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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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作品选编
·45政府为什么要守法?
·46政府的合法性何在?
·47法律和经济
·48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49法律和所有权、所有制
·50法律和道德
·51法律和正义
·52法律和宗教
·53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
·54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第六章 “依法治国”与政权
·55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
·56国家权力的集权和分权
·57立法权
·58行政权
·59司法权
·60取消一党专权
·作者自传
2005
·论赵紫阳的意义——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论赵紫阳之为人
·政党窃国 公器私用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
·构建和谐社会从公正处理六四开始
《关于“中国人权”事件的郭罗基访谈录》
·“中国人权”创业史上的可敬人物 ——郭罗基访谈录之一
·《我和刘青:从民主墙到“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
·2004年理事年会是一个转折点——郭罗基访谈录之三
·刘青把人权事业当作私人领地——郭罗基访谈录之四
·赌徒管钱财如同老鼠守油瓶——郭罗基访谈录之五
·“中国人权” 的黑箱是如何揭开的?—郭罗基访谈录之六
·“中国人权”组织的制度缺陷———郭罗基访谈录之七
·查账和调查——郭罗基访谈录之八
·执委会六月会议爆发危机——郭罗基访谈录之九
·“中国人权” 的 “死结”何在?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
·理事提案被泼一瓢冷水—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一
·黎安友教授“有损学者身份”—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二
·权力保卫战拉开帷幕——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三
·信心十足去“度假”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四
·理事会第一天四个提案——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五
·谭竞嫦和刘青的工资之谜——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六
·“十几万美元是小钱” ——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七
·谁查账谁就是“麦卡锡主义”——郭罗基访谈录之十八
·程序游戏——郭罗基访谈录之十九
·怀着痛苦走出“中国人权”——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
·一个离奇的 "利益冲突" 案——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一
·辞职前后——郭罗基访谈录之二十二
2006
·宾雁,宾雁,魂归何处
·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
·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解读刘宾雁──《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2007
·与达赖喇嘛的一次会见
·《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
·审视反右五十年(一)
·审视反右五十年(二)
·审视反右五十年(三)
·哀沈元(一)
·哀沈元(二)
·哀沈元(三)
·哀沈元(四)
·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
2008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二)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三)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四)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五)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六)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七)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八)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九)
·一场伟大而又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十)
2009
·送戈扬
·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提出新启蒙的理由——《论新启蒙》之一
·思想启蒙是历史变革的先导——《论新启蒙》之二
·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新启蒙为前提——《论新启蒙》之三
·新启蒙的首要目标对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论新启蒙》之四
·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命题转换为“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化”——《论新启蒙》之五
2010
·《新启蒙——历史的见证和省思》
2011
·宾雁,我要欢笑!
·浴火重生的周扬
2012
·关于严慰冰的争议
·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还是没有看明白——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三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下)
·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2013
·毋忘我!——35年来王申酉的呼喊
·赞老胡
·陈寅恪误人子弟
·哭显扬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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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思维中走出来吧!——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之二(附《杜钧福声明》)


   
   
   
   

    《周末文刊》2012年第9期刊载了杜钧福的《严慰冰匿名信案是何时侦破的》一文。作者特地说明:“老马好;发给你一文,足以驳斥郭罗基关于严慰冰的谬论”。我在《关于严慰冰的争议》中,根本没有论列“何时侦破的”。要是在这个问题上“驳斥”我的“谬论”,完全是无的放矢。看到最后,全文并没有指名“郭罗基”,也找不到我的“谬论”,不知“驳斥”了什么。
   
    接着有一篇《读者来信》,引了王力和吴法宪回忆录中的两段话,然后说:“郭罗基对如此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为严慰冰的所作所为强作辩护。严慰冰写这种无聊的匿名信的主要目的就是破坏他人家庭和睦,败坏他人名誉,是一种极不道德且违法的事情,在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杜先生的文章与《读者来信》是什么关系?不清楚,编者也没有交待。这里的“读者”又是一位隐身人,我与隐身人打交道实在心烦。因为它紧跟在有名有姓的杜钧福先生之后,而杜先生说“驳斥”了我的“关于严慰冰的谬论”,这个“驳斥”就在《读者来信》中也未可知,故又不得不回应。
   
   
   
   是否看明白?

