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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五章2

(251)
   
   当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金田起义一百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以1850年为轴心的1838年──1864年这段中国历史上,有四种对峙的、交错的政治势力,但没有一种是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的,没有一种是可以列为后来中国的先驱的:
   
   1、满清帝国主义,代表对中国的直接的民族压迫,以维持现状和特权为务,是一种反动的帝国主义。

   
   2、欧洲帝国主义,代表先进的技术文明,和有力的政治文化,从长期看,可以帮助中国下入世界,以短期看,但预示着中国民族的侵略和压迫。是一种“进步的帝国主义”。
   
   3、拜上帝会,在政治上是中国民族对满清帝国主义的反抗,但在政治文化上又受欧洲影响对中国进行催化。最后,退化为特权集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双重压迫。
   
   4、湘淮皖勇。在政治上帮助满清帝国主义镇压汉人,在文化上又代表了腐朽的乡下人对欧洲城市文明的反抗。
   
   这四股力量没有一股是“好”的。依其有害于中国民族可做如下排列:
   
   1、满清帝国主义:100%有害。──完全反动。
   
   2、欧洲帝国主义:50%有害。──文明进步,民族侵略。
   
   3、拜上帝会:50%有害。──革命,愚昧。
   
   4、湘淮皖勇:50%有害。──抵抗,镇压。
   
   (252)
   
   以林则徐其人为例来分析上述冲突:
   
   1、在其宦游的前期即鸦片战争前后,他作为满清的帝国主义的差役,对外参与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其目的并不是保卫中国民族而是保卫“大清朝”。结果是反动的帝国主义被先进的帝国主义击败。林顶戴自己也蒙受了历史的羞辱。
   
   2、在其宦游的后期即金田起义后,他作为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差役前往镇压,企图推行民族压迫。
   
   从上述两方面看,林氏完全说不上是什么“民族英雄”,他只是清廷的奴仆而已。因为他受命镇压反清民族起义的行为,难以用一句“历史局限”轻轻带过,而是其“汉奸”身份的最好说明。林则徐和吴三桂,殊途同归。难道林则徐不知道,在“欧洲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前,中国已经被一个野蛮的“满洲帝国主义”奴役了两百年了?如果可以原谅林则徐,为什么不能原谅汪精卫?
   
   (253)
   
   上述如此这般不堪入目的中国近代传统,完全提不出一个我们可以奉为“先行者”的楷模。──这预示了中国革命的深度和漫长!
   
   而中国百年革命揭示出来的两大任务是:1、摧毁过去的,2、建设未来的。“建设”不仅指的是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且指的是尚须建设新的政制、新的礼制、新的文化甚至包括新的哲学、观念、心理!
   
   (254)
   
   辛亥革命:文官系统崩溃。从此武人阶层与知识阶层开始了迄今为止八十年对立(1911年—1989年),“专政”从“民主的补充”,变成了“民主的代替”。武人阶层更是进化为“党国体制”。所谓“民主的补充”是指:“多数人统治”虽然“民主”,但任何民主国家也都有其对待少数人的“专政性质”。而“民主的代替”则是“民主集中制”的“党国体制”,其实质是军事管制、武人专政。武人专政也叫做“无产阶级专政”。
   
   (255)
   
   在1911年以前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个“律”统治的国家,依靠惯例(“祖法”)和“大清律”治国,上谕和圣旨仅在特殊时偶尔使用,对惯例和法律作例外的变通。但当中国陷入欧洲帝国主义侵略,陷入内乱和外侮之后,惯例和法律不再适应新的国内外形势而逐渐崩溃了。于是爆发了革命,结果形成了《六法全书》。1949年“解放以后”,一切法律宣告作废,开始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政策治国”的时代。
   
   (256)
   
   满清以来的中国问题:中国的统一有赖于中央集权,而中央集权又对社会的发展极为不利。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我的答案是:一个由社会择优制度而来的、非世袭的精英阶层及其辅佐的立宪君主制。一个由这样的文明创造者为象征的普遍礼制,能够再度安定中国。所谓“普遍礼制”就是普遍的、中立的、没有任何人身限制的社会择优制度。就像美国的“执照制度”那样。没有执照就没有资格,没有执照就不能越俎代庖。
   
   (257)
   
   中国当代的种种问题起源于“无法自我调整”。既然中国社会无法像日本社会那样自己出面调整由于欧洲的入侵所带来的全面失调,那么就只好任凭外人来予以强迫调整,于是列强、日本、苏联继满洲势衰而纷纷入侵中国、入主中国、在中国培养代理人:军阀、汉奸、共产党。在这痛苦过程中,习惯了亡国状态而且没有能力自治的中国社会随波逐流地改变着自己的一切──包括整个的观念世界以及社会环境、衣着打扮,甚至对于自身的看法都是由外部世界决定的。在对中国本身的看法与感受上,中国人从民族自大者变成了民族自卑者。
   
   可是这一巨变还不是我的历史哲学的起点。
   
   我的历史哲学起始于这样的思考:为什么中国与日本的命运不同?二者在文化上原来不是很相似吗?二者在种族上不也是相去不远吗?为什么两者的命运以及他们对同一事物的反应如此有别呢?仅仅因为中国的文明没有自觉地学习别人的传统吗?我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实上,中国人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也是很善于学习别人的东西的,学习佛教、印度、西域的文化元素。
   
