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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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权利体系的成长(一)

论权利体系的成长(一)
   秦永敏
   
    1 人权和权利
   

   人权和权利是两个高度相关的不同概念。
   二者最大的区别是,人权是政治学术语,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权利则是法学术语,具有具体性和专属性的特点。
   人权,从广义上来说,可以包括一切现实的和潜在的权利,它的特点是对人类而言具有周延性,即对一切和任何人都有效,正因此,尽管它在产生时是少数西方中上层白人反对王权和僧侣特权的武器,却很快变成了社会下层人民向上层社会提出同样的权利要求的强有力的理论根据,随后又变成了美国黑人向白人提出同样要求的理论根据,变成了妇女向男权主宰的社会要求权利的工具,变成了殖民地国家人民向宗主国家及其人民要求权利的工具,成为全世界一切社会下层人民要求平等权利的工具。
   与此同时,由于一切人在特定情况下都会成为弱者,这样保护人权就是通过保护弱者来保护全人类。人权也就因此成为了普世价值核心观念,成为当今世界的最高正义观念,成为了当今世界公正的法律的核心指导思想。所以,一方面人权观念从它产生之日,就具有自满自足性,因为它包括了一切人的一切权利,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不断成长、发展或者说不断展开的特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权所包括的具体内容也就是权利会不断丰富、发展、完善起来,并且永远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进步。
   权利,从现实来说,只指已经由一国的法律体系明确规定赋予公民了的权益和相应的自由。它的特点是,第一,法律赋予了公民,公民才可能享有,否则绝对没有,第二,法律赋予了,也可能只是字面上的东西,还需在立法保证救济手段的情况下,才具有现实可能性,第三,真正能确保权利兑现的,却不是法律本身,而是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说到底,是全体公民拥有对权利的充分理解和兑现权利的坚强决心。与此同时,权利是具体的,是一项项由社会生活需要产生、并经过公民、法律人和立法机构共同研究决定,最后由立法机构正式通过的,并且能够由执法机构严格执行的。也就是说,权利首先必须形成严格的法律文本,然后必须由公民勇敢实施、运用、捍卫,并且由国家机器加以保障。
   
   2.现代权利的起源
   
   从古希腊罗马开始,西方法学就流行着自然法思潮,承认人类生而平等自由。古希腊一开始就制定了市民法,把一切权利赋予全体市民(奴隶除外),到罗马时代,随着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化,又制定了统治各族人民的万民法。罗马法学家通过讨论得出了这样的共识:政治权力的根源是人民,法律之所以有效,是人民参与政治的结果。他们的结论是:“所有国家法律的制定都必须归于政治上有组织的人民。”面对罗马皇帝集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于一身,这种结论的确有为独裁统治服务之嫌,但是,就是这样,在罗马时代人民的权利也还是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
   基督教的“千年盛世”也是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在此之后,也就是从人类第二个一千年开始,欧洲进入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当今中国也有一些人呼唤“复兴中华传统文明”,这些人是完全误读了“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是复兴什么?不是复兴古代的宏大帝国,而是复兴古希腊罗马的商业文明,复兴人文观念、人道主义,更具体的说就是复兴古希腊市民法的权利本位观念!这样,从13世纪下半叶登上历史舞台的但丁开始,由文艺复兴而至启蒙运动,由观念更新到社会变革,由人文观念到权利法定,人类终于因此走出了一条从等级身份制度到权利平等制度的光辉道路,也是通过制度把人类和动物完全区别开来的道路,那就是完全摆脱了弱肉强食,从而进入了以保护弱者来保护整个人类、使整个人类包括所有弱者都能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和自由、独立、尊严、体面的时代。
   人类现代制度有两个价值取向,一个是制约强者,既统治者,使其不能为非,最终则“将权力关进法治之笼”,一个是保护弱者,即全体社会大众,尤其是那些处于无助地位的人——包括鳏寡孤独,包括天灾人祸事故的受害者,包括那些社会斗争的失利者。这二者是相铺相成的,没有对统治者的有效制约,弱者就不可能获得应有的保护,反之,不能有效地保护弱者,强者就不可能得到必要的全方位制约。
   制约强者之滥觞,是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的确立,这是人类以法律约束权力的起点,最终导致了宪政的确立。
   保护弱者,即全体社会大众,靠的是立法保障并确保其实施,这种以立法加以保障并能得到实施的制度安排就是权利。这种现代制度的肇始,起于1581年的荷兰,也就是尼德兰共和国。
   17世纪中叶的尼德兰,也就是西班牙统治下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的一些地区,是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班牙王室的统治形成了尖锐对立,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于1581年成立了连省共和国,由于荷兰是最大的一个省,所以也叫荷兰共和国。1609年,西班牙正式承认荷兰共和国的独立,但在那以后,强大的封建贵族势力还是迫使软弱的资产阶级做出了重大让步,这样,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近代共和国不久又成了历史。
   但是,尼德兰共和国所取得的一个伟大成就却保留了下来,并且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那就是由它于1581年确立的男子的私有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成了整个人类现代制度建设的基石。
   男子的私有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是整个人类现代政治制度的两大基石之一(如前所述,另一个基石是以法律制约权力的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它的确立并不仅仅是开始把以法律保护弱者或者说全民落到了实处,同样重要的是,这两项权利其实是一个生命力极其强大的种子——男子的私有财产权是这个种子的主根,它向下扎根形成了当今世界的全部经济和社会权利,言论自由权则成了这个种子向上生长的主干,它长出了当今世界的全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3.格劳修斯的历史贡献
   
