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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六章5

   
   
   (345)
   
   “第三中国”的宣告


   
   笔者在1989年6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5月底出版)上,如此指称1989年5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那位编辑非常狡猾,他(或是她)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篡改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因为三百五十年来的异质统治──包括异族统治和异化统治即本族人执行的异族统治,已经使得中国人明显地丧失了“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能力。而1989年的短暂春天,却提供了一个“自己思考和思考自己”的瞬间。这个瞬间的窗口很快就被被粗暴而迅疾地关闭了,但是它依然留下了的记忆、显示了可能,并印证了我此前十五年的思考(1974─1989年)。这一思考就是本书所要展示的。
   
   这一思考的最初结果,曾以单篇文章的形式作出如下发表:1《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美国合众国际社电讯1981年10月18日)、2《文化史上的兀鹰──兼论董卓等历史形式》,原载《华人世界》1987年第1期、“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440─47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l版。)、3《反文化现象的历史思考──读<三国志>及其它》(原载《科技日报》1989年2月19日及26日、《向东方》之《第三章文明的毁灭》,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4《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原载《五四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5《文学的理性和文学的奴性──一个从古到今的鸟瞰》(原载《书林》杂志1989年5期。)、6《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分治》(一九九七年十二月。)、7《野蛮的北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定位》(一九九八年一月。)。其间的时间跨度为整整十七年。而从那以后到现在又过了八年。一共二十五年过去了。如果从“第二南北朝”概念开始孕育写作的1975年算起,其间经历了1980年的大纲(《新南北朝的曙光》大纲之一,《历史比较学的方法及例证》,1980年5月2日)到现在(2006年)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现代中文世界,若不替某些特定的党派或是财团摇唇鼓舌,发表每一篇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都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漫长无谓的等待。
   
   (346)
   
   我们所生活、所置身其中的这个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艰苦卓绝努力的泥潭和漫长无谓等待的荒漠。我因此称之为“无君世纪”,一个涵盖了、凌驾于有形的中华民国(现在的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大陆)之上的那个无形的废墟!这个废墟不仅无君,而且无父无夫──是一个被乱党和黑帮等“组织”完全盘据的黑暗时代!
   
   结束这个废墟的,兼并了两个中国的,将是未来的“第三中国”。
   
   这个“第三中国”的称谓还取义于第一中国的王国时代(先秦)与第二中国的帝国时代(秦至清)之后的“宪政时代”──它要超越无君师的“共和时代”的废墟,兼并大陆与台湾、融合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构成完整意义的“第三中国”。
   
   有人目现在的“共和”为血腥的祭坛,有人目之为腐败的典型。作为“第三中国的发现者”,我则目之为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并且相信它必能以自己的独特性而在人类人文明史上占有一席醒目的位置。不是由于它标志着中国的巨大牺牲,不是由于它预示着中国的盛运即将开始,不是由于它暗含着人类命运最凄苦最惨痛的一页──而是由于它蕴含着某种巨大的创造潜能。就像过去的秦和隋,因为秦和隋的巨大能量,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后来的继承者汉与唐,都无法企及的。
   
   这个蕴含着巨大的创造潜能的“共和混乱时代”,但愿它也是“绝后”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典型的痞子”诞生、扩散、垄断一切之后,将永不再有他的后裔来荼毒世界。清末的八旗都不如文革的痞子腐朽得厉害,南朝的士族末流都不及改革的痞子那么疲软不堪。蒙古的野蛮人比不上痞子党团的横暴;李自成张献忠手下的闯和流,对比痞子的愚暗无知也相形逊色。
   
   哀哉!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垄断性的痞子结构无情吞噬社会细胞的时代。
   
   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及其党人的杰作。作为一代以人作为对象、以人的生命作为材料的“艺术大师”,毛造的“艺术珍品”迄今仍在中国张扬肆虐,而且命中注定要给世界打上“烙印”。正如毛语录所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本人作为高利贷者的长子,就深刻地体现了这一阶级烙印,他后来终于把全民都盘剥得一穷二白。因为农村里的畜牧业者清楚:所谓“烙印”就是人们用烧红的铁,活活烫在牲口身上的归属印记。
   
   但在我们看来,二十世纪的高利贷者和烙印者们与其说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不如说也是受到了现代中国的可怕缔造──在他们成为残暴狡诈的施害者之前,他们首先是孤苦无助的受害者。毛泽东在乞讨、流浪、行骗、受人侮辱、损害追杀的时候,有谁怜悯过他?
   
   从这种意义上说──深深的毒化不仅来自人性深处的诡诈,也来自生存压力的逼迫。现代美学理论就认为“艺术美”并非“艺术作品的客观特征”,而是人们“亲口品尝的生物性愉悦决定的”,所谓“丑恶”只要处理得当,也是“艺术性”的重要方面。艺术正是这种意义的夸张、人为典型而已。真伪、善恶、美丑的严格界限,到底在哪里?
   
   (347)
   
   艺术是对现实的反动。从这意义看,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专制政体所创造的酷吏,乃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无政府状态的深刻反动。这些酷吏虽然吸尽中国的精华以自肥,致使中国举步维艰,但我们最终可以满怀希望地说,命运并没有抛弃中国,中国的曙光已经来临──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虽然像是“梦呓”,然而下一个周期的曙光,从来都是被这一个周期的权力,当作梦呓来处理的。
   
   不错,我们的认识现在还是孤立的。但光荣的孤立怎么能够因为其孤立而被作为应该否定的论据呢?我们的精神笔记,就是历史的思想钩沉,它说明了孤立者的历史价值是无从取代的,因为它戳破了“群众专政”的黑暗时代、并在工农兵的一片死寂的沉默中,说出光明的所在。
   
   (348)
   
   在孤立者遭到窒息的同时,中国的灾难与日俱深。大众的无能与社会的灾难,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或者至少是骈生关系──“老化”往往是和“顺世”互相伴生的。
   
   但孤立者已经宣告:欲消除中国的灾难,必先恢复“思考自己”和“自己思考”的能力,从而激起“中国思想的复兴”!所以,“惟有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中华民国)之后的那个第三中国,才是王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继承者。”
   
   自我们而启始的第三中国,它既是政治上的,又是文化上的。它将由政治上的功业过渡到文化上的创新。它绵亘多少世代呢?起码千年。这种展望将予第三期中国文明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它推出我们真正价值系列的全部微妙。
   
   (349)
   
   第三中国的人们,既不是患有广场恐怖症的党派老鼠,也不是自欺欺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摇唇鼓舌者。他们,是精细而审慎、大胆而热烈的创造者。他们并不希图造出什么永恒的东西或永恒的真理,他们只是为了这个千年的这个季节的特殊需要而孜孜创造……
   
   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中国”不同于政治上的“第三中国”,它是作为文化上的第一中国(“古王国”:殷周至南朝)和第二中国(“中王国”:隋唐至新南朝──政治上的第一中国)的继承者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受欧洲的文化影响而形成。正如文化上的第二中国感受着西域和印度的影响,文化上的第一中国也曾感受着周人尤其是楚人的影响……
   
   (350)
   
   由于满洲人与中国人的对峙,导致中国社会中坚的彻底崩溃,在近代中国,因此行不通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天皇的权威代之以舞会的专断。但是党国比天皇更不灵。天皇是空灵的,他较少私利(只有一个皇室需要满足);党国却是一个实体,它盘踞着大大小小的暴发户与食尸者。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5/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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