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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与知识分子

   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各种专业人士粉墨登场,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知识分子随之分化。其中一些坚定的八九一代,被冠以持不同政见者(或异议人士)。这起镇压事件集结起不同年龄和职业的知识人,而更多的八零年代活跃人士,则被体制利益收买。异议人士以入狱、流亡构成群体背景,后者固化依附在体制而噤声。

   六四事件成为大陆知识分子分化的节点,在于他们遭受体制严厉清洗,与以前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所不同的是,肉体并未被消灭,流亡海外成为共同选择,这也因此严重削弱了他们对大陆的影响力。包括最为年轻的学运领袖,他们亟待完成知识和历练的储备。

   六四之后,流亡空档和政治恐惧,造成大陆知识界在1990年代整体沉默,同时为那些拥抱体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话语权。市场经济使得社会走向多元,尽管政治禁锢从未松弛。所以,一些经济学家成为知识分子代言人,他们对经济社会发言,进而达到对整个社会的发言。

   2000年之后,互联网的兴起与普及,为知识分子完成自我救赎,提供了便利,并且打通国界封锁。流亡海外并且坚守的知识分子,他们基本完成西方价值观的实地学习和观察,新颖的思想观念源源不断经由互联网传播进来。同时,西方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著作被大量译介而入。最为重要的是,因为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让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再次分化,一些人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声望,不依靠体制能够生存,成为民间代言人。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在消失多年后,再次出现。

   回顾整个2000年代,互联网助长的仅是个人化表达的井喷,还未自觉到知识分子本位思考和社会角色定位。在一个自由开放的民主社会,知识分子业余性和边缘化,方为本真状态。然而,在中国大陆却恰恰相反。他们依据知识和智力双重优势,俨然成为社会正义代言人。弊端在于,网络窜红非常容易,由于独立精神、个人阅历和知识结构缺陷,往往变得自负天真、自我膨胀,无能看清专制制度真相,反而沦为“小骂帮大忙”角色。而自我教育也来自互联网,博客与微博出现,将网络封锁与反封锁,删帖与再贴演绎到极致,但毕竟不是力量对等的博弈。现实中国与网络中国,几乎是两种面目。

   萨伊德在其著作《知识分子论》,敏锐地描述出知识分子业余性,知识分子是指那些批判社会和政府的群体,跟他们的职业和教育程度无关,这就扩展了参与批判者的范畴和专业度,最大限度地对公权力和社会丑恶现象作出监督。在当下中国大陆,出于政府压制和政治恐惧,知识分子随同自由、民主等名词被严重污名化和滥用。那些自我炒作的活埋和百名公知名单,真正够格的以个位数计,他们并不想为这个社会做出承担。几十年洗脑带来的恐惧、犬儒、注重名利等负面遗产,尚需时日加以修正。

   六四事件制造了一批异议知识分子,以作家、诗人、学者、律师和记者构成,散居海内外。但这个群体因网络封杀,他们的名字较难进入大陆网络视界。他们经过牢狱和流亡锻造及痛苦思考积淀,兼具普世价值和经验优势、公民意识和社会担当,以及谦卑理性等人格魅力。知识分子等于异议人士。如果说当下中国大陆还有知识分子,那就是这批鲜为人知的异议人士。

   

   原载《动向》月刊 2012年5月号 ,总321期

   刊发时原文有删节,这是完整版。

(2012/05/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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