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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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别光远
·走民主化的韩国道路——起诉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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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四月七日清晨,友人打来电话,说“方励之去世了”。我“啊”的一声,随即追问:“什么时候?”“什么毛病?”友人说:“急于向你报信,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我立即给李淑娴打电话,不通。上网搜索,得知:四月六日早上,方励之正准备去上课,咳嗽一声,就倒在椅子上,再也没有站起来。老方,你走得太突然、太离奇了!
   
    励之给人的印象,脸色红润,嗓音洪亮,身体健壮。“六四”以后,中国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描绘方励之的特征是“走路抬头挺胸,步伐较快”。十足是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上帝的召唤,点错名了吧?
   
    苦了李淑娴。前几年,他们家老二方哲因车祸不幸身亡。淑娴接连失去两位亲人,可以想见,痛何如之!我给她发了一个邮件,悼念励之。我还说:“你们家老二出事后,励之在回我的邮件中说:‘请相信,我们是坚强的。’现在轮到你一个人再说一遍了。”她表示,她一定要像励之那样坚强,不管多么艰难。愿淑娴节哀,渐渐走出悲伤的幽谷,平静地面对现实。
   
   
   
   五行山,压不住

   
    方励之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里翻滚,数日不得安宁。
   
    我和方励之是北大五十年代的校友。我虽然比他年长四岁,由于上大学比较晚,我读历史系一年级的时候,他已是物理系四年级。他在学生时代就有点名气,名气来自他的独立特行的风格。北大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团员代表大会。主持会议的是团委书记胡启立。历来,通过报告的时候,主持人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总是没有意见,照例一致通过。这次,却有一个人从老远的地方咚咚咚地跑上主席台,全场向他行注目礼。他提了一通意见,主要之点是:“究竟要把我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培养“螺丝钉”的年代,方励之的言论是惊世骇俗的。会议冷场。大家都在打听,这个人是谁?他就是物理系的方励之。
   
    像他这样另类的人,一九五七年是很难过关的。他的同伴李淑娴、倪皖蓀在北大被打成右派。方励之是“同案犯”,所幸此时他已离开反右风暴的中心北大,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虽然没有戴上右派帽子,还是被开除党籍,经批判后下放到河北赞皇县劳动改造。在舆论中,他是“有问题的人”,这就成了无形的帽子。右派还可以摘帽,无形的帽子却是摘不了的帽子。
   
    六、七十年代,我们两家都住在北大朗润园10公寓,是邻居。我见到他的时候,老是心事重重,满怀愁绪。直到八十年代,我已被贬到南京,他到处演讲,造成轰动效应。我为他叫好,对人说,压在五行山下的方励之终于冲出来了,这才是他的本色。
   
   
   
   冲天一鸣天下闻

   
    八十年代,方励之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他的出现,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潮流席卷中国。一九八〇年,波兰发生了团结工会事件。邓小平认为,团结工会的背后是一批自由化的知识分子。这一年十二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自由化,形势逆转。一九八一年以后,进入反自由化的周期,打出强权探照灯,搜索自由化分子。反自由化就是反思想解放。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被胡耀邦称之为“闯将”的一批人物,纷纷中箭落马,调动工作、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发配外地等等不一而足。
   
    “江山代有才人出”。正当邓小平对文艺界、理论界施行高压之际,不料科学界冒出一个方励之。方励之独力抗拒反自由化,发出自由的呐喊。自由化和反自由化互相拉锯,魔高道高,不断攀升,终于爆发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方励之是天安门一代的启蒙导师。他的历史作用在于:接过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炬,点燃民主运动的圣火。
   
    思想解放运动的“闯将”是一批人,而方励之是一个人。思想解放的一批人被剥夺了发言权,能够发言的方励之一个人顶替了一批人。他是孤独的,需要更大的勇气;正因为如此,他一个人的声音涵盖了一个时代。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后,方励之也被撤消职务、开除党籍。有关方面将他的言论编成《方励之谬论汇编》,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小册子发下去以后,人们争相传阅,将反面教材正面读,反而扩大了他的影响。有关方面发觉后要求全部收回,谁知收不回来了,部分小册子已被有心人珍藏。
   
    方励之发出的最强音是民主的呼喊。他有一句名言:“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这句话改变了中国人关于民主的观念。人们常说“发扬民主”,以为民主是从上面发扬下来的。这是祈求开明专制下的仁政,不是实行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的民主。方励之任科大副校长时,与校长管惟炎密切合作,提出大学生应培养“科学、民主、独立、创造”的精神,也是四项基本原则,好像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唱反调。《人民日报》上“民主办学在科大”的栏目不断连载。在他们当校长、副校长期间是没有党委书记的,一时之间,科技大学又成为民主大学,气象万千。
   
    当时方励之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激励人们去争取民主。直接受他影响的科大学生,成为全国学潮的带头羊。
   
    方励之将民主引向人权,这是他的思想的深刻所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新啟蒙》创刊发布会上,他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人权是民主的核心问题”。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没有为天安门一代的年轻人所理解,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叫做“爱国民主运动”。不仅是他们,从遥远的“五四”以来,中国人往往将民主附丽于爱国,以爱国为最高范畴。人本身是人的最高价值,因而人的一切活动应以人权为最高范畴。民主和爱国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当权者还可以用爱国来压制民主。真正的民主是通向人权,不是通向爱国。以爱国民主运动求民主,是思想上的迷误,也是民主不得实现的症结。今后,中国的有志之士应当发起的是人权民主运动。
   