   
    说我“为严慰冰的所作所为强作辩护”,是对我的文章没有看明白。首先是有人为强加给严慰冰的“反革命”罪和“诽谤”罪强作辩护,我是反强作辩护。如果一定要说我是“强作辩护”,那不是“为严慰冰的所作所为”,而是另有所指:第一是为逻辑“强作辩护”,因为马悲鸣违反了逻辑;第二是为法律和法的精神“强作辩护”,因为判定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和“诽谤”罪的人们触犯了法律和法的精神。我的专业就是哲学和法学,这两下子正好撞在我的枪口上了。杜先生的文章和《读者来信》既没有逻辑,也不讲法律,可以说与我的“谬论”无关,更谈不上“驳斥”。倒是与我“驳斥”的“谬论”有关。
   
   
   
   我的追问没有得到回答

   
    “马评”说:“严慰冰的匿名信即使在西方法治社会也是定义严格的骚扰和诽谤”。我请“马评”回答:“能否详细说说西方法治社会有关匿名信的‘定义严格’的诽谤?能否举出一件发生在西方法治社会的判匿名信为诽谤的案例?或者,能否举出一件没有社会影响,没有产生贬损人格、破坏名誉的行为后果的诽谤案例?”我叙述了西方法治社会对诽谤立案的限制,特别指出对公众人物无诽谤可言,因而又请“马评”回答:“能否举出一件发生在西方法治社会的因诽谤副总统、副首相而受惩罚的案例?”“马评”继续搜罗了一些关于严慰冰的材料,曲线行走,就是回避对要害问题的回答。
   
    《读者来信》说:严慰冰写这种无聊的匿名信“在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似乎对“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都有研究,那么请你代为回答马悲鸣所回避的要害问题,并且具体说说:究竟在哪个“遵守法制的国家”因为写了无聊的匿名信而生前以“反革命”罪坐牢13年、死后还要追究“诽谤”罪?
   
    我料定你们无法回答。马悲鸣也没有认错的习惯。自以为了解“西方法治社会”,自以为了解“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其实是以传统的中国特色的思维去看世界;或者说,你们所谓的“西方法治社会”,所谓的“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只是用自己的传统思维所作的推论和想象。
   
   
   
   以道德裁判代替法律裁判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是伦理和司法的混淆。历朝历代均以“不忠”、“不孝”、“不敬”、“不睦”等道德范畴为罪行,不乏以“不忠”、“不孝”行大刑的案例。
   
    道德和法律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但各自都有不同的适用范畴。道德领域的范畴是善与恶,法律领域的范畴是守法与违法,违法之中又有罪与非罪。为善者必定守法,守法者未必一定为善;犯罪为恶,是为罪恶,除了罪恶的恶,道德上的恶,不为罪,可以谴责,不能判刑。故道德范畴与法律范畴并非等同,不可替代。而中国的传统往往以道德上的恶,判为法律上的罪;以道德裁判代替法律裁判。
   
    《周末文刊》第49期所刊载的丁凯文的《不容青史尽成灰》,是以道德裁判代替法律裁判的典型。丁先生说:“严慰冰心态龌龊肮脏,手段低级下流。……无论以什么方式为严作辩护都是苍白无力的,亦无法掩盖严的犯罪事实。”因而是“刑事犯罪”。“心态龌龊肮脏,手段低级下流”是道德领域的问题,“刑事犯罪”是法律领域的问题,两者不可混淆。
   
    《读者来信》说,严慰冰写无聊的匿名信“是一种极不道德且违法的事情”。这里,也把“极不道德”和“违法”混为一谈了。吃一张交通罚单,就是违法,但不见得有罪,只有触犯刑律的行为才是犯罪。违法不等于犯罪,“极不道德”并非违法。对“极不道德”判刑是三级跳。说严慰冰“违法”,还要问:究竟违了什么法?什么行为(请特别注意“行为”二字)构成违法?我早就提出质问,持“违法”“犯罪”说者不作回答,却一再重复老调。
   
    马悲鸣再三引用邱会作提供的材料,说:连周恩来都大骂:“就是在国民党里也不许用这么下流的手段!”周恩来是否确有此话,待考[1];但马悲鸣确有此意,无疑。马悲鸣认为,用了“下流的手段”就有罪。他又用自己的特色语言明白地讲了出来:“干匿名诽谤这种事确实无德;如不拿问,如何制止?”“无德”就要“拿问”,“拿问”必须坐牢。上述丁凯文先生和《读者来信》是将道德范畴和法律范畴混淆,马悲鸣又将道德手段和法律手段混淆。针对“无德”,只能用道德手段来解决,他却主张用法律手段来“拿问”,文雅的说法是越界,粗俗的说法是乱来。
   
   
   
