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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38)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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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步，对干部的审查就可以告一段落，而审干过程中形成的具体文字资料
就成了干部的个人档案。从此这份档案就尾随干部，像一个无形的影子，干部调到哪儿，
这份档案就跟看他到哪儿。以后每逢审干或政治运动，这份档案都会增加内容，党组织
都会在这份档案中写上对这个干部的考察意见，它将决定这个干部在政治上的前途，或
被提拔重用，或「不得重用」，或被「控制使用」。于是干部档案就成为决定干部命运
的一件利器，它同时也成了一只「不死乌」。它既属于这个干部，又是完全独立于干部
个人的异己物（干部通常不知道领导在自己的档案中写些什么），两者相依相随，一直
到这个干部离开人世，这份干部个人档案也还未寿终正寝。它被置放在某个文件柜中，
在对这个干部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的政治审查中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审干工作正紧锣密鼓全面展开的同时，社会部的秘密侦察工
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同步进行。
如前所述，1939年后，社会部加强了对延安各机关、学校人员的秘密考察业务，
被列人考察对象的人员包括以下几类：
从国民党监狱释放来延安的人员；
来延安时介绍信不清的人员；
年龄与相貌不符的人员；
喜欢打探小道消息的人员；
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空隙可以被敌人利用的人员……
社会部如何得知这些干部的背景？没有组织部门的协助和提供介绍，显然是不可
能的。尽管社会部在各机关、学校派有单线联系的秘密情报员——「网员」，但依当时
的规定，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互相不得打听彼此的背景（有些同志或有可能被派往国统区
工作），因此，社会部获取干部资料的渠道主要是各级组织部门。
1940年9月20日，中央社会部发布〈除奸工作指示〉，要求延安各机关、学校划
出审干中的嫌疑对象，将其材料上报社会部。①根据这份指示，一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
被集中到社会部，另有一些人，嫌疑程度尚不足上报社会部，其材料则由各单位组织部
门自行掌握。
从1940至1941年上半年，社会部会同各机关、学校的组织部门和保卫委员会，对
集中在社会部的嫌疑分子材料进行鉴别，并展开对这些嫌疑分子的秘密侦察。
然而，确定「嫌疑对象」并没有太多的事实依据，对大多数嫌疑分子的怀疑，主
要依据的是他们本人所填写的各种表格，而这些表格中所反映的问题，也大多是「剥削
阶级」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一类。以及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
当时，这批已被内定为「嫌疑分子」的人员大多是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的
学员，他们之中，除了少数人是在国统区自行报考进入延安的（陕北公学曾在国统区刊
登过招生广告），绝大多数人都是经各地中共党组织或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推荐介绍
①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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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延安的，在「嫌疑分子」中也有一些党龄较长的老干部。可是他们依据事实填写的各
种表格竟成为将他们定为「嫌疑分子」的唯一依据，他们将由此被长期秘密审查，一「挂」
就是几年，非党员的不得入党，也不被分配到急需干部的前线。
林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政治处副处长，1940年秋在审干高潮中被王明主持的校
务委员会免去职务，将其调往由张琴秋担任处长的教务处，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
一概不予宣布。林纳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其夫的株连，因而受到党的怀疑，被认为
是「嫌疑分子」。林纳与其夫都是留苏干部，抗战爆发后，夫妇俩奉命返国，但在临行
前，其夫被苏联格伯乌逮捕，林纳一人返回了延安，被分配在女大任政治处副处长。女
大的审干由政治处处长孟庆树（王明之妻）和政治处干部科科长叶群负责，但立案审查
林纳，是中央社会部的决定。为了让林纳「坦白交待」问题，叶群经常找林纳谈话，对
其施加种种心理压力，有时「拍桌子，瞪眼睛」，有时又显出「很怜悯林纳的样子」。
每一次谈话后，林纳总要「大哭一场」（其实在这时，叶群自己也因历史上的问题受到
审查）。以后，中组部也参与对林纳的调查，经过反复研究，报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
才作出了「林纳无问题」的结论。①
在社会部调查的「嫌疑分子」中，著名作家萧军也榜上有名。萧军来延安后，长
期未被分配工作，他被安置在兰家坪招待所，成为一个闲散人员。萧军性格粗犷，初来
延安时对纪律严明、等级井然的新秩序颇难适应。由于没有工作在身，萧军经常到桥儿
沟鲁艺找朋友聊天，言谈中对延安的生活常有牢骚之语。某次，中央文委负责人艾思奇
奉命与肃军谈话，由于话不投机，萧军竟「从怀中掏出了匕首」。萧军的言行立即引起
上级的警惕，「一些领导干部」要求社会部尽快拿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以确定萧军究竟
「是友是敌」，而另一些人则要求社会部从快对萧军作出处理。②
包括肃军在内的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集中在社会部等待鉴别，这项工作量大繁
重，而主持调查的社会部治安科人手又少，治安科工作人员陈龙（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
长）系东北抗联出身，曾在苏联学习，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对排查「嫌疑分
