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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若望到艾未未 — 五代人的追求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历史由至少五代人谱写。
   
   1949年前的三代
   
   以林觉民(1887-1911)为代表的上世纪80后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前仆后继,壮烈牺牲,创建中华民国。与他同龄的蒋中正算为了实现三民主义而浴血奋战的第一代。在美国获得工程学位归国的陈立夫 (1900-2001)则属第二代。他们认为三民主义集各种主义之所长,合乎中国文化道统之精神,能够救中国。所以,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以三民主义为政纲的国民政府在北伐成功后像以前的军阀一样实行根绝赤祸之国策,但共产国际却继续派遣史沫特莱等间谍到中国赤化民众,渗透各界,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邪恶信仰,哄抬鲁迅等民族败类,诱惑青少年参加红色团体,滥用民主自由,危害中华民国。不少受五四狂人鲁迅等影响的“新青年”被共党欺骗而误上贼船。

   
   以陈立夫为首的民国政要从“礼仪廉耻”的传统伦理出发促使约一万五千余认贼作父的“新青年”改邪归正,加入国民党,成为第三代民主志士。他们为抵制外敌内奸,呕心沥血,可惜他们没能守住大陆,好在保住了台湾。从台海两岸的历史和现状可以轻易得出中华民国才是华人的自由家园,而中共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用接二连三的“运动”害死至少八千万居民。大陆人至今生活在谎言和恐怖中。
   
   属于第三代的王若望(1918-2001)年轻时反对国民党,经历重重魔难后才在晚年认同中华民国。这也表明王若望确实追求民主自由,只不过选错了船。他当年反对的国民党及其掌舵的船(中华民国)即使面对中共的威胁也已实现民主宪政。
   
   
   1949年后的二代
   
   
   对王若望而言这无疑是场悲剧,但他的生平和作品像三十年代的留学生郑念(1915-2009)及其自传《上海生与死》一样有助后代了解共产党的邪恶,明白一个真正追求自由民主的爱国华人无法与共产党和平共处。
   
   早在1993年王若望就告诫世人,“指望中共自我完善,主动开放党禁、报禁,就是对中共的顽固本质缺乏理解的表现,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特别是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上万学生苦苦哀求(有一帮人是长跪不起),要求中共首脑接受最起码的和解条件,而回答学生们的请愿是坦克、是机关枪的大屠杀。”
   
   八九民运的主力军是生长在中共极权专制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他们算王若望的下一代。享受“离休老干部”特权的王若望支持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讨还被中共剥夺的人权而被中共再次投入红牢。王若望让刘晓波相形见拙。他针对《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发表《关于八九民运的反思—与刘晓波先生的“对话”》,指出刘晓波颠倒黑白,成了延长中共寿命的“特技气功师”。刘晓波中诺奖后,此文在网上流传。诺和奖的光环促使世人更能看清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异议名人实乃违背道义的政治投机者。
   
   好在“拒绝犬儒,拒绝合作”的艾未未比被他称为刘无敌的诺和奖得主有影响力。鉴于艾未未也像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的第五代一样在唱《草泥马之歌》,我才注意到他的父亲艾青(1910-1996)与王若望的异同。他俩像陈寒波(1921-1952)一样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被红色宣传误导,上了贼船。他们为共党颠覆中华民国出过力,然而在马列中国他们却饱受迫害。不同的是王若望老来幡然醒悟,与中共决裂,而艾青的作品像他的遗体一样被盖上了中共的血旗。艾青包括其诞辰100周年纪念日都被中共利用来搞红色宣传。
   
   陈寒波则不到三十岁就看穿中共残民祸国的真面目,并逃亡香港。他被共特谋杀前,在其自传《我怎样当着毛泽东的特务》中坦诚“是在半吓半骗下被迫成的”。艾青的名字也作为“文运同志”出现在陈寒波的自传中。陈寒波的心路历程也折射了王若望与艾青的共同经历,“我从小酷爱文艺,美术,尤其爱好诗歌和戏剧,我所以在少年时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因为爱好文艺、美术,因而,参加了左翼文运团体,跟隐蔽在团体内的共党‘文特’,‘艺特’结了不解缘,致在不知不觉中投进了共党的组织。那晓得参加组织后不久,便在组织命令下被迫放弃了自己所喜爱的东西,而担任了勾心斗角的组织工作、和其他许多的冒险活动,精神上,十几年来都沉浸在矛盾痛苦中。而自一九四九年後,这种内在的矛盾底痛苦,更发展到了最高峰”。
   
   可惜林昭(1932-1968)发现误上贼船时已无法逃亡。1957年,林昭像1500名北大师生一样被打成右派,遭到迫害。1960年林昭被捕入狱,她在非人的狱中用自己的鲜血写道:“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
   
   
   违背天理人伦的红色轨迹
   
   
   王若望与艾青像鲁迅一样都不是其父母给的名字。江苏人王若望保留了原姓,而浙江人艾青本来姓蒋,和蒋中正同宗同族,却因反蒋而易名为艾青。1933年,蒋中正对第二期军官训练团的开学训词“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提倡传统价值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1941年艾青写作的叙事诗《我的父亲》证实他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违背传统价值观。换言之,民国政府剿共没错,因为共产主义导致信徒违背天理人伦。艾青居然为了共产主义而唾弃自己的父母。
   
