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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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法家的下场—兼论“恶必蠢”定律

秦法家的下场—兼论“恶必蠢”定律

   一世俗以成败论英雄,儒家以道德为标准。俗话说成者王侯败者寇。其实寇无论成败永远是寇,成了王侯甚至得了天下如秦始皇,依然是寇。或说“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这是假话,历史上从来没有“讲秦始皇好”的一派。这一派是在五四以后价值观严重混乱颠倒后才出现的。

   政治和制度之恶是人世间最大的罪恶。秦始皇极权暴政,罪恶滔天,焚书坑儒,影响恶劣。“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焚书运动,和继之而来的项羽火焚阿房宫一起,对中国古文化造成毁灭性的空前破坏。同时,秦氏模式的统一,也是历史性的倒退和犯罪。(理由详见东海《君主制之思---兼论统一的模式和善恶的传染性》一文,那是本文的姊妹篇。)

   秦始皇自己身死野外,罪有应得,秦氏家族被灭族,势所必然。多数作为帮凶的文臣武将,或死于非命或被赵高秦二世灭族,也是咎由自取。

   古人云: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然而,飞鸟狡兔尚多的时候,吕不韦这张良弓和白起这头走狗,就被秦家毁弃了。

   秦始皇可以说是吕不韦一手“策划”出来的。吕不韦,战国末卫国濮阳人。原为大商人,在赵都邯郸遇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认为“其货可居”,因入秦游说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太子。秦庄襄王继位,任为相国,封文信侯。秦庄襄王卒,秦王政年幼继位,是为秦始皇。

   吕不韦继任相国,被尊为“仲父”。门下宾客三千,家僮万人,汇编了传世巨著《吕氏春秋》。他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有重大贡献。后因嫪毐集团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让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恐诛,乃饮鸩而死。吕不韦是杂家,并非法家,但他“策划”和成就了秦始皇,落此下场也不冤枉。

   白起,芈姓,白氏,名起,楚白公胜之后,故又称公孙起。战国四将之一(其他三人分别是王翦、廉颇、李牧),白起指挥许多重要战役,大小70余战,没有败绩,杀人如麻,号称“人屠”。

   综《资治通鉴》所述,武安君白起一生拔城八十六座,杀人一百余万:长平之战共杀人四十五万,连同以前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攻楚于鄢决水灌城淹死数十万,攻魏于华阳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卒二万,攻韩于陉城斩首五万…这是一张很不完全的白起杀人账单。据梁启超考证,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两百万人,白起据二分之一。

   《史记白起列传》介绍了白起被秦昭王逼迫自杀的故事,兹不详说。临死前白起承认自己该死。“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

   二秦氏王族中,最优秀的人物是太子扶苏。他与秦始皇相比,颇有远见,略为宽容因多次劝谏秦始皇和反对坑儒而被外放,“北监蒙恬于上郡”。世人都以为扶苏有仁德,甚至有学者认为扶苏是儒家。其实扶苏虽持政治异议,与秦始皇的极权立场和本质并无不同,父子矛盾,属于秦法家内部“两条路线”之争。

   关于这位太子的资料太少,但从两点足以论定他绝非儒家---最多只能说他对儒家有些同情。他对秦始皇的谏语是: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扶苏反对坑儒的原因,一是“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民心不稳;二是“诸生皆诵法孔子”,绳以重法,怕引起天下不安。都是为极权利益考虑。

   如果说这是谏术---面对秦始皇不能不这么说,那么,扶苏的自杀则是毫不负责任、毫无儒家味的。他开发秦二世使者带去的书信后即欲自杀。《史记-李斯列传》载:

   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蒙恬说得很有道理,可是扶苏不听,还是自杀了,司马迁说“扶苏为人仁”。按照儒家标准,扶苏这么做,既不孝也不仁,对家国、对父亲和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太也懦弱愚蠢,死得轻如鸿毛。后世“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之邪说,与扶苏“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这个说法,可谓一脉相承。

   丛林性和逆淘汰,是极权社会的特征,极权政治内部同样有此特征,甚至变本加厉,对善良零容忍。扶苏被外放和被赐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扶苏素有贤名,后来陈胜吴广起事反秦时,因天下尚不知扶苏冤死(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易通达),就曾伪称“公子扶苏”起兵,作为号召。

   三秦始皇本人对秦氏贵族和多数文臣武将虽刻薄,毕竟没有大规模迫害诛杀,赵高和秦二世可就不一样了。秦二世在赵高的谋划、李斯的配合下登了基,担心朝中大臣和各地官吏不服,诸兄弟与他争位,悄悄与赵高商议。赵高给他出了个主意:

