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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不该被遗忘

   

   今年5月初,在酒吧遇见一名相识的某轻工学院学设计的大三学生。酒吧墙壁上悬挂一幅当作艺术品的陈旧毛泽东图像相框。在座几人的话题自然而然谈到毛泽东、六四。这名学生说他崇拜毛泽东,他知道六四,不就是1964年嘛,他父亲就是那年出生的。作为八九民运参与者、入狱者,我顿时无言以对。

   第23个六四国难日临近,作为仍在大陆苦苦坚守的八九一代,简单梳理自己的思路。

   

真相,还是真相

   

   六四作为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其真相在23年后仍被当局严密封锁。也是在今年5月份,笔者曾在新浪微博转发一幅某流亡海外六四学生领袖声援陈光诚的图片,只写一句博文“有谁记得她是谁?”,微博当即被第四次封杀删号。

   1989年民主运动,对中国共产专制体制造成直接冲击。反贪污、反官倒、争自由是这场民主运动的主流诉求。大小城市的所有社会阶层都被动员起来,学生、工人、政府人员和普通市民,参与者广泛;对东欧和台湾民主转型提供了道义资源和运动范本,为他们输进对抗专制的勇气和胆识。

   虽然最终政府军开枪镇压以失败告终,但是,如此大规模广范围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其最大的意义是出现公开的反抗者,为中国制度转型培育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者。

   开枪镇压,真相未明,那么六四真相是什么?

   首先是官方决策内幕。八九运动迄今整整23年,有关影像、书籍在海外比比皆是,但最为重要的官方档案仍未被公开。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等实权者拍板军队戒严,开枪屠杀命令直接来自时任军委主席邓小平,这已无秘密可言,可是命令是如何层层传达戒严部队?六四镇压主要决策者、时任中共总理李鹏,虽有网络版《李鹏日记》流传,披露八九运动部分信息,但是缺乏来自官方其他决策者的交叉印证,不可全信;时任北京市市长、戒严总指挥陈希同,近日在香港出版《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已披露的信息显示,他称自己在八九事件中仅是一个“傀儡”,不是戒严总指挥,撇清罪责。除了已死亡的邓小平,这些健在的六四屠城制造者,都在试图推脱罪责,洗白自己。将六四屠城罪责归咎邓小平一人,显然不符合史实,不能揭开全部真相。集体参与决策,戒严部队参与执行枪杀,这关乎历史评价和对个人的清算。

   其次,军队调动、开枪,具体是谁实施枪杀,地点和人数,仍然是谜。尽管流亡海外学者、八九民运亲历者吴仁华、封从德等人,考证撰书,但限于官方档案残缺,未能提供准确答案。八九民运参与者零散的回忆,同样未能勾勒出完整的屠杀细节。东西德统一之后,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档案得以保存并公开,真相震惊整个社会;台湾“2•28事件”、韩国“广州事件”都是民主化之后,真相才得以大白于天下。这并非说,人们现在不需要六四真相,真相仍在艰难逼近过程中。

   第三,死伤人数。官方公布仅有两百多名死难者、伤者数千人,包括军警、学生、工人、市民等,这个数据普遍受到质疑。现在普遍认同来自前苏联数字,六四死难者高达三千人,但仅是一个概略数字,缺乏身份认证。二十多年来,坚韧查找死难者身份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在她的统计名单上也仅找到数百名,难以取得较大进展。这并非全部罹难者数字,而是地下调查限于线索短缺、家属避讳、分布广阔等原因。为此,她常常受到关押和骚扰。

   

六四反思

   

   在寻找六四真相过程中,参与者的反思也在同步进行。“政府有罪,学生有错。”这是八九一代的共识。八九民运值得深刻反思和吸取血的教训。

   最大的教训:第一,人们普遍对独裁专制者的血腥镇压认识不足;第二,参与者的民主训练普遍不足,没有及时诞生民间灵魂人物;第三,温和、同情民主运动的最高权力者赵紫阳,优柔寡断,被垂帘听政者邓小平去职、软禁。

   最大的反思:传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根深蒂固,奴性思维仍然主导参与者的言行,极大的局限了参与者的反制度目标。

   最大悲哀:学生绝食动员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声援,但是绝食事实上成为运动的目的,未能转化为有效的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反抗行为;学生内部的权力争斗,以及部分北京学生领袖在六四前夕风闻镇压而携款逃亡;学生将涂污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的湖南“三君子”交给警方,使得他们遭受重判。