   苏联成功地通过左尔格等共产国际间谍把苏日矛盾转嫁为日中战争后,被民国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走卒都被释放,王若望也是其中之一。15岁的王若望在上海当学徒时被骗入地下共青团,第二年就因从事违法活动被捕。1937年8月,他获释后奔赴听命于斯大林的武装割据地延安。那时的爱国英雄要么像齐邦媛的初恋情人张大飞一样加入空军抵御日寇,为了保家卫国,他们勇于牺牲自己;要么像郑萍如一样加入戴笠领导的军统在沦陷区秘密抗日,英勇就义。
   
   二、三十年代的留学生中不少人像艾青一样到国外被共产国际赤化。艾青回上海加入共特操纵的左翼美联。1932年开会时被法国巡捕抓捕,入狱三年。毛共制造了借国军之手,清除异己的“皖南事变”后,艾青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进入延安。艾青很快便加入由毛泽东自己指挥,刘少奇领唱的颂毛大合唱,发表马屁诗《毛泽东》,谎称其“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
   
   在蒋中正领导国军英勇抗日,无暇他顾时,毛泽东躲在延安发起什么“整风运动”,通过毫无道义可言的政治斗争,恐怖手段,强行“改造思想”,整肃红色队伍,篡改中共历史,树立个人权威。王若望遭到“走到反党的边沿”的警告,后来还被扣上“山东的王实味”的帽子;而艾青则接受毛泽东的“改造和培养”,配合历时21天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艾青还像丁玲等文艺工作者一样不惜对遭整的王实味打大棒子,沦为唯毛泽东马首是瞻的笔杆子。他用诗歌捏造什么“两家亲”,抹黑抗日容共的国民政府与反共亲日的汪精卫政府勾结。艾青的《论秧歌剧的形式》被毛泽东认为可以起到“教本的作用”。这一切都证明共产党在日本侵华战争时,躲在延安利用宣传扩展势力。而王实味遭批斗则是因为他在作品中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及在抗日军民浴血奋战时,延安却是“歌啭玉堂春,舞会金莲步的升平气象”,而且“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身陷马列中国
   
   
   在王实味被砍头不到十年,“搞宣传﹐帮共产党得了天下”的笔杆子们刚兴致勃勃地在北京买下四合院就挨个遭到整肃。最先遭难的是把艾青捧红的胡风(1902-1985)。推崇鲁迅的胡风1929年就在日本沦为共产国际走卒,但他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所以,敢于在1954年发表《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指出中共用“五把刀子阉割了中国的文艺,好的作品从来不是由政府下令创作出来”。毛泽东借此捏造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牵扯全国五千余人,其中被捕的有五百余人,六十余人自杀,十二人非正常死亡。
   
   王若望与艾青都被迫加入批判胡风的行列。《胡风黑帮的灭亡及其它》(1955)的作者就是王若望。在流亡海外后王若望在发表的自传中坦诚自己“屈服于最高权力的意志和棍棒”,而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挑战毛泽东,否定其领导文艺的权威。
   
   艾青则在胡风去世后发表《思念胡风和田间》。从中可以获知艾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如何被地下共产党员胡风收买利用。文中说,“胡风主编《工作与学习》丛刊,发表了我一部分诗,这个丛刊有两期的封面是我设计的。丛刊发表了我的诗之后,一天胡风突然告诉我:‘你的诗已得到了最高的评价。’我不好意思问他是谁说的,他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后来我猜是冯雪峰说的,因为那时,冯雪峰担负了中央派他主持上海的工作”。
   
   艾青没有像王若望一样透露他曾批判胡风,而是称,“1954年7月,听说胡风向党写了三十万言书,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很多意见。本来可以通过自由讨论解决,却想不到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终于夸大成了政治问题给以讨伐。他被当做敌对分子处理,因他受牵连的人数不少。从此,我们彼此不知死活,音讯隔绝达二十多年之久,直到1980年9月,中央重新审查他的案件,给予平反,他才重见天日。”此文在《人民日报》(1986.4.18)上发表。 八十年代,艾青像巴金一样成为中共当局认可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胡风被战友出卖,但非原配的妻子梅志(1914-2004)对他不离不弃,为他鸣怨叫屈,为他评功摆好,从她处可以获知,胡风确实为共产国际渗透中华民国,发展红色势力做出“杰出贡献”。 没有胡风,艾青可能还不会从一个“吹芦笛的人”沦为中共的笔杆子。艾青知道 “诗人必须说真话”,可惜在他投奔听命于斯大林的延安后,就开始违背自己的诗论,“昧着良心说假话”了。艾青不仅被毛共评为“模范工作者”,还加入听命于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巴金虽然也沦为中共的道具,但好歹没有加入其中。
   
   胡风在出狱后写的《胡风回忆录》中透露他如何发现艾青:“那是介绍艾青的诗集《大堰河》。艾青是一个初见的名字,又是这样一个毫无诗意的书名。现在据李又然的回忆,是自费印的,寄售的书店没有卖出一本。但我读了受到吸引,有所感动,认为感情内容和表现风格都为新诗的传统争得了开展,诗人的健旺的心将为人民创造出更多的精神财富。我这一点评介大概促使读者接受了艾青,我自己和他也就认识了,在友好的接触中更认识了诗人的气质。”换言之,艾青的诗集暗合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被胡风看中并加以吹捧。而艾青从此逐渐沦为红色笔杆子,名扬马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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