   “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

   秦二世非常赞成,乃更改法律,在原来严刑峻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严峻化,指令赵高对包括蒙恬蒙毅兄弟在内的文臣武将和秦族公子大开杀戒,“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公子高准备逃跑,又恐家属被族,只好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胡亥准其请求,公子将闾昆弟3人,被迫自刎。据专家考证,秦始皇共有子女33人,全部死于非命,而且多死在胡亥手里。

   陈胜吴广起义后,天下大乱。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劝秦二世停止营建阿房宫和减少四边戍卒转运。秦二世把他们交给执法之吏追究罪责。去疾、冯劫倒颇有志气,说“将相不辱”,自杀了。

   李斯被囚,二世二年七月被腰斩咸阳市。临刑前,李斯回头对与他一起被抓的中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相对痛哭,被夷灭三族。

   很快,秦二世也被赵高干掉了。其实,秦二世若有正常人的智力,在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就该提高警惕了。可是他直到临死前,对赵高仍毫无怀疑。赵高精心设计了一场宫廷政变,命令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去杀秦二世。知道是丞相(赵高)所为后,他还傻乎乎地提出一个又一个要求。《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是描述:

   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原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原为万户侯。”弗许。曰:“原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秦二世与赵高勾结,为了夺权叛父杀兄,为了维权又大规模屠杀秦家兄弟(诸公子)和文武老臣,残忍凶恶,做了三年傀儡皇帝,最后死于他最信任的赵高之手,可谓死得其所。如果死于别人,未免对不起他。

   赵高杀秦二世后,立二世之兄子子婴为秦王。之所以不称帝,是赵高认为当时六国各各自立,秦地越来越小,不可以空名为帝。没几天,子婴刺杀了赵高,并且“三族高家以徇咸阳”,灭了高家三族。

   子婴当秦王四十六天,刘邦破秦军入武关,派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一个月后,诸侯联军结集,项籍是联军的秘书长,杀了子婴,灭了秦族。秦氏贵族享受了秦始皇统一带来的短暂的荣华后,都高度一致地付出了生命代价。

   秦孝公以来,无数人为秦氏王朝的统一事业奉献了生命,无数人主动或被迫、直接或间接地充当了秦始皇的帮凶,而被秦王朝直接害死的中小型帮凶无数无量。如秦王陵大大小小的监工,最后都与无数工匠一起被灭了口。据《史记》载:“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秦始皇本纪》)

   黑暗的深渊里没有赢家,一个也没有。文化邪恶和政治罪恶共同制造了这一段玉石俱焚的历史黑暗,空前而不绝后,后继有人。

   四说秦法家,商鞅是无法避开的。商鞅是秦孝公的人,与秦始皇不同代,却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了强大的军事和思想基础,属于间接帮凶。关于商鞅,苏轼《商鞅论》值得一看。

   苏轼先引《史记》的评说:“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人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然后加以否定:“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指责司马迁把游士的“邪说诡论”当作信史写进了《史记》。

   苏轼指出:“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

   意谓秦国本就是天下强国,秦孝公也是有志君主,修其政治刑法十年,不为声色犬马游乐腐败,即使没有商鞅也能富强。秦国的富强是秦孝公抓住根本发展生产的效果,不是商鞅流血刻骨的暴政之功。后来秦王朝遭到人民痛恨,就像痛恨豺狼虎豹和毒药,一夫发难天下响应,秦亡国灭种,乃是商鞅造成的。

   东海认为完全否定商鞅变法的效用,也是不公平的。不过,必须说明,这是烈性壮阳药壮起来的“大”,这种强大是建立在浓浓血腥累累白骨之上的,危险重重。这不是功劳而是罪恶,而且后遗症极大。

   很赞成苏轼把司马迁“论商鞅,桑弘羊之功”定为“大罪”。苏轼认为汉武帝及后世某些帝王阳儒阴法,对商鞅和桑弘羊阳讳而阴用,与《史记》的影响不无关系。(说明一下,桑弘羊与商鞅有异,兹不详论。)

   东坡进一步指出,用商鞅之术,必然“导致灭国残民覆族亡躯”的结果。世间君主们之所以乐于采纳,是因为其术简单便捷,便于“以天下适己”--让天下人为自己服务,让自己舒适,因此贪图一时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东坡说:

   “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汙口舌,书之则汙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夫尧、舜、禹,世主之父师也;谏臣拂士,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乐也。故为商鞅、桑弘羊之术者,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专以天下适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所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其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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