   只有厘清这些本质的观念和行为,才能知道在今天这个依然专制的国度,八九民运巨大的社会启蒙意义,以及纪念什么。23年后的今天,纪念八九民运最大的意义,是为了社会启蒙,矫正价值观和培育公民意识,从而完成公民自我教育和塑成,形成民间压力集团。

   六四屠杀被年轻一代忘记,这是最大的悲哀。这有三方面原因:权力在党内传递,第二代制造的血债,第三代、第四代,乃至第五代,为维护权力的所谓合法性和合理性,依然实施谎言欺骗,方式等同于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信息封锁伴随政治恐怖,再加上功利性的社会现实,当局将年轻一代注意力导向物欲追求,人们普遍因为恐惧而自甘远离政治;八九事民运自从六四屠城之后,从未在教科书、电视、书籍、互联网上出现,历史记忆从此在年轻人心中消失。篡改历史、政治洗脑导致集体失忆、失语。

   互联网的出现并普及,是新世纪献给中国人的最大礼物,尤其是近年博客和微博的出现,彻底颠覆了网络封锁,从此这个国家再无秘密可言。但是,政治谎言和虚假新闻,短期内依然左右人们的传统思维。改变需要时间积累,以期改变人们的价值意识和思维方式。

   政治异议与维权行为,同步发育,这可视作八九民运启蒙的结果。如果说八九民运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体现,那么随着信息相较以前的开放,公民权利意识觉醒,民间社会走向进步,社会动员更为走向底层。

   

八九一代

   

   这是本文附带的一个话题。今天敢于公开在中国大陆政治恐怖现实中自称八九一代,需要卓绝的勇气。八九一代实际上成为一种自由精神的标签和符号。广义上言,八九一代是指1989年走上街头的大中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狭义而言,单指85级至88级在校大中专学生、老师,包括部分中学生。

   如上所言,八九一代分化、退出也是事实,在未来可见的政治利益博弈中,八九一代的分化将会更为明显,这未必是坏事。广义的八九一代,绝大多数已经退出民运江湖,不乏在政经领域跟当局合作者,更多的八九一代,八九民运已经成为他们遥远的青春记忆。大致统计一下,坚守在中国大陆、依然活跃的八九一代,不会超过50人,他们23年来入狱、出狱成为家常便饭,不断遭受政治迫害。相较当年全国各地数千万热血沸腾的参与者,这是何等可怜的一个数字。

   八九一代大多已四十多岁,本是人生最辉煌的创造阶段,然而社会角色的边缘化却非常明显。这固然因为政治隔绝和迫害,但社会冷漠和人们的功利,也是主要原因。他们的言行和事迹,不被社会公众所了解,他们个人及家庭的生存状态普遍恶劣。当局对待不同的个体,采取的监控手段不尽相同。最为不公的是,只有当他们入狱时,才会引起西方社会和媒体关注,或成为经济交易筹码,更多的时候则被冷落、抛弃。流亡海外的八九一代,与坚守大陆的八九一代,在精神气质上已形成差异,但可能也是有益的互补。

   八九一代如何与新兴的异议维权群体对接,也是前者所面临的现实。维权群体更看重个体和群体利益,利益诉求是维权群体最大特点。他们没有宏大的政治诉求,社会热点事件有效的连接起不同阶层和职业的维权群体,现场围观和声援成为最大特色。职业人权活动人士已经形成,社会也已形成初步的民间救助机制。

   在职业分类上,律师、记者、学者和艺术家群体,较为活跃,维权意识强烈,他们往往成为社会弱势维权群体的同盟军,但也仅仅出自职业的便利和专业技能的输送,功利色彩和圈子、省籍意识仍然浓厚。热衷个人功名,仍是最大的缺憾。

   传承八九精神,笔者以为未能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传播真相,尤其是海外人士具备便利条件。先有真相,然后才有精神传承。八九民运不应该仅仅作为一次历史事件而存在,而应随着社会趋势达致反抗精神和价值观传承。

   

   2012年5月28日

   

   此为原文,刊载时有删改。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2年5月31日

   原文链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569

   中国人权双周刊网址http://biweekly.hrichina.org/

(2012/05/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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