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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乱的佛教“啊ME TOO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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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六章6

   
   (351)
   
   军国主义开端的新王国?这是来自埃及的告示。
   


   既然能把古埃及(前亚述或前马其顿时代)的文明称作“法老文明”;为什么不能把古代中国文明(前佛教或前五胡时代)称作“天子文明”呢?
   从殷周到西晋──第一中国绵亘了一千多年。那儿有着周公的谋略和成康的盛世,诸子的天才和战国的财富;秦汉的威仪和魏晋的玄谈……
   
   是的,五胡乱华之前的第一期中国文明、南北朝至清末的第二期中国文明、以及二十世纪开始的第三期中国文明(它注定要给未来世界注射某种奇特的东西)──都天然地属于“天子文明”或“天子文化系统”的范畴。这是任何外来暴力与阴谋诡计也抹杀不了的基本事实。
   
   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开拓者们──必须澄清这一历史真象!文明的开拓者们──必不辜负“天子文明”的伟大期望,接受并推广这一至关重要的暗示:“天子文明”,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1982年10月3日)
   
   (352)
   
   英雄精神的形态,针对自身的生存处境而发。它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充满“把握命运”的最大野心,──这宏图总以悲剧式的巨大声响崛起、落空、再度倔起、再度落空……在这无止境的“轮回”中,人改造了他的文化,改造了他自己以前设计的世界。
   
   英雄精神起源于“决不满足”与“反抗沉沦”,所以任何处境中兴起的英雄精神,都是独特的、不可再现的;后人追寻不到它,只能凭吊它的遗迹。英雄时代披荆斩棘。英雄精神的种子、英雄活动的耕耘、英雄史诗的灌溉──为我们留下了两份重大的遗产:
   
   1、抽象、信息化的“精神遗产”。它包括,从神话中派生出来的各种世界观,体现民族的精神、情趣、历史、想象等特质的各种传说,以及信息化了的种种知识、观念、学说,通过语言或图像、尤其是通过文字而传递……这是复古主义的真实基础。
   
   2、具体的、实体化的“物质遗产”。它包括,从神、家屋到生产工具、经济作物在内的整个“人工的自然”,以及整个外部生活方式等等。此外,还有从民俗礼仪到面部表情在内的“表达感情的方式”。
   
   信息化的遗产和实体化的遗产,融合成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但它们对我们的实际含义却大为不同,对前者,可以“抽象继承法”处理。即,用当代人全新的理解去注释它、分解它、吸收它。事实上,历史上的文化创造者们,也正是以这种微妙的态度去对待“前人的遗产”的。但对后者,对实体化的遗产,对那些至今深刻制约着我们一举一动、牢牢固定着我们的处境、弥漫在我们思维言论的“社会圈”,却无法“抽象继承”。这是社会革命的真实基础。
   
   (353)
   
   古往今来的各种乌托邦与“理想社会”虽有形态上的差异,但在以下一点却殊途同归地一致:
   
   它们都想为人的群落生活寻求一种最终的确定牲。而这种确定性又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枯燥的、静态的形式。为确保这些形式,只有乞灵于人为的隔离措施。陶渊明的桃花源位于人迹罕至的深山中,柏拉图的“大西岛”孤立在汪洋的包围里……都表明了乌托邦的与世隔绝而非仅仅是隔离!而破除隔绝,则招致腐败。尽管理论家喧说,“腐败是必要的,若无腐败,世界将充满无从消解的垃圾”──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腐败过程毕竟是令人厌恶的。
   
   正是在厌恶腐败的心理下,人类早期遭遇过的自然险阻,在厌恶腐败、追求新鲜的意志下,被尽情理想化了,古代之“害”变为现代之“利”──自然的刁难变为上帝的赐福。但乌托邦毕竟是脆弱的,因为它的未来主义梦想恰是建在复古主义的假定沙滩上。而比未来主义的乌托邦远为强大的是,几万年的文化隔离所造就的多样化文化传统,至今还在哺育我们。
   
   (354)
   
   政治意义上的“第三中国”,则作为“两个中国”的统一者来到我们面前。它既不疲软无力,也不杀气腾腾──它洋溢着一派雄劲的祥光……它将在两个中国的废墟上,建成自己颠扑不破的结构。
   
   第三中国的诞生将不局限于政治领域。因为,那也将是文化上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正式开张。
   
   第三中国,决不是“党的国家”(“党国”)。它既不是第一中国即中华民国的“半盘党化的国家”,也不是第二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盘党化的国家”。第三中国应该而且必定建立在一个更合理、更有弹性、更加可塑、更为多元化的基础上。它之所以是“应该”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中华民国的模式太零乱,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模式则太僵硬,它们全都不合中国生活的需要。它们,尤其是第二中国,最后已堕落成人类历史记载而不仅仅是中国记载上的腐败典型。关于“典型的塑造”问题,在这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讽刺性宣传。
   
   (355)
   
   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事实上只是走向第三中国的中继站。第三中国才是持久的中国,第三中国的国号是简单明了的“中国”每无需任何多余的后缀。就此而言,第一中国和第二中国的多重罪恶也应得到宽囿,但在此之前,请先予以清算──不是社会的清算,而是历史的清算;不是悲剧式的清算,而是喜剧式的清算。
   
   第三中国之所以是“必定的”,因为前面两个中国尤其是第二个中国──事实上只是“中国本体”在与现代世界互相作用时,产生的一些变态反应而已……它们的千奇百怪,都是过渡时代的毛病……
   
   (1990年1月1日)
   
   (356)
   
   十二年(1979年西单民主墙)以来,尤其是两年(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的大陆政情显示:追求民主自由的风潮日益浩大且将进一步扩大,特权统治阶层对此已是阻挡乏术。“六四”镇压帮助我们“多体验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在此以后,实际上已经慢慢滑入了一个不可控制的无政府状态。整个中国社会都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解体状态”,“虚无党”真的进入了虚无状态,其“大治”的结束已是“板上钉钉”了。
   
   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视,民主自由的追求者们有几许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呢?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仔细地剖析一下著名的民运人士的案例就可以了:他们更多是旧制度的反对派,而非新制度的筑造者。这不是简单的个人态度或个人素养所致,而是由于:自由主义百年来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中国社会现实的批评者,而非整合者。所以,百年来拥有整合中国社会的机会者,均非自由主义者。
   
   这牵涉到一个问题: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到底代表谁?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有时我悲观地想到,民主主义者在中国,只代表了百分之二的人:这就是,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城市人口中的百分之十的受过较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散布于广大农村与乡镇的少数先进分子。无可讳言,民主与自由的理念极可能代表着中国的前途,但在现实生活中,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则只代表着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
   
   在中国,百分之二的人统治百分之九十八的人不是例外,而是通义;但是,如果民主主义者胜利了,谁来监督、尤其是制衡他们?──姑且不论这是多么不可能,多么容易“在过程中异化为相反的东西”。──就凭那“不以民主自由为终极价值的百分之九十八”?结果不难设想:民主主义蜕化为民主集中制,自由精神演变为先锋队(或曰“精英”)精神──似乎成为一个逻辑的必然。
   
   中国农民的生存需求,迄今停留在“求温饱”阶段,中国市民的生存需求,只是寻求小康水平,论者有言,少数先进分子常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是不错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可领导一个专制的、对自由并无迫切需求的社会。当少数开明人士领导着一个对自由、民主并无迫切需求的国家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变成“新权威主义者”。这就是“社会整合的压力”所扭曲的理想主义。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5/2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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