   我发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一个区别,那就是中国人似乎有点暮气沉沉,而日本人的心态却更年轻。于是我想探究“人间事物衰落的原因”、“自我调节能力为什么丧失”的这一奥秘。
   
   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心态殊悬,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话题。这主要不是生理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并且是社会心理──历史记忆的差异所造成的。
   
   (258)
   
   如果说,“中国问题实因文化失调所致”,为什么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而两国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须知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非文献也,非文字也,而是指“文明之总括”,所以中国的“文化失调”首先体现为“社会失调”。中国与日本,就“文献”意义的文化来说,似乎没有很大差异,但是若就社会结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民族性格等各个方面论之,两者的文化(“文明之总括”)则大相异趣,绝对不是什么“同文同种”了。此因两个文化的起源发展并不相同,传承发展更有歧义。结果不同,是很自然,就像欧洲各国虽然同为“基督教民族”,但是差异也有天渊之别。难怪日本人也可以自称:“日本固有文化”并非中国文化,实为“和魂”而已;他们甚至说中国文化对日本只是一层画皮,极易剔除。
   
   但对于中国人自己,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与社会风俗,结为一体。欲革新中国文化,不得不先革新中国人的大脑,甚至演变到了“革命的砍头主义”,也是效果不彰。
   
   (259)
   
   在“革命的砍头主义”的支配下,中国的社会改造,包括了一切方面的斩首行动: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的改造,语言、文化、心理造甚至表情的改造。其结果,现在的中国人都是愁眉苦脸或是横眉怒目的。而每一项改造之下又可细分为更多的项目。社会的砍头主义、改造运动,体现为“历次政治运动”。但是究其实际,社会改造运动不是人的意志掀起的,而是由于历史的压力,人的意志,不过是 在躲避历史的压力。人的天性中有极大的堕性,而习惯性如不遇到某些深刻的危机就会自然延续,相形之下,社会改造因此变成根本多余的。而根据《周易》体现的历史原理,社会改造运动一旦掀起,本质上就不可逆转了。任何危机如不深刻到一定程度,不会引起社会改造对之抵抗的;相反还不易为人们察觉。而当危机深化,终于引起社会改造运动时,这种危机于此不仅已经无法得到解决,反而因为僵化的秩序遭到破坏而格外加剧了。这就给予社会改造运动以更强有力的动机器,从而使社会改造的剧烈程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计甚至想象,甚至危机已经缓解了,社会改造运动依然不会停止。因为“易”的进程开始,一切都不可逆转,除非把社会改造运动的领袖以另一种罪名捕杀之,而强制社会改道。
   
   人的生存条件不断在变,人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就活不下去。而腐朽没落的大人先生们却属于坐以待弊的人,并阻挠别人求生存求升华的意志。这种人是更深意义的秽多与非人,这种大人不被赶入地狱,社会就无法更新。社会改造运动所体现的,就是“天命”。天命是人类一切命运的契机,其中包括人的诞生在内。人的优越之处在于他较能体味天命,人所禀受的基本天命即是:生存与升华,其余一切都是为此服务的。
   
   反抗天命就是违背自然,而违背自然的人即已丧失了生存的依据,这种人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利,沦为事实上不受法律保护的人。
   
   (260)
   
   反对中国的“党内民主派”:
   
   1、一个叫化子手持打狗棍,(又名“讨饭棒”),一个绅士手执“文明棍”──难道,你们能说这叫化子贫穷的原因在于他的打狗棍?或者,你们断言绅士之所以文明是因为他较有风度地使用了他的“身份标志”(“文明棍”)?
   
   2、我们知道──人们把“打狗棍”叫做“专制”、“独裁”,但我相信它却不是贫困的原因。相反,它只是贫困动乱的社会常常使用的一种“防卫机制”。人们把“文明棍”叫做“民主”、“自由”,但我相信它却不是富裕发达的原因。相反,它只是一个健康强大社会的最后装饰品,和它的“自我调节机制”。
   
   3、党内民主派们认为──叫化子只要把手上的打狗棍换成文明棍,就可以变成绅士;或者,只要剥夺绅士手上的文明棍而飨之以一根打狗棍,就可以沦为叫化子。
   
   4、但是,我们反对你们的这种一厢情愿!正因为我还没有浅薄到成为一个党内民主派的地步,所以,我一开始就不相信这场所谓的“改革开放”能够达到它预期的目的。
   
   5、中国“党内民主派”的特征:
   
   (1)信奉经济决定论。(2)把现代中国贫困破产的原因,诿过于中国传统及所谓“小农经济”。(3)信奉“欧洲社会产生的现代技术及其经济管理系统可以迅速移植于中国,并使中国迅速成为现代化国家”。(3)相信和平演变的奇迹。认为在中国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来改变用共产专政建立起来的结构”。然而,中国历史只能对此提出否决的证明,因为一个用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用暴力来结束。(4)误信中国可以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或“联邦的”方式予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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