子」的简单化方法持有保留意见。陈龙征得治安科科长汪金祥（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
的同意，两人一起向康生提出改变「反革命嫌疑分子」确定方法的意见。此时正值中央
书记处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前夕，康生接受了陈龙等的建议，将此作为他重
视开展调查研究的一项政绩。
在此背景下，1941年4月10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反革命嫌疑分
子的指示〉，文件提出各地已经「堆积着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嫌疑案例，没有切实审查」，
是因为「各地侦察工作薄弱所致」，另外的原因则「是由于有的除奸同志幼稚，主观夸
大，推测附会，捕风捉影，自造了一些所谓的嫌疑分子……」。文件要求在重新审定原
有的嫌疑分子时，必须做到「详细研究」和「慎重考察」，「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
①参见谢燕：《张琴秋的一生》（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 年），页184-86。建国后，林纳在齐齐哈尔特殊钢厂工作，文革期间，
康生、叶群公开点林纳的名，最后林纳惨遭迫害而死。
②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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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把党内错误、思想意识不好或组
织关系与历史不清等问题与反革命问题分别清楚」。①
1941年春夏，中社部已全面开展清理嫌疑分子的工作，尽快对萧军作出结论，是
清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陈龙此时已升任社会部治安科科长，他布置治安科青年干部慕
丰韵装扮成从其它根据地来延安的干部，住进兰家坪招待所邻近箫军的塞洞里，就近观
察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慕丰韵发现萧军喜爱京剧，正好慕会拉京胡，就以操京
胡伴箫军清唱与箫交上了朋友。萧军毫无城府，「不出几天就对慕丰韵无话不谈」，慕
丰韵将所了解到的萧军的思想动态向陈龙和社会部领导汇报后，最终才解除了对萧军政
治上的怀疑。②1941年7月，毛泽东会见了萧军，与他进行了颇为友好的交谈，萧军当然
不知道，在此之前社会部已对他进行了这么细致的侦察活动和甄别工作。
萧军是延安的知名人士，得到中央的特别关照，由中社部直接经手对萧军的甄别
工作也进行得比帆利，但对于那些已有工作单位的其它「嫌疑分子」，这项工作的开展
就并非一帆风顺。
延安各机关、学校对于中社部提出重新审查嫌疑分子的决定，反应并不一致，有
的予以配合，有的则以各种借口加以推诿，甚至认为，保留嫌疑分子没什么不好，「清
不清没什么必要」。③ 在陈龙、汪金祥的努力下，决定以中社部的名义再发一个文件。
1941年8月2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嫌疑分子的指示〉第二号，文件分析
了各单位清理工作开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一、把组织中个别未查清或未解决的个别问
题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二、把通常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真正的反革命
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三、把各种不良现象或倾向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四、
把一般不满言论和牢骚与有意制造破坏混淆起来；五、甚至还有把出于正义感的某些批
评与恶意的政治污蔑混淆起来」。「总之，……是把现象当本质，把可能当作事实，把
推测附会当作具体事实，不分内外，不分性质，自造了一批所谓的嫌疑分子……」。④
从中央社会部1941年4月和8月两份文件的提出，可以形成以下几点看法：
—、中社部确有一批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质皆高的干部，他们因广泛接触各方面情
况，视野较为开阔，有的干部对过左的审干方法持有异议。例如，陈龙曾力主排除对萧
军的怀疑。在党内形势比较正常的气候下，这些干部会从自己的业务工作的角度出发，
向上级机关提出不同意见。
二、中社部负责人康生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兴风作浪。在较为正常的大气候下，康
生也会接受下属的建议，提出慎重处理不同性质矛盾一类的意见，尽管他抱有私心，一
心想突出自己，并把下属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三、1941年4月、8月的两份中社部文件也存在不足。例如在第一份文件中说，「要
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既然是
①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②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③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④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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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附会、传说自造，就不能再视为是「反革命嫌疑分子」。文件中某些用语措词方面
的模糊，在实际贯彻中不可避免将向过左的方面倾斜，从而影响纠偏的进行。
与以后的历次审干运动相比，1940年的审干是属于比较温和、比较稳妥的，其最
重要的一点是在审干方法上没有渗人强制的因素。社会部虽然全面渗人审干，但社会部
并不直接主持审干，社会部在这一时期甚至还起着某种中和的作用。正是在社会部的主
导下，1941年春夏开始进行对嫌疑分子的甄别工作，解脱了一批干部。1940年的审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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