   
   3、“革命”意味在高度的紧张中调动一切非常规的力量,包括鸡鸣狗盗之徒。
   
   4、“革命”是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重获主动权的极端努力。革命的失败,意味着此社会、文化“应战主动力”的进一步丧失。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此社会文化重新获得“对自身的控制权”以及“对外部环境的主动权”。
   
   5、“革命”是一个坏到极点而迫不得已再为之的“善举”即“必要措施”,犹如外科手术一样。
   
   6、革命的时间一定不能太长,否则社会就无法恢复正常了。
   
   (358)
   
   中国需要一场市民革命。一场短促的英国光荣革命式的外科手术。1989年“五十天民主”及其以后几年的镇压,提供了反面的证明。它不仅暴露了北京政府的无能,也暴露了反对派的低能。随着对峙双方的精神坍毁,一个社会真空出现了──如果有效率的公益心遭到“军事管制”、“戒严状态”的取缔,谁能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以占领心灵的真空?秦失其鹿,天下竞逐之。
   
   在现代城市文明的格局下,逐鹿者必须具有城市人格方能定鼎中原。一个成熟的城市人格方能召唤整个民族一起前进。不实现这一人格,整个民族就没有方向感,不实现这一召唤,革命就不可能获得动力。从此言之,中国是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发生纯粹自下而上的历史性变革的;而只能遵循中国特有的王朝模式──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地交互进行。
   
   中国需要新的王。但这新王,是在国际压力下产生的抗体。
   
   (359)
   
   对新权威主义的政体来说,必须进行一次自由选举,哪怕仅仅一次!哪怕“下不为例”!因为,神权政治已经不能赢得社会的信任,君权也就不再能神授了。除了选举式的“民意”,检验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已经阙如。
   
   (360)
   
   很久以来,生活在僭主专政下的中国人,都从正反两方面争说毛泽东不齿于人类的“伟大”。事实上,第三中国要是出不了一个比毛更有人格力量的新权威,就无法清理毛的遗产,就无从把中国引出革命与内耗的漩涡。
   
   要知道,依靠毛的徒子徒孙或手下败将如邓小平一类,是不可能真正清理毛的遗产的,他们连毛都玩不过,又怎能超越毛的那种末流秦始皇政治的俗套呢?
   
   第三中国需要一位“反对秦始皇的始皇帝”,而不是毛泽东那样的“赞颂秦始皇的末世皇帝”。他知道中国必须转变,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他知道,只有反对秦始皇政治,并把手中的独裁权力转变为国家法理,才能一举埋葬秦始皇到毛泽东的“两千年不灭的帝国阴魂”!那时,一个新型的中国国家,才能成为坚强堡垒──与本土创造的第一期中国文明、我们的祖辈精神,齐驱并驾;并超越吸收了佛教元素第二期中国文明、三教合一的精神,成为吸收了基督教元素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新文化将构筑,新民族将诞生。新的指向,以人格化形式达到法理化成果,通过“无我的、体现了历史节奏的铁腕人物”,来实现。
   
   (361)
   
   “全民革命”又称“城市革命”或“资产阶级革命”。世界东西方各国“全民革命”的时刻表:
   
   尼德兰1566年──1609年(西班牙影响之颠覆)
   英格兰1644年──1688年(荷兰影响之跨海)
   美国1776──1783年(英国影响之西进)
   法国1789年──1870年(英国影响之东进)
   中欧1848年──1945年(法国影响之东进)
   俄国1905年──1991年(中欧影响之东进,大彼得变法后两百年)
   日本1868年──1945年(美国影响之西进,明治维新后八十年)
   中国1911年──?年(八国联军之合围,辛亥革命后?年)
   
   (1991年10月)
   
   (362)
   
   中国要避免“贱民资本主义”。“贱民资本主义”是个很能妥贴表达东亚社会实情的词汇。它包括裙带关系、贪污受贿,本质上是用小团体来取代大团体,谋求不正当的利益。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5/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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