   
   
   历史上的角色定位

   
    方励之首先是科学家。他所受的科学训练,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他的彻底性在于,运用独立思考,特别是宇宙大尺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观察人生。方励之是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科学家并非都有科学精神。对于有些人来说,科学只是谋生的手段,不是人生的态度。一九五八年,有的科学家揣摩上意、迎合风向,为粮食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作论证,就是没有科学精神的表现。方励之继承了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的传统,不为偏见所束缚,不为权势所屈服,一贯坚持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是相通的。追求科学真理和谋取人民利益也是一致的。方励之又是“五四”启蒙先驱的传人,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在八十年代进行新的思想启蒙。
   
    中国从来不缺起义首领、造反好汉、革命英雄、政治领袖,缺的是伏尔泰、狄德罗式的启蒙思想家。方励之以科学家的身份进行思想启蒙,这就是他在历史上的角色定位。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和确定自己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必服从别人的意志。对人物的评价,应当符合他本人的角色定位。许多好意的颂扬和恶意的攻击,大多不符合方励之的角色定位。
   
    一九八九年前,他鼓吹自由和民主,起了动员的作用。有人就称他为“民运领袖”、什么“领导人”、什么“领军人物”等等。中国官方又称他为制造动乱的“黑手”、“后台”等等。这些,都是强加于人的角色错乱。
   
   
   
   不符合角色定位的苛求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间,方励之每天都到北京天文台去上班,指导研究生,还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他忙于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插手”运动。他对民主运动是支持的,但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无休止地绝食,以至有的学生领袖声言“期待流血”,都不符合他的理念。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就曾劝阻学生上街。“六四”邓小平大开杀戒,镇压民主运动,并以方励之为首恶。这是毛泽东、邓小平处理群众闹事的一贯格式,锁定和严惩一两个“黑手”、“后台”,以吓退和驱散众人。方励之当然不能对这场并不完全符合自己的理念、实际上也没有“插手”的运动负责;更没有必要为此结束生命。所以他和李淑娴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一年后,经中美两国谈判,离开中国,转道英国到达美国。二〇〇五年,我们相聚在普林斯顿的林培瑞家。林是陪同方、李进入大使馆的。事后忆当年,方说:“当时不知道邓小平杀人的劲头究竟会疯狂到什么程度,真以为有掉脑袋的危险。要说怕死,也可以,……。”我就说:“应当诅咒的不是怕死,而是为什么要叫人去死?不怕死又怎么样?问题是,当时是否值得你去死。”有人批评方励之,为什么不能像叶利钦那样,登上坦克,振臂一呼?为什么不能像谭嗣同那样,为变法杀身成仁?从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来说,方励之都不可能扮演叶利钦、谭嗣同的角色。这不是方励之的过错,而是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的苛求。
   
    还有人批评方励之躲进美国大使馆是丧失民族气节。按国际惯例,因逃离政治迫害、保护生命而寻求避难是合乎正义的。人类正义高于民族原则,无可责备。在中国,也有先例。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使馆的帮助下,逃出中国。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被段祺瑞政府通缉的李大钊,躲进了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一九四六年,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后,民主人士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躲进了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所以这种批评至少是不了解历史。
   
   
   
   角色的转换

   
    方励之是在一定条件下升起的启明星,条件变化了,启明星也将隐退。启明星不是“不落的红太阳”。在美国,方励之的角色转换了。有人批评他,为什么淡出民运?为什么不站出来统合海外各种异议势力?不是淡出,而是本来就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他不能按照别人的意志强迫自己成为政治活动家。还有人问他,为什么他不能以自己的号召力把在北美的各个政党统一起来,像孙 中山一样,组织一个类似当年国民党的海外反对党?方先生本人应该是当然的领袖。他说,当年孙中山的做法,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实际上是恐怖主义活动,包括暗杀、政变、暴动等。方先生希望中国走非暴力的道路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温哥华吴伟)
   
    方励之原来的角色也难以为继了。自由的西方不需要他来启蒙,而专制的中国虽然需要启蒙,但它筑起了“防火墙”,海外人士又无法进行启蒙。方励之恪守本分,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科学上,任何命题都有边界条件,越过边界条件,真理就变为谬误。历史上,角色定位,怎样做人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在边界条件以内发挥的正面作用,越过边界条件,可能会成为负面作用。方励之的科学精神用在自己身上就是严格执行做人的边界条件,做应该做、也能够做的事情。不像有些人不知自己做人的边界条件,奢望成为“中国的瓦文萨”、“中国的曼德拉”、“中国的哈维尔”,结果不但毁了自己,也阻挡了真正的“中国的瓦文萨”、“中国的曼德拉”、“中国的哈维尔”的出现。我有时就某些重大事件约他写评论文章。他说,我理论上不行,这种文章写不好。他写的散文,夹叙夹议,相当精彩。他清醒地知道自己什么行、什么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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