   没有理论指导社会就无法前进,与此同时,社会理论又只能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实践积累基础上产生。因此埃及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文明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积淀,也就没有产生伟大的思想和理论,这样它对世界进程的影响就微乎其微。距今两千五百年前后,由于有了数千年的文明积淀,东西方几乎同时产生了一系列伟大的思想家,那个时代作为“轴心时期”也就因此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古希腊,由于特殊的海上贸易中心的地理位置,使它一开始就依托欧亚非三大大陆的腹地发展出来了商业文明,这样,尽管后来被强大的农业文明淹没了上千年,在商业活动重新兴盛起来后,古希腊文明(以及早期的罗马文明)也就被重新发现,由此发展出来的“文艺复兴”最后终于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农业文明以土地占有为基础,因此,通过以强权占有土地和使民众附着于土地也就成了普遍规律,由此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暴力夺权占地为王的统治者。商业文明则不同,它是以“公平交易”为基础的,一切人在交易中都首先是自己的主人,与此同时才能成为自己财物的主人并进行交换,这样,私有财产权和支配私有财产权的自由意志就成了公平交易的先决条件,并最终由此生发出全部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
   且说,在男子的私有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产生两年之后,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应运而生,那就是格劳修斯。胡果•格劳修斯(Hugo Grotius)1583年出生于荷兰的上层社会,其父当过律师和国会议员,他本人担任过荷兰律师公会主席和荷兰驻英国大使。但后来因为受到政治迫害而逃亡法国、瑞典,并担任了十一年的瑞典驻法国公使。其主要著作有《论海上自由》、《战争与和平法》、《捕获法》等。由于有了尼德兰革命带来的实践,格劳修斯以其深厚的家学渊源作为基础进行了深刻思考,从而创立了自然法学派,以此为权利概念的伟大意义和价值做了开拓。
   在格劳修斯的自然法理论看来,社会进步不是神祇所能左右的,它基于人类理性和社会交往,在长期的博弈中一步步发展出来了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更加有利的规则体系。那就是在“自然状态”下一切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着生存和寻求自由、幸福的平等权利,也就是“自然权利”,这种自然权利在人际交往中就发展成为“社会契约”。
   格劳修斯认为,自然法是理性的命令,是识别善恶的标准,凡是与理性一致的行为都是公正的,反之则是罪恶的。以此观之,理性是自然法的第一个源泉。那么,理性又是什么呢?他认为,理性是人的本性,这种本性首先表现为社会性,因为人有社会交往的愿望,又可以借助语言和判断实现这种愿望。人的社会行为因此受理性支配,不受感情支配。显然,在格劳修斯那里,理性可以和社会正义划等号,感情则和极端自利划等号。他尚认为,人的理性还表现在守约性上,这就使人们能按照共同协商好了的一定的方式与别人交往,从而使这种交往能顺利的进行下去。社会性和守约性,是自然法的两条基本准则。格劳修斯指出,自然法有三个宗旨:1.不得侵犯他人财物,2.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和由它们得来的利益归还别人,3.赔偿因为自己的过错给别人造成的损失。这三点,当然都是基于私有财产权,都是对私有财产权必须严格加以保护的说明。
   古希腊文明之所以能成为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文明,就在于它是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商业文明,这种文明在欧洲的复兴,把整个人类带进了现代商业文明时代,这种文明虽然基于“公平交易”,只有在发展出了一套规范“公平交易”的规则体系之后,它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最强大、最具有正当性、也最具有竞争力的制度文明体系。而构成这种终将战胜其他一切社会制度的核心要素,就是私有财产权以及维护私有财产权所必不可少的言论自由权。
   格劳修斯关于自然法和私有财产权的阐释,是现代人类社会权利体系成长的第一个理论丰碑。自然权利经过人类的社会实践升华为社会契约,也就表现为法定权利,法定权利中的第一项,就是私有财产权。整个权利体系就围绕着私有财产权展开,包括言论自由权,也只是为保护私有财产权服务的。私有财产权是个人在社会上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现代社会制度体系的全部基础的第一块基石。权利体系的成长由此开始,现代制度的建立也依靠它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有效的保护私有财产权,人类社会才能高速发展进步,社会福祉才能有效增进,社会正义才可能最大限度的实现。由此可见,任何“消灭私有制”的观念都是弱智的或者说是可悲的,是企图阉割人类进步的睾丸,是消除社会发展的激素,至于那些侵犯私有财产权的政治作为,则都是最大的犯罪,都是严重的开历史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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