   道德裁判是罪刑擅断主义

   
    以道德裁判代替法律裁判,主要是根据思想言论、目的动机,而不是当事人行为的后果。丁凯文先生裁判的根据是严慰冰的“心态”。《读者来信》说:“严慰冰写这种无聊的匿名信的主要目的就是……”。“心态”和“目的”如何证明?只是由裁判者对匿名信作文字上的解释,没有以严慰冰的行为后果作为客观的依据。以匿名信作为定罪的依据,同样地,具名信、日记、笔记也可以作为定罪的依据。所以,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挖掘出多少“反革命”!以思想言论、目的动机论罪,没有量刑的标准,任由裁判者胡判,完全是罪刑擅断主义。法治的原则是罪刑法定,程序优先。根据什么样的“无德”的标准,“拿问”严慰冰必须坐牢13年?
   
    任何思想动机,即使是不良动机,如果没有产生相应的实际行动,不可能危害社会。只有违法犯罪的行为,没有违法犯罪的思想。凭思想动机判罪,制造思想犯、良心犯,是执法者违法。中国这一不良传统,在共产党一党专权的条件下,更是变本加厉。
   
    中国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常有这样的说法:“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民愤”的产生往往是起于恶感。衡量“民愤”的客观标准是什么?“民愤”如何量化?“民愤大”,“民愤很大”,“民愤极大”怎样区分?没有客观的量化的标准,所谓“民愤极大”纯粹是法官的主观断语。
   
    九十年代,美国的辛普森案,家喻户晓,国人皆曰可杀。结果,法院判为当庭释放,因为证据不足。怪只怪检察机关的无能、失职。宁可放过一个嫌疑犯,也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才是法治。如果根据“民愤”来判决,慢慢地美国就变成中国了。
   
    一些人维护严慰冰的“反革命”罪和“诽谤”罪,就是以道德上的恶感所产生的“民愤”,来抵制和扭曲法律。
   
   
   
   道德裁判、语录裁判、宗教裁判都是反法治的

   
    汉朝的董仲舒发明“《春秋》断狱”。引用孔子删定的《春秋》的词句来断狱,这是语录裁判。文化大革命中,砸烂了公检法,以毛主席语录判案。这也是来自中国的传统,古已有之。
   
    欧洲的中世纪盛行基督教的宗教裁判。现在有些伊斯兰国家,用古兰经判案,也是宗教裁判。
   
    所有这些代替法律裁判的道德裁判、语录裁判、宗教裁判等等,都是反法治的,没有公平正义可言。
   
   
   
   行政权吞食司法权

   
    中国的传统还有一重混淆,那就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合二为一。行政长官县太爷同时是司法长官,主理审案断狱。包公是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他的政绩却来自审案,他的审案记录被编成《包公案》,千载传诵。中国的问题就在这里:行政权吞食司法权。皇权是立法、行政、司法一把抓的全权统治。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皇帝管不着就由“土皇帝”来管。族长、乡绅等并不代表政府权力,但作为掌权的“土皇帝”,照样可以判决,把人打入水牢。
   
    在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中,也可以看到传统的基因,司法权被吞食了。中国的现行体制是,党权代替皇权,也是立法、行政、司法一把抓的全权统治;只有党治,没有法治。对严慰冰的判决,只是服从党的决定,实体法、程序法统统不起作用。严慰冰所享有的既不是法律上的有期徒刑,也不是无期徒刑,而是党产的没有刑期的徒刑。如果不是林彪覆灭、四人帮被捉,严慰冰和被株连的三个妹妹坐穿了牢底也不知是何刑期。
   
   
   
   开展新启蒙 走出旧传统

   
    严慰冰案是共和国历史上重大的错案、冤案。产生此种错案、冤案的根源就在于伦理和司法的混淆,党权吞食了司法权。[2]此种根源深植于中国的传统之中。此种中国的传统是顽强的惰性力量。严慰冰的个案虽然消失了,中国的传统依然在,正不断产生新的冤、假、错案。为严慰冰的“反革命”罪和“诽谤”罪强作辩护的人们,也是在鼓励制造更多的冤、假、错案。批评共产党的人,往往和共产党一样,同是旧传统的俘虏。即使推翻了共产党,由他们上台掌权,恐怕制造的冤、假、错案不会比共产党少。
   
    “五四”以来的启蒙是短暂的、断续的、不彻底的,中国人还没有从传统的阴影中走出来。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开展一场深入、持久的新启蒙运动。[3]像有些以传统思维谈论“西方法治社会”、谈论“任何遵守法制的国家”的人那样,许多人处于蒙昧而不自知。我受了别人的启蒙,又来启蒙别人。我也欢迎别人来“驳斥”我的“谬